以形说义略论

以形说义，是一种通过分析文字的形体结构解释词义的训诂方法。本文对以形说义的理论依据、流派、类别、检测手段、适用范围等，进行了讨论。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解经特色

大体说来,从其核心而外,层层扩展,宋翔凤《论语说义》主要有三大解经特色:一、以《公羊》之义挖掘、引申《论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二、以"三礼"与音韵解经。三、既博采杂引历代各类子书、古籍以训诂名物,而又尤重以四书五经之经意解说《论语》,思想活跃而多变。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特色与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宋翔凤先著有《论语纂言》,后又"别录私说"为《论语说义》,从传统考据学转出,发挥孔子微言大义并形成系统的士大夫之学;以《春秋公羊传》贯通《论语》而阐发"性与天道"之说,又以《周易》《老子》会通《论语》并推论孔、老同源于《归藏》之《易》。宋翔凤之群经互证与焦循等人将《论语》《孟子》与《周易》互证有所类似,但独特的《论语》与《老子》互证则走得更远,故《论语说义》虽有穿凿附会之嫌却也体现了《论语》文本的开放性以及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以形说义”与中学文言文教学

本文阐述了传统训诂学“以形说义”的训诂方法,以及使用这种方法的工具和原始依据。并结合中学语文课本文言文注释,说明如何应用这种方法进行文言文的字、词教学。同时,也指明了“以形说义”的条件和局限。

王筠“取象解字”对《说文》“因形说义”的纠正

王筠汉字学思想体系中有"取象解字"的思想方法,王筠不仅据此纠正了《说文》类字书解析汉字的一些错误,而且分析了《说文》之所以解错汉字的原因。因此"取象解字"虽然具有局限性,但它也别开了一个文字训诂的新思路,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论汉字据形说义中的误区

论汉字据形说义中的误区胡和平（郑州大学中文系）一汉字的表意性给探求字义提供了依据，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开始，就系统地依据字形来解说字义，并以此奠定了汉字形义学的基础。汉字的表意性存在于其表意字符（即汉字构件中的表意部分，以下简称为意符）。在据形说义...

试论以形说义

本文针对形训的种种弊端和当前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全面论述了以形说义的理论根据，说义的条件和方式，使之成为行之有效的训诂方法。

“结轨”说义

“结轨”一词,新《辞海》、新《辞源》均未收,《中文大辞典》释义云:“谓车轨相连也。”书证为《吕氏春秋·勿躬》“车不结轨”。今按:“结轨”有三义:一、《文选·司马相如〈难蜀父老〉:“因朝冉从駹,定窄存邛,略斯榆,举苞蒲,结轨还辕,东乡(向)将报。”李善注:“《楚辞》曰:‘结余轸于西山’,王逸曰:‘结,旋也”’此为旋轨,与下“还辕”义同,即回车之意。二、《文选·潘岳〈闲居赋〉》:“席长筵,列孙子,柳垂阴,车结轨。”

释“卑”——兼论“以形说义”的局限性

汉字是表意性极强的文字,就是说可以从字形上考知字义,进而了解它所代表的语言中的词的词义。在造字之初,这种联系尤为密切,因而,“以形说义”成为传统训诂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是,随着汉字的运用及其形体的不断变化,“以形说义”方法的局限性也就愈加突出。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汉字发展的几个阶段来看,汉字越是走向成热,它的形体的抽象性越来越高,表意性越来越差。在几经演变之后,汉字的形体与字义之间一望而知的关系便被蒙上了迷雾,同时,人们的认识在加深,语言在发展,词汇在不断地增加,文字系统也在不断地发展,

段玉裁的以声说义

段玉裁在《广雅疏证序》中说:“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其重于得义,得义莫重于得音。”这就阐发了形音义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声音在训诂中的作用,明确地提出了“因音以得其义”的训诂方法。

改进训释方法，提高教学效率──评《多功能解形说义字典》

改进训释方法，提高教学效率──评《多功能解形说义字典》江涛汉字笔画多、字数多、结构庞杂，不理解字形，依样画葫芦，逐个死记硬背，焉能不难？而一般字、词典都不解释字形，查考亦复不易。杨洪清、朱新兰两同志长期在中学任教，通过研究文字、训诂，改进训释方法，提...

《说文》“以形说义”析

一研究汉字在表述上的特征,对了解汉字的字义(在上古来说,字义实际就是词义),并从而掌握和理解古代文献,有着重要的意义。汉字在世界文字体系中属于表意文字,象形、指事、会意等造字方式与图画有关,虽然它已成为一些固定的符号而不是图画,

唐诗色彩词的附加意义说略

关于色彩词的附加意义,以往较多的注意它的象征义。然而色彩词的附加意义远不是象征义所能完全概括得了的。对于高度凝炼的诗歌语言中的色彩词,尤其需要作更细致的分析、微观的阐明。本文试就唐诗中运用的色彩词作些探讨,力图归纳出它的附加意义比较完备的下位类型,它们是象征义、情感义、解说义、替代义、虚转义等。 (一)象征义 运用色彩词对艺术形象进行具体描绘,不但使艺术形象具有间接可视性,而且由于色彩在人们心灵深处长期积淀,人们对它有一种共性的感悟,以致什么颜色词一出现,便能体味出它象征着什么。请看: ①“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李白、《赠 孟浩然》) “红颜”的“红”,象征体健、少壮,“白首”的“白”,象征体弱、迟暮。此句运用“红”、

语源学、词族学和广义“因声求义”说

广义“因声求义”说是上古的声训、以宋代为主的右文说和清代的“因声求义”说的合称。文章从语源学、词族学的角度来探讨其发展情况以及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将语源学、词族学与广义“因声求义”说加以对比。

《可洪音义》引“说文”考

《可洪音义》中提到"说文"250次左右,一般认为指的是《说文解字》,并有学者试图据此校正今本《说文》。然而,经过考证,我们发现可洪所引"说文"资料来源多样,具体所指如下:一、《说文解字》;二、其它字韵书释文;三、经文原文;四、经文夹注。此外,还有一些来源不明。

论段玉裁的“以声为义”说

段玉裁的“以声为义”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依据声旁,由声求义”;“不限形体,于音得义”。本文就《说文解字注》中的声训条例,对“以声为义”说及其得失作了论述。

《毛诗序》“六义”说的历史还原性阐释:实用主义的创作论

《毛诗序》从创作论角度重新阐释了“风、雅、颂”，其“六义”说是实用主义的创作论，汉代多种思想文化因素给这种实用主义的创作论的提出提供了契机。《毛诗序》改“六诗”为“六义”以及“六义”排列顺序依旧错综的原因也正在此，关于“变风变雅”，《毛诗序》

朱熹“六义说”在古代朝鲜半岛的接受——以《诗集传》为中心

绝大多数古代朝鲜学者赞同朱熹《诗经》观即“三经三纬”说,并从不同角度阐发其合理性。不少学者以朱子的“三经三纬”说汇通诠释其“四端七情”说,力图以《诗经》学思想论证性理学思想的合理性。而对于朱熹的“风雅颂”观,古代朝鲜学者也发表了不少有创见的观点,如丁若镛强调风雅的美刺、讽谏的政治功用;权近、许穆等学者则进一步凸显与放大了朱熹“风雅正变说”的伦理教化功能。不少学者虽赞同朱熹对“赋、比、兴”之说,但认为结合具体文本分析有难度。古代朝鲜学者对朱熹“六义说”的解读始终未能摆脱《诗经》政教美刺思维框架的束缚,根本原因在于朱子诠释《诗经》最终目的是通过诠释经典体认纲常伦理,从而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

高丽藏本慧苑音义引《说文》的异文问题

高丽藏本慧苑音义凡122例征引《说文》,计释119字。其中有23例计20字涉及异文。这些异文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反映了慧苑时代汉语言文字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