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字解词》读后

本文对《说字解词》这部具有教学词典与口语教材双重功用的著述进行了评介 ,分析了教材与词典两种不同本质的特性结合在一起的好处 ,着重说明了为了实现两者的结合 ,词典与教材各自做出的“让步” ,并论述了《说字解词》对于对外汉语教学词典和一般词典的编纂、词典释义及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汉语研究等方面的积极、有益的启发。

高丽新藏本可洪《〈广弘明集〉音义》说字校勘举例

《广弘明集》是唐道宣晚年编撰的一部佛教思想文献集,是中古汉语研究的重要语料之一。《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以下简称《可洪音义》)是五代可洪编撰的一部偏重辨析手写佛经疑难俗字的音义书,该书卷29、卷30为《广弘明集》注了5480条音义。可洪每则音义条目主要包括词目、注音、释义、说字、校勘等。目前,《可洪音义》的完整本仅见于高丽新藏中。我们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知识,试对高丽新藏本可洪《〈广弘明集〉音义》说字内容中存在的传刻失误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

《黄公说字》体例研究

《黄公说字》是明清学者顾景星编撰的一部重要字书,原名《贉池录》,它前承《字汇》和《正字通》,后启《康熙字典》,是我国辞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然而研究者寥若晨星。因此,论文先对该书进行一番简要的介绍,然后主要论述《黄公说字》一书的体例,以期引起方家对该书的重视。

《说文解字》的“字用”思想发微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通常被看作“形”书,其说解汉字的方法及对汉字的具体解析得到学史肯定。本文认为,《说文》还有重要的字用学价值,其“字用”思想可以从《说文·叙》和《说文》正文对字的解释两个方面考察。在《说文·叙》中,许慎揭示了“假借”之“依声托事”的用字实质;用“古文”泛指古代文字,表面上是字体概念,实际上指的是古文字的结构和古文献中的用字;许慎对文字的定义和文字功能的表述体现了职用实质;许慎对时人谬解文字的批评,对《说文》编撰目的和编撰原则的说明也都是从文字使用角度表述的。《说文》正文对每个字的解说首重意义,形体分析只是对意义的印证;《说文》解说中常用“古文以为某”来揭示古代不同于汉代的用字现象;《说文》的“重文”如“古文作某”“某古文”等也是就字的功能而言;“一曰”的说解则反映了同字异用现象;《说文》还常引用书例来证明字义。这些都说明《说文》从服务解读经书的目的出发,非常重视汉字的使用功能,多方面揭示了汉语字词的各种关系。

姚文田、严可均《说文解字考异》考论

姚文田、严可均编纂的《说文解字考异》是现存较早的一部《说文》异文总汇。本文对《说文解字考异》的性质、版本及价值进行了论述。在性质方面,文章指出《考异》是一部著作而非简单的资料汇编。在版本方面,文章对《考异》的版本及各版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在《考异》的价值方面,文章指出《考异》从编纂到修订历时百年,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对深入研究清代《说文》学史意义重大。

《说文解字》“枕”字释文辨释

二徐本《说文解字》“枕”字释文皆作“卧所薦首者”,段玉裁已斥其非,改作“卧所以薦首者”。《玉篇》作“卧头所薦也”,唐写本作“卧头薦也”,朱骏声、沈涛等人各有不同见解。孰是孰非,似难遽论。通过对“首”“头”的历时替换及许慎训诂通例的考察,“卧”“薦”词义的梳理,“所”与“所以”的辨析,及此类句法结构在文本中的分布等加以比勘,唐写本“卧头薦也”当为许慎《说文解字》原貌。

从部首字形误释论《说文解字》析形释义

以甲金简字形为参照,《说文》540个部首字形误释173个,约占1/3,其中比较典型的误认有99个之多。字形误释部首义类多样,分布比较自然,提示字形误释应属于自源性错误。字形误释部首约90%为低频部首,部内属字少,提示需要重新考量部首字形误释涉及范围与影响程度。即使是采用严判标准,60%字形误释部首的释义也是正确的。从构字频率与释义角度来看,部首字形误释程度与影响并不严重。这种情况,引发对于《说文》形义孰为中心、《说文》“形书”性质的讨论,亦引发汉字部件化进程与“六书”尤其是“形声”确指的思考。

《说文》叠体字的构形与意象思维

叠体字是汉字中特殊的构字形式。最早系统整理和直接训释叠体字的是东汉的许慎。《说文》的小篆叠体字组合方式齐全,具有明显的强化信息的造意功能,显示出意象性、整合性的构形思维特征。叠体字是汉字孳乳初级阶段的产物,是汉字由表形阶段向表意阶段发展的“速生体”;由于其本身存在表意不清、书写繁复等先天不足的弱点,因此最终逐步被音义兼表的形声字所取代。

《说文解字》形声字甲骨文源字考──论形声字的形成途径

本文普查《说文》形声字的甲骨文源字，提出形声字的主要形成途径：（１）加注形符；（２）加注声符；（３）形、声结合；（４）改换表意字部分形体为声符；（５）后起形声字替代非形声字；（６）字形讹变而析为形声字。

从字说创作看元代冠礼的传承与变迁——兼论儒家的成人观念

字说是一种应用性文体,其源于古代冠笄之礼中的祝辞,兴起于宋代,发展于元代,兴盛于明清,衰落于民国以后。元代是宋代理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传统礼仪走向复兴的重要发展时期。从元代字说的写作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古代冠礼的"加冠命字"仪节正在重建,另一方面,冠礼仪式各环节之间正发生着转化和分离,主要表现在:字说写作逐渐盛于加冠祝辞、"加冠"和"命字"仪节发生分离、宾者与冠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多元化。同时,字说文体中对冠者名字内涵的解说折射出了当时儒家的成人观念和价值导向。

《说文解字》的形训理论

《说文解字》一书是有自觉而深刻的理论作为基础的。尽管这些理论受到历来学者的重视，但是他们的看法至少有这么两个问题：(1)这些理论只是文字学的；(2)六书说只是一个平面上的。本文着重从三个方面阐发许书的形训理论，从而证明这些理论是关于训诂的，而其中的六书说是从不同平面就形义关系所作的理论表述。

陕西方言“说”字等的读音

本文讨论陕西方言对知照两系及日母逢入声薛药觉韵有关字的读音问题，其中牵扯“说（～话）”字以及“卓戳硕若”等北京翘舌音声拼[uo]韵母字的读音问题。“说”字在米脂等处读作入声，关中以及陕南山阳等处读作阴平调，陕南的西南官话读作阳平调，白河方言读作去声调，商南读作阴去调。“说”字的声韵组合很复杂，例如关中方言区西安等。“设摄涉赊奢”等字同音。陕北晋语以及宜川等处亦如读本文所讨论的“卓戳硕若”等字，关中多数方言点读这些字为平舌音声母拼以[Ц]为介音的音节。蓝田等处“卓戳硕”等字读作平舌音声母。

从《说文解字》“示”部字看上古的自然崇拜

《说文解字》"示"部字反映了上古时期的祭祀文化,而它们都源于人类早期的自然崇拜。通过分析《说文解字》"示"部字的语义,来挖掘上古文化中的自然崇拜现象。

罗振玉的《说文解字》研究

甲骨文保留了汉字的本形,能体现造字意图,罗振玉据之纠正了《说文解字》的一些错误,大体上可分为析形、释义、归部三个方面,涉及70个汉字。

《说文解字》徐铉注音质疑录

《说文解字》的注音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徐铉注音是古代反切注音的代表。分析许慎的释义,综合各种注音材料,再比较字与字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徐铉的注音有的与其他注音材料并不相符,其中有的涉及又音的选择,有的涉及意义的确认,有的则与字形辨别有关。本文就其与字形相关的注音问题对徐铉注音提出质疑。

《说文解字》头部名称形声字本义与源义关系举隅

文章选取《说文》中6个表示头部名称的形声字,从该字的源义素是声符字的本义和源义、引申义和假借义三个方面,通过声符系联,得出各个字本义与源义之间的关系,力图为科学汉语字源学的建立提供经过系统整理的文献材料和论证阐释的途径。

《说文》正篆―重文中的秦汉分化字

文字分化与汉字发展的整个过程相伴随。本文对正篆―重文中应用至今的秦汉分化字逐字调查,通过字形演进脉络的梳理和文献用例的分析,说明《说文》正篆―重文之间不仅存在着异体字、假借字和同义换读关系,而且存在一定数量的秦汉分化字。文章讨论了正篆―重文的字形分化方式和二者之间的字词对应关系,进而揭示正篆―重文秦汉分化字的基本特性,以期加深对文字分化现象的理解和认识。

试论《说文解字注》对汉字构件的研究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说文解字》汉字构形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地分析了汉字构件在组合中的意义类别以及思维、文化、修辞等因素对汉字构形示意的影响,对汉字构形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汉语大字典》引《说文解字》注音辨正

历史汉字的读音当以传统注音资料为依据,《说文解字》有大量的历史汉字,其注音也应该遵循这一原则。我们曾将徐铉反切与《汉语大字典》注音逐个进行比照,发现《汉语大字典》在《说文解字》的注音上存在取舍失当甚至张冠李戴的现象,本文尝试将徐铉反切、《玉篇》、《广韵》、《集韵》以及其他注音资料结合起来,对《汉语大字典》的注音选例进行辨正。

“婴”族字补析——《试析“婴”及〈说文解字〉中的“婴”族字》续论

据蔡永贵先生"母文表义"这一理论,剖析了《说文解字》所收录的婴、缨、瘿、瘿、鹦、嘤、樱7个"婴"族字,写成了《试析"婴"及〈说文解字〉中的"婴"族字》一文,发表在《巢湖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上。在此基础上,本文补析、论证《汉语大字典》所收录的《说文解字》以外的璎、巊、撄、孾、孆、蠳、瀴等22个"婴"族字,论证它们是以本义"妇女戴的颈饰"或特定引申义"环绕、缠绕(于颈)"、"小、弱"的"婴"为母文,加上若干表示具体事类的偏旁如"玉"、"山"、"手"、"子"、"女"、"虫"、"水"等为外部标志而孳乳分化出来的"母文外化字",并把这些"婴"族字与母文的关系用表示意于文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