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职能、说服责任与“案结事了”

“案结事了．顾名思义应该是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各类案件，通过法院审理，作出的生效裁判、调解，当事人能自觉履行．对同一纠纷双方不再争议．不再申诉上访．达到彻底平息矛盾纠纷的目的。”近年来．我国各地法院围绕和谐社会建设，在审判工作中贯彻“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方针．在和谐司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个方针的贯彻似乎正在“变味”。一些法院不再满足于“调判结合”。

审判职能、说服责任与“案结事了”

本文从司法审判的特点、说服责任的性质与和谐价值的实现等方面,探讨了它们与"案结事了"的关系。在法治社会,法院的角色是根据证据裁判原则解决社会争端,诉讼各方必须履行说服责任,才能使法院判决具有可接受性,使争端得到终局性解决。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不应以调解优先,而应以增强证据意识、完善证据制度来实现案结事了。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强化公诉人的说服责任,达到使事实认定者确信无疑的证明标准,才能减少冤假错案,实现案结事了。在民事诉讼中,应当遵循体现和谐价值的"不能采纳用以证明过错或责任的"证据规则,才能避免"善有恶报"、"案结事坏"的恶果。

论公诉人的说服责任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刑事审判方式转向对抗式,法官的地位更加中立,学术界和实务界几乎异口同声地主张加强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检察官也普遍接受了应当积极举证证明公诉犯罪事实的观念。但是,学术界对如何理解证明责任的含义、

证明责任与强制鉴定:“精神病”的鉴定问题研究

精神病的刑事责任问题在英美法国家经历由非此即彼的有无向中间环节的妥协,诞生了限制刑事责任;同时精神病证明责任的分配也由控方绝对责任向相对责任缓冲,并逐渐演变为辩方承担证明责任和控方承担说服责任配置方式。我国应当在借鉴精神病证明责任合理分配的基础上,构建强制鉴定制度,以此来促进精神病证明责任的合理配置流向,保证精神病证明责任的程序正当。

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研究中的两个误区——以证明责任的类型与程度为关注点

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也会例外地对某些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在对此问题的学术研究中存在两个较为常见的误区:第一个涉及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类型,认为被告人只承担提供证据责任而不承担说服责任。第二个涉及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程度,认为当被告人履行提供证明责任时,其"证明标准"可以为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如果说第一个误区仅仅是对域外状况之误读的话,第二个误区则会导致实质不当的结论,并与无罪推定原则相抵触。

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之思考——兼谈英美法系证明责任分层理论给我们的启示

刑讯逼供是当前我国司法实务中的一大顽症,刑讯逼供案件的举证很困难,这直接造成了对刑讯逼供的打击不力。借鉴英美法系的证明责任分层理论,对刑讯逼供案件的证明责任分担进行再改造,是遏止刑讯逼供的一条思路。

刑事证明责任概念的比较法分析

大陆法系以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构建证明责任概念,辅之以被告人的证明必要,而以客观证明责任为主;英美法系以说服责任和提出证据责任构建证明责任概念而以提出证据责任概念为主。两大法系证明责任概念之间存在深层的差异,而不是绝对的对应关系。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陪审团制度和法官审制度以及犯罪构成方面的差别。

重构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对“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反思性检讨

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典型的古典证明责任的立足点在于实体法法律规范性质的分析,该理论自提出以来历经德、日民事法学人的沉淀洗练,曾成为学界的通说。但是,法律要件分类说不但在规范分类、间接反证、主观举证责任分类标准等问题上难以理清各种理论纷争,而且其对于动态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转换以及与证明标准的关系缺乏必要的关注,也难以与现代民事诉讼的辩论主义、争点整理程序相协调。我国民事证明责任改革应当从"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迷思中走出,以"阶段的举证责任论"来重新构建我国的民事证明责任。

大陆及英美法系证明责任制度比较

大陆法系的客观证明责任制度是在职权主义诉讼中产生的一种裁判依据;大陆法系的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与英美法系的说服责任有一定的对应性,一旦其与证明标准结合起来,客观的证明责任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大陆法系的具体的主观证明责任和英美法系的提供证据责任具有部分的对应性。两大法系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都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论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

理论界对于举证责任的研究都局限在诉讼领域,其实,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同的行政行为有着不同的举证责任,应当分别研究。在行政立法中不存在举证责任的问题;依职权的行政执法行为由行政主体承担举证责任,依申请的行政执法行为分别由申请人和行政主体为各自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在裁决行政争议的行政司法行为中,说服责任始终由被申请人承担,推进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人承担;对民事争议的行政裁决,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流行观点评述

该文针对行政诉讼诉讼责任的三种流行观点进行评述 ,认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并不静止地属于某一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由多项因素决定 ,随诉讼程序抗辩过程的不同情境而转移 ,举证责任应具体细化 ,使其有可操作的量度。

利益裁量与要件规制：美国民事证明责任理论与启示

美国没有成文法体系,但是同样会面对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问题。面对这个两大法系共通的问题,没有民事诉讼法证明责任理论因其诉讼构造上的特殊性体现了诸多特色。美国在证明责任分配方法及思路上,可以为处于法文化另一端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提供诸多启示。

修辞责任的游动性及其调控机制探析

修辞责任是指作为修辞主体或说话者对自己提出的宣认所应承担的证当责任或说服责任。然而,具有十分突出动态特征的修辞实践却表明,修辞主体在修辞过程中并非总是一成不变单方面地履行其全部的说服责任,说服责任也可能部分或全部地转移到受众一方,甚至可能在修辞者和受众之间灵活转移。本文尝试在西方修辞提供的理论框架内,对修辞实践中的相关例证进行分析,以探讨修辞责任的游动性及其调控机制。作者认为,恰当采用修辞责任转移的手段,让修辞对象积极参与或分担部分证当责任,能获得更有说服力的修辞效果。

刑事证明责任制度探析

刑事证明责任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以及法律规定的部分当事人负有收集、提供证据,以证明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刑事证明责任原则上由控诉方来承担,但特定情形中,被告人也承担一定程度的证明责任。通常情况下,被告人只需对控方的有罪指控的证据体系提出存在合理怀疑的证据。

刑事诉讼中的提出证据责任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责任问题,在证据学中不仅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具有极端重要实践意义的基本问题,它关系到诉讼各个阶段诉讼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行使。

论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应当是“谁主张,谁举证”,但在行政行为合法性举证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负举证责任。作为行政诉讼“子诉讼”的行政公益诉讼,在《行政诉讼法》没有作出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适用行政诉讼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检察机关对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侵害公共利益的事实进行举证,承担的是推进责任而非说服责任,其提供的证据应当是初步证据,证明程度或者标准不要求达到确证程度。

浅谈我国行政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

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所界定的原告的举证责任,有属于说服责任者也有属于推进责任者,不能一概论之,应具体分清责任性质。并且,行政诉讼中原告的举证受到行政程序和举证期限等多种限制。

正当防卫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研究——以浙江省200份刑事判决书为分析样本

正当防卫免责事由具有反向出罪性,依照定罪的正向证明逻辑应由被告方承担正当防卫证明责任。在检察机关承担有罪举证责任的粗疏化总括下,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缺乏理论依存和实践经验。由被告方承担有限证明责任符合无罪推定原则的总体要求,有助于实现刑事诉讼发现真实目的。为正确诠释正当防卫理念与规则,充分发挥控辩双方各自证明优势,制定公正灵活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需以被告人证明能力和刑事政策为相关的主要变量。在明确由被告方提出独立诉讼主张为承担证明责任的前提要件基础上,被告方承担主张责任需证明至表面可信程度。密闭空间防卫案件中被告方具有独知案件信息的证明优势,设置由被告方承担说服责任至优势证明程度的例外规则能够有效防止防卫权滥用。

兴奋剂违规案件的证明责任问题——以“Contador案”为视角

运用案例分析法,将证据法学和体育法学交叉综合,对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CAS)就“Contador案”所作的裁决进行分析。以从CAS的裁决中寻找有益的观点,为完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及以之为蓝本的其他反兴奋剂条例中关于证明责任分配与证明标准的规定提供借鉴。“Contador案”的裁决采纳了证据法学中将证明责任分为法定说服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的观点,认为不承担法定说服责任的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举证困难的情况下,也应承担提供证据协助查明案情的责任。这一观点应当为《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所借鉴,以补充细化第3.1条中关于证明责任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