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医养结合”说易行难

日前,有媒体报道,2015年内,北京市所有养老机构和养老照料中心都将具备医疗条件,包括通过自建内设医疗机构或与周边医疗机构合作等方式,让居住其中的老人能看病。而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养老机构不会因此涨价。长期以来,养老与医疗分属不同机构,互相独立,自成体系,造成"养老院不能看医,医院里不能养老"。一旦有老年人患病,要么不得不经常奔波、往返于家庭、医院和养老院之间:要么把医院当成养老院,在医院常住,加剧医疗资源紧张。而养老机构实现"

求真务实为何说易行难

党校学员在学习讨论中,涉及若干难点、疑点、焦点问题,本刊编辑部特约党校有理论造诣的教员撰文作答,以期深化认识、推进学习,文中观点属教员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楚淇说易》-阐述家居风水

本书以家居风水为主题，全面而系统地把家居各个功能空间的结构、方位、坐向、颜色以及家具摆设等布置作详细的叙述说明。图文并茂的阐述了健康家居的各种忌宜．既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何为健康家居又从传统的风水学角度指导居室合理布局。通俗易懂。令读者可以从简浅的风水原理中找到准确的灵验，增进自身的风水常识。防范或避免将遇到的家居风水问题。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说易行难

下一步,金融机构要支持实体经济会成为很明显的政策导向,而且很有可能成为对银行的考核目标关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可谓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触底并开始转入新的增长平台;也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处于下行阶段,尚未见底;还有券商分析师称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周期。

明代王学与易学之关系--以孙应鳌“以心说《易》”之现象为例

本文以贵州学者孙应鳌《淮海易谈》为例,探讨当时学者如何以心学思想诠说《易经》,冀能由是得窥明代王学与易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应鳌自青年时代起,即与王门后学广泛接触。其所作《淮海易谈》一书,在原先的朱注框架、图书概念、解《易》方法中,却将《易》理与心学巧妙结合。先论《易》者,心也,最终推衍出致知则得《易》的结论,明白可见其企图藉易学以彰显王学价值的用心。应鳌之易学,始于朱子,却成于阳明,明代王学与易学之间的互动,可由是得见一斑。

论王阳明《易》说

明代著名哲学家、“心学”思想体系之集大成者王阳明,虽没有以专著的形式对《周易》这部奇特玄妙的经典进行过全面、系统地阐释,但他也曾就《周易》经传及相关《易》理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梳理、归纳王阳明各类著述中的《易》说,可以发现,从其系狱谪居中研读《周易》,到由“易之阴阳消息”感悟“明吾心”,再到由“知至至之”印证“致良知”,以及从“致静守谦”阐述修养功夫,从“乾坤易简”推论心学简易法门,都体现出王阳明《易》说与“心学”思想体系的紧密关联。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说易做难”问题初探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长期存在"说易做难"的问题.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中,必须推动由思想层面向实践层面的转化,由"共识"向"共为"的转化.……

魏晋六朝用典论及沈约“三易”说的批评史意义

魏晋六朝时期,诗文用典风气浓厚。流风所致,隶事炫博,乖离表达需要,渐成诗文蠹病。沈约提出"用典从易""不使人觉"的观点,其诗文中之佳作,能融化典故,浑然一体,对南朝用典论及其实践,起到较大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批评史意义。

西汉《易》灾异说的渊源与变迁

西汉《易》学"本之田何",田何以后,有两系得到发展,一为杨何一系,一为丁宽一系,《易》灾异说出于丁宽一系。丁宽之后,《易》灾异说分而为三:一是田王孙一支,田王孙授孟喜与施雠,孟喜授焦延寿,焦延寿授京房,京房授谷永;二是魏相一支,无传人;三是高相一支,高相授高康及毋将永。

论毛奇龄“移易”说视域下的子母聚卦

子母聚卦作为毛奇龄运用移易说解释象辞关系的津梁,其独特之处便在于兼具聚卦与分易卦双重"身份"。从子母聚卦的移易过程来看,它们拓展了取象范围,进一步扩大了移易说作为解经方法的普适性。然而,也正是基于对"观象系辞"的成经原则和寻象释辞的解经方法的坚持而不得不设定子母聚卦的这一举措,反而凸显了移易说存在夸大象数作用、解经路向矛盾和适用范围有局限等三方面的缺失。

答问时的短话长说

答问时的短话长说易洪川言语交际中，长话短说是常规。话能短则短，能短说却拉长，只会使人不得要领。回答问题时尤其如此。例如：（１）妻子：这椰蓉面包什么时候出厂的？丈夫：我买的所有面包都是４月２６日出厂的。妻子：干吗不买新鲜的？４月２６日是……丈夫：今天。...

刘宗周哲学的易学方法初探

本文以刘宗周哲学之易学方法为论述主轴,研究宗周易学之方法论意识问题,以及易学作为一方法论意识在宋明理学思潮中的意涵。首先从刘宗周易学的时间发展历程与理论发展内涵两层面确立宗周易学思想在其理论系统中的重要性,并尝试从这些意涵中提出几个关注的问题。接着就这些关注的问题出发,展开对刘宗周易学方法的探讨,从改过功夫、易简、太极、心易说等方面对刘宗周即本体即工夫的易学建构进行初步思考。

朱熹、毛奇龄和丁若镛的《周易》占筮观比较研究

朱熹、毛奇龄和丁若镛都以《易》为卜筮之书,但他们的思想在产生背景、具体象数理论的展开以及对揲蓍法的理解等方面又存在巨大差异。首先,在思想的产生背景方面,朱熹占筮观的思想背景是性理学,他试图把道家的自然观结合到以人为中心的儒家思维中来,要把局限于义理框架的《周易》拓展到象数领域,恢复其象数的内容。毛奇龄则从"事功"与"实事求是"的观点上批判理学,集中声讨宋明理学中的道家内容,以使《周易》回到以人为中心的原始儒家视域。而丁若镛则以阐明经典之原义为研究《周易》之目的,认为朱熹的理法之天与三圣作《易》之本来意义相违背。其次,在具体象数思想的展开方面,朱熹以卦爻辞为卜筮而设,非为论理而设,因此研究《周易》要先理解象数。与朱熹一样,毛奇龄也重视《周易》的象,但他认为朱熹不知正确的取象方法,并提出"五易说"作为解释《周易》的新框架。丁若镛一方面肯定毛奇龄的"推易"对卦爻辞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则批评其不知爻变、卦变之说。第三,在对揲蓍法的理解,如"大衍之数五十"的问题、"挂一以象三"的问题、"再扐而后挂"的问题、变爻个数的问题等等方面三人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

《论语·八佾》篇“易”字辨正

历代诸家对"易"字的理解有简易说、和易说、和说说、弛易说、慢易说、治办说等。在《论语.八佾》中林放问礼之本,子曰:"丧,与其易也,宁戚。""易",当作"更易、变易"解,训"易"之本义,表达丧礼中服装与礼俗的改变。在丧礼中,正是以这种外在衣服的变易来体现服丧者内心的悲哀之情。

论《周易》的兵法思想及其对《孙子兵法》的传承关系

《周易》是我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其智慧包罗万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兵法可援《易》以为说是有根据的。《周易》的阴阳观、变化观,影响了孙子的辩证思维与变化思维;《周易》天、地、人三才之道与《孙子兵法》天、地、道、将、法之五事有着传承关系;《易经》古经的《师》卦,其论兵模式与"师""贞""律""左次"的四大原则,对《孙子兵法》思想内涵的建立起到纲领性的作用;《序卦传》的四卦排列顺序论述着战争起源与和平相处之间的因果关系与孙子的道胜思想的关联性。当代兵学家要更深刻地领悟贯通孙子的理念思维与内涵,尚有更深层的传承脉络还未被挖出,而《孙子兵法》的当代价值,应是兵道广阔无边矣。

南齐文运转关与谢朓诗风新变──兼论大小谢诗风的因革嬗变

南齐永明体新诗，对刘宋元嘉体的革故鼎新，体现了诗歌内部特征的发展和 变化。其理论倡导者沈约的“三易”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代表诗人谢朓清丽高华的 诗风，则标志着当时最典范的创作实绩，他平易浅近的语言风格，昭示了一代“杰才”的显 明个性。察析其具体而微的努力以求的个性特征，辨析其与大谢富丽精工、滞重生涩的狠 重强悍的风格之区别，则具有迥然不同的风貌，从而发现由古体诗到新体诗，逐渐演 进的清晰轨迹，同时更显示出永明诗风的“新变”特性。

沈约与齐梁宗经隶事之变

颜延之、谢庄倡导的宗经隶事文风在齐梁时期日趋僵化,形成言必称经、拼凑原典以成文的时弊。沈约具有深湛的礼学修养,在贯彻宗经隶事创作手法的同时,至少从四方面进行创新:其一,针对郊庙歌辞、公宴贵游等官方色彩浓厚的创作题材,在征引儒典的基础上,吸纳子部、史部及汉晋名家名作等语料,既保证文风典实雅正,又追求新颖奇异的隶事形式。其二,戏拟政治性文书,将宗经隶事游戏化、趣味化、博学化。其三,标举"三易说",将易见事与易识字、易读诵并提,主动避免由炫博而导致的理解困难,以韵节婉畅作为文艺赏鉴的重要标准。其四,宗奉儒典作为文学作品的垂范价值,重视情性自在,强调情感本位,往往立足自然风物与主体情感,提倡直举胸情、指物呈形的自然化写作方式。沈约还通过提携后进文士,促进了隶事新奇、辞义富博、丽则婉畅等审美标准在梁代中后期文坛的传播,也对齐梁重文轻道、文经剥离的创作风气产生了直接影响。

欧盟5G频谱初定:竞争驱动,影响全球

欧盟5G频谱初定,这将加快全球5G研发产业化进程,加剧5G标准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并将加快各国5G频谱规划进程。频谱是稀有资源,而5G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频谱,且需要全球统一以加速商用进程。但是说易行难,全球各国、各地区对于频谱的规划都有不同。就统一频谱的话题,许多地方都尚在讨论中。11月10日,欧盟委员会无线频谱政策组（RSPG）发布欧洲5G频谱战略,确定5G初期部署频谱。该事件引起各方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