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现代主义:从说别到别说再到别在西方

别现代主义是关于社会形态、审美形态、艺术形态的创新型理论,主张区别真伪现代性,具足真实的现代性,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别现代主义是在传统中国“别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的别说。“别在西方”指中国本土产生的别现代主义理论传播到了西方,被西方研究。别现代之别来自中国古代汉语中“别”字的第一义并在中国古代有关“别说”的基础上赋予它全新的时代意义。这个新的别说由于其有独特的思维方式、范畴系统和自反式哲学结构而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引起艺术界和诗歌界的追随。近年来美国和欧盟的大学分别自主建立别现代研究中心研究别现代主义,成为罕见的学术事件。从说别到别说再到别在西方,实质上就是本土原创的别现代主义理论走向世界展开国际学术对话并确立自己的国际学术地位的过程。

“枢经学说”的哲学思考

中医“枢经学说”源自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的“开阖枢”理论,该理论最初用于解释三阴三阳的作用和相互关系,经引申、衍化、发展、升华后,用来分析、阐释、推演中医现象,指导中医临床。通过探讨“开阖枢”与经络之气、脏腑功能、五官九窍、肢体关节的关系,阐释了枢经学说的关系本体论内涵;通过探讨认识客体的历史客观性、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科学的实践观,阐释了枢经学说之辨证的认识论内涵;并且提出了下一步的研究愿景和初步构想。

坚持“五形态说”的现实含义

当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淡化、忽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五形态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以贯之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规律的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不应因过分强调某个国家历史的特殊性,而怀疑马克思主义阐明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坚持“五形态说”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从历史实际出发,科学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并根据历史实际,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防范错误思潮的蔓延。

例析以读促说的初中英语课堂教学评价设计

口语表达能力是语言运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阅读理解技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语言输入、语言理解及语言运用的过程中学习使用语言,能促进语言表达的准确性、逻辑性、得体性。与此同时,评价不仅对以读促说的课堂教学具有重要的反拨作用,而且有利于学生不断体验英语学习过程的进步与成功,不断提升学习能力。文章以一节阅读课为载体,通过对读前、读中、读后环节的教学评价进行分析,从激活已知、内化语言、实际运用三个方面,阐述了促进学生口语表达能力提升的教学评价应注意的问题,从而实现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发展语言表达能力,为终身英语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评价标记“你说”和“别说”的用法比较

本文主要探讨评价标记“你说”和“别说”的功能差异及成因。研究发现,二者差异主要体现在评价话语的信息结构、后续话语形式和语音停顿等方面,这些差异取决于二者语义功能的不同:一是评价对象不同;二是互动性不同。二者源结构在会话不同序列位置的不同用法,即“别说”处于引发序列的语用推理和“你说”处于回应序列的引述回应决定了二者功能的差异。本文最后总结出言者引发评论时使用评价标记“你说/别说”的条件。

从“照着说”到“自己说”——对自主性中国哲学史话语建构的思考

中国哲学史话语是以“哲学”概念的引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以及中国哲学史书写为助力,逐步走向学界的。它的建构过程已经从“以西释中”“以马释中”的“照着说”过渡到如今多维度的“自己说”阶段,这代表着中国哲学史的话语开始由外来主导转向独立自主。当下,面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三次转向,选择“自信与自主相统一”“特性与共性相统一”“传统与现代相统一”的自主性中国哲学史话语建构原则,采取自织“滤网”,融合现代化的人文语境、选取现代化的汉语文本为建构路径来书写中国哲学史,可以进一步推进自主的中国哲学史话语的建构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

基于多元读写能力发展的英语视听说多模态教学模式构建与应用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人们的交际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语言技能课程,“大学英语视听说”不仅应关注学生的听力理解和口语交际能力,还应注重培养学生在交际过程中的个人素质、信息处理、技术操作、批判创新等多元读写能力。英语视听说多模态教学依托多元读写教学法提出的情景实践、明确指导、批评框定、转化实践教学流程,构建多模态语篇体验、知识技能内化、多模态语篇评析、多模态语篇构建四个教学环节。实践证明,该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多元读写能力。

流变·敞开·不可说:作为事件的记忆诗学

事件哲学和记忆研究都聚焦于对历史事件的诊断和反思,因而二者具有天然的契合度。事件作为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流变性、敞开性与不可言说性都与记忆的运行机制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事件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先验论及常规秩序的打破,为记忆对现存秩序、框架的背叛研究提供了启发,即在政治权力和社会共同体秩序合谋的记忆构建中,从不同记忆版本中发掘被遮蔽和忽视的记忆。只有敞开记忆、发现记忆奇点、正视记忆,才能开拓出一条通向全新未来的道路。

生态文明概念之辨:“形态说”“要素说”抑或“战略说”

对生态文明进行概念界定,当前主要存在“形态说”与“要素说”之争,前者把生态文明看作一种独立的新型文明形态,后者把生态文明当作任何文明形态中的构成要素。重提这一学术争论,发现“形态说”存在着如何看待现时代工业文明“生态+”的发展态势以及如何理解官方相关表述等疑问,也发现“要素说”存在着泛化生态文明概念、削弱唯物史观基础等倾向。基于此,从战略哲学的角度,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提出了一种“战略说”,即认为生态文明就是我国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为应对人类生态危机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旨在逐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政治战略。这对于弥补“形态说”与“要素说”的不足并科学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以诗成人:王士禛“神韵说”的美育意蕴

王士禛的“神韵说”旨在以诗成人,蕴含着“不黏不脱、不即不离”的生命意识、“灭景云栖”的自然审美情怀、“诗可传后世”的人生价值观、“清远为尚”的人格追求。“神韵说”是关于人与艺术、人与审美关系的学说,其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始终是围绕“人”展开的,它关注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集中反映了王士禛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关于人格修养、人生境界、生命价值等美育问题的独特思想。因此王士禛的“神韵说”是其美育观念在诗歌领域中的集中反映,本质上是一种意蕴深厚的美育诗学,深刻体现了中华美育精神的精髓。

亚里士多德形质说在晚明的引入与发展:从《天主实义》到《寰宇始末》

亚里士多德的形质学说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并在中世纪通过经院哲学家而获得了更加系统性的表述。16—17世纪,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耶稣会士将其引入中国。利玛窦初步介绍了形式因和质料因,而最终高一志对形质说有比较系统的介绍,肯定物理世界的重要性,甚至意识到形质说对中国思想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天主实义》《寰有诠》《性学觕述》《万物真原》和《寰宇始末》展示了晚明耶稣会士为适应中国思想对形质说所做的调整。

科技软实力说的由来与发展

当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时期,讨论科技软实力问题需要站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并进行整体性的深入思考。随着科技软实力逐渐成为21世纪国际科技竞争的核心成分,把科技软实力研究置于战略的高度,已成为当下中国实现世界科技强国梦想的一个着眼点。尽管我国学术界在科技软实力概念的界定上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阐释在历史逻辑上有衔接、所涉范围上有重合,但其已根据中国国情和发展战略的需要,从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进行了推陈出新地丰富和拓展,与时俱进实现了概念的本土化。加强科技软实力研究,推动科技软实力建设,已迫在眉睫。

古史演变分化说与《〈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的讨论

1938年,杨宽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对于《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故事演变的分析,颇有重要的理论启发和参考价值。1996年,杨宽先生写作《〈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时,并没有放弃“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但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在学理上呈现出诸多矛盾。杨氏关于《穆天子传》的“真实来历”,“周穆王西征史迹的真实性”,“《穆天子传》所述及周初历史的正确性”的信古倾向,反映出其学术思想呈现一定的倒退之势。

从“说家”到“小说家”:先秦原始小说家及其流变

先秦之前小说家的最初名称当是“说家”,从先秦到汉代,说家经历了史学说家和子学说家两个阶段。早期的史学说家擅长收集、记录街谈巷语之言与道听途说之事,并注重辨订正音、注解校对等文献整理工作,以此著书立说,是班固汉志中溯源的小说家;战国中后期兴起的子学说家善用譬喻等手法,包装史学说家所记录的先贤先哲、里巷智子的嘉言善语、可观之辞进谏诸侯王,由于没有核心要道而受人鄙视,被戏称为“小说家”,亦即桓谭《新论》中所定义的小说家。班、桓二人从历史与当下两个视角,勾勒出先秦到汉代小说家的全貌。在汉代的文化重整中,刘向按照内容层级原则进行书籍类别的筛选,将“不中义理者”皆归入小说家,使子学说家在汉代获得了小说家这一全新的身份,使迂诞虚妄成为汉志小说家的本色,开启了后世小说虚妄的起点,这一转换在小说史上意义非凡。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之法理学创新——以“权利本位说”的完善为中心

权利本位说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法学界确立通说地位。时至今日,权利本位说确立时的社会土壤和理论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下是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关键时期,应当对权利本位说进行再检视,并推进其发展、完善。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应当继续以权利为中心,保护权利,客观看待权利和义务不均衡的情况;在充分考虑我国司法实践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前提下,对权利体系进一步细化,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保护模式;应当将权利本位说与中国传统法律价值理念相互整合、相互协调,充分发挥两者的作用。此外,在借鉴西方权利学说的过程中亦不能盲从。

沈廷芳“真味”说与桐城诗学新境界

沈廷芳在桐城义法之外标举“真味”,以醇味、淡味、神味论诗文,深得王士禛神韵说之要,上承查慎行诗文之味、沈元沧探源《骚》《选》之风。《隐拙斋集》中诸作于古雅中见绮丽、清幽处寓峻洁、灵妙外含隽永,兼有清远风味。沈氏编定的古文选本《文章指南》中也透露出以诗为文之旨,突破了古文七忌,以绵邈之致用意造奇,力求在雅洁的文辞后呈现古文之“神味”。沈廷芳“真味”论以自然灵妙之神味说拓展了桐城文派清真雅洁之论,方东树之兴味论、梅曾亮之天机说、曾国藩之神机是真味说的演进。“真味”说融入“义法”论,别开桐城古文之新境,确立了桐城派以诗为文的著述传统,体现了清代吴越文风、山左诗派与江南桐城诗文的交融,表明桐城诗学已不囿于江淮地域,在南北文化交融中生成了传统诗学的基本范式,对中国古典诗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话语标记“从某种程度上说”的模糊限制功能

目前,“从某种程度上说”等话语标记尚有研究空间,本文认为这类话语标记主要表达模糊功能,起到缓和、礼貌、交互主观性等语用功能。“P,从某种程度上说,Q”是其典型语境,言者的交际意图是通过信息P来向听/读者表明立场Q。这类标记的典型功能就是模糊地限制Q,Q多是断言性和模糊性的陈述小句。话语标记“从某种程度上说”的模糊限制功能深受其构件“某、种、程度、说”的不定性影响。与“按说”类、“更准确地说”等推进式言说标记相比,表达模糊限制的话语标记具有自身特点;它们符合传信语的判断标准,属于传信语的一类。

《寒山诗》的三次编纂及其显现的性三品说

在初唐、中唐、晚唐,《寒山诗》分别经历了由闾丘胤、徐灵府、曹山本寂的三次编纂,由此塑造出了三种寒山子像。此诗约三百余首,其内容除了前两次编纂中的“述山林幽隐之兴”“讥讽时态”“警励流俗”这三种,还有第三次编纂时开始出现的具有佛教味道的、咏歌南宗派顿悟禅精神的偈颂性之诗。《寒山诗》中有部分侧面言及人性之处。其中《下愚读我诗》与《上人心猛利》中出现了不平等之性三品说的用语,而《智者君抛我》中却表现了对性三品说的批判态度,以其不但使当时由智者、中人、愚者形成的社会四分五裂,又使人们失去了人性纽带而产生孤立感和异化感;《世有多事人》中还出现了平等之真性思想。像这样对性三品说既容许又批判的复杂态度、相互矛盾的人性论之共存、及其超越“圣俗”的努力,正是《寒山诗》的魅力所在。

译者伦理的“四端”说阐释

为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与译者伦理研究相结合的可能性,以孟子“四端”说为基本的阐释框架,讨论“仁义礼智”与译者伦理建构的内在契合性。“仁义礼智”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共同构成了译者伦理的基本内涵,即:“仁”是译者伦理的依归,“义”是译者伦理的适切,“礼”是译者伦理的显形,“智”是译者伦理的评判。“仁义礼智”指向的译者伦理是一个互为解释和补充的关联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译者实施翻译行为的伦理性要求。以“四端”说为阐释框架研究译者伦理问题是一种“返本开新”的思想传承与理念创新,可为译者伦理的思想建构提供独特的分析视角与可供借鉴的研究思路。

由清华简《四告》相关语词谈古史道统说的传承及知识谱系

清华简《四告》由于语言及古史内容多与今《尚书》相合,公布以来备受学者重视。《四告一》中的“宅天心”,整理者指出其又见于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依今古文之间常见的异文关系,“宅”应读为“度”。^((1)) “天心”之外,《四告一》还有“天德”“纲纪”,《四告二》又有“天常”,它们是古史记述系统中的高频关键词。由这些词汇出发,我们可以将很多文献中的古史记述,彼此参互求证,更可见古史道统说的源流及知识谱系。^((2))(一)“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