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官说理义务的障碍及解决

为了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法官说理义务。这需要从两方面贯彻实施:一方面,应当修正限制法官说理的司法政策,从而塑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应当对判决书的样式做相应的调整,从以法官展示事实、适用法律为中心转向以说服当事人接受判决结果为中心。

司法改革细节:法官说理义务

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法官说理义务。然而,说理义务的内容仍然停留于过去那种抽象概括的规定,因此,必须把说理义务具体化,即根据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诉讼标的、程序规则等阐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理由。司法解释应该确立以当事人为中心兼顾法官、律师、社会大众为说理对象的模式。与此同时,司法制度改革应该注重保持法官判断独立性、以合议制代替审委会、司法管理以法官业务素质提高为中心,从而确保法官说理义务的制度环境。

法官背离判例的法理及说理

已决案件因为凝结了法律适用的经验和智慧,蕴含了对某类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而因案成例。即便在将判例奉为正式法源的普通法系国家,遵循先例原则也并非是绝对一成不变的,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法官仍然有权选择背离判例。背离判例具有重要的法理基础,它通常采取区分和推翻判例两种路径。无论以何种方式背离判例,法官都应为自己背离判例的决定进行说理。区分判例要求法官证明待决案件与判例之间不存在实质相似性,而推翻判例已经涉及法官造法,必须对其施加更为严格的限制。

论我国民事裁判理由的公开:问题、原因与对策

法官公开裁判理由是法治国家原则的内在要求,也是裁判权受法律拘束的具体体现。虽然我国一直在倡导并推动裁判理由公开方面的司法改革,但是经过十几年的运作,裁判理由公开的现状却令人不甚满意。在法官说理意识和说理能力有所提升的今天,制约法官公开裁判理由最主要的因素是,法官缺乏说理的制度环境和职业保障。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案件分流机制不健全、法官评价体系不科学、法官说理空间有限。因此,当下的司法改革应该注重构建和完善案件分流机制,合理设定法官的评价标准,拓展法官的说理空间。

税收执法说理制度的实证考察与理论阐释——基于88份税务行政裁判文书的分析

国家税务总局在《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税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建立税收执法说理制度,这一制度是约束税收行政裁量权、切实保护纳税人权利的有力举措。本文以88份税收执法说理争议裁判文书为分析对象,从案由、争议类型、争议内容及裁判结果等方面对我国税收执法说理制度运行状况展开考察。实践表明,目前税收执法说理制度的实施效果欠佳,存在没有说理、说理不充分、说理不当等现象,亟待治理。从规范层面来看,现行税收执法说理制度存在着法律性质不清、说理规则不明、说理责任缺失等不足,应当从法律上明确税收执法主体的说理义务,从说理对象、说理形式、说理内容、说理标准等方面系统构建说理规则,建立说理责任机制,确保税收执法说理制度的良性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