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不说理的制度逻辑

裁判文书说理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能否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处于法院系统中的法官的行动面临多重工作要求和制度约束,裁判文书说理的制度性要求并非一直“在场”,而且“在场”的形式和定位也不是始终不变。裁判文书说理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或者说个人素质和技巧问题,因为受制于外在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法官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其中蕴含着一种注意力分配机制。这种注意力分配机制具有理性选择的能动性基础,但也受到社会身份、目标和认知等方面的影响。制度性的约束需要通过一种激励制度实现,从而影响法官的注意力分配,激励法官积极实施制度要求的事情。裁判文书不说理问题在激励制度上的根源可以从显性激励机制、隐性激励机制和监督激励机制等方面被审视。改变裁判文书不说理的现状,不能仅仅落入法官个人素质的窠臼,而是需要从制度体系产生的正向和反向激励入手进行改革与完善。

中国裁判文书说理的历史演进与修辞变迁

中国裁判文书修辞说理经历了从繁至简的变迁历程,为了加强裁判文书说理的情感论证,保持司法领域与社会公众的有效沟通,适当的修辞说理不可或缺,这也是对中国古代判词说理实践的借鉴和承袭。裁判文书修辞说理可以克服法律形式主义的僵化性,平衡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的价值判断,提高判决的说服力和可接受性,从而有助于法治的发展。中国法官在裁判文书说理中,一定要结合国情适当运用修辞,而不能过度修辞亦或滥用修辞损害司法的权威性。

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人工智能建模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是一种发生在法律实践语境中的论证活动,它要求法官进行充分说理并确保裁判结果得到普遍接受。论证型式是从日常生活论证中抽象出来的“半形式化的论证模板”,它可以作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智能建模的分析工具。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融合的法律人工智能研究构成了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人工智能建模的基本进路。基于法律规则的论证型式、基于类案的论证型式以及基于规则外要素的论证型式将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复现为一种对抗式的论辩,它们不仅可以刻画和建构不同说理模型的内在结构,实现论证评价的可计算化,而且可以成为机器设定论证程序的工作范本。同时,通过“论证挖掘-论证型式识别-论辩推演-论证建构”的工作流程,也可以实现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文本输出。

法律修辞视野下的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研究

近年来,无论是陈金钊教授提出的“把法律作为修辞”还是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都毫无疑问地将修辞置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当前我国的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然存在着定罪说理模板化以及类似案件中量刑说理存在矛盾和疏漏的问题,而引入以论证为核心内容的法律修辞能够很好地解决此类问题。在法律修辞适用过程中,首先应当以合法性为前提,在法律框架内探寻法律修辞在我国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中的适用空间,其次法律修辞的适用群体也不应局限于法官这一单一群体,最后法律修辞的方法包括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两种,两者虽各有区别,但又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但书”出罪司法适用的审视与规范——以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

通过分析援引《刑法》第13条“但书”出罪裁判文书,发现“但书”出罪存在说理不足、说理欠妥、适用场域不明等问题,造成司法裁判尺度不统一。问题根源在于对“但书”的司法功能和规范内涵认识不清。“但书”是对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却非典型性的阻却实质可罚性的疑难案件予以出罪的授权性规范。应通过恰当的文书释法说理,充分论证“但书”实质价值判断的可接受性。为规范“但书”的说理,通过法律解释方法明晰“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规范内涵,明确出罪自由裁量权的边界。为强化“但书”的说理,可通过类型化说理模型,指引裁判文书阐明“但书”出罪的事理、法理、情理,在依法裁判的同时实现个案正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说理的程式结构与养成机制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说理,是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增强司法裁判公信力和权威性的重要途径。司法实践中,囿于缺乏规范化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说理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不确定性和个案差异性,呈现说理语言泛化、融入模式同质化、说理论证虚化等类型化特征,亟需进行有效规制。考察裁判文书中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归纳、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说理中的实践样态,可以从程式结构、养成机制等方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说理探索有效的约束性框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检视与优化

司法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存在适用比例较低、援引说理不充分、说理方式简单泛化、说理主体互动欠佳等问题,原因主要是对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属性融入刑事裁判存疑导致不敢用、刑事裁判价值判断偏差导致不愿用、说理规范参照不足导致不会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基本定位应为辅助与价值指引,同时要明晰案件类型便于精准识别,优化核心价值观位阶与清单式应用,完善法律修辞、典型案例库等配套措施,促进核心价值观在刑事裁判中的定罪辅助说理、量刑补充说理和评价引导说理,以达到法理、情理与核心价值观的有机融合。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裁判文书说理中的融入

本文在考察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裁判文书说理时所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分析了将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说理的必要性和出现相关问题的原因,最后依据价值哲学和司法规律论述了核心价值观应如何融入裁判文书说理,包括:原则上只应用于补充论证部分,精准把握价值要素,注意层次,加强对疑难案件的运用。

裁判文书说理写作四步法

裁判文书说理写作可以分为立意、布局、选材、表达四个步骤,各步骤要解决的问题各不相同,但高度相关、相辅相成,共同影响说理的效果。立意是指明确裁判文书写作的目的,法官应当在一开始确定判决的核心观点、明确主要说理对象。布局是指从整体的角度谋篇布局,法官要从全局着眼,通盘布局、层次分明。选材是指法官根据特定的标准,确定用于说理的素材。表达则指法官以适当的方式呈现理由。

裁判文书说理的法理立场与运用

中国大陆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的四个关键原因是规则理性缺失、法官素质限制、案件数量压力和缺乏激励机制。裁判文书说理的三个基本法理立场提倡为规范性立场、适度性立场和程序性立场。运用三个立场,就"公开合议庭不同意见",认为可以技术性地公开不同意见;就"法官寄语",认为仅限于青少年违法犯罪和婚姻家事纠纷且应与裁判文书明显隔分;就"指导性案例援引",认为应在说理部分中参照和借鉴,不能直接作为裁判依据,且应从司法管理、社会监督、学者评论等角度提高指导性案例运用率。

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的现实图景与完善路径

证据说理是裁判文书说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事实认定说理和法律适用说理的基础。本文拟以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对证据说理进行研讨。繁简分流是证据说理的前提,有必要根据法院审级、案件类型、争议情况等进行繁简分流,做到该繁则繁、当简则简、繁简得当,明确证据说理的重点所在。当前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简单堆砌证据的“回避说理”、缺乏认证分析的“模糊说理”、证据说理与事实说理脱节的“分离说理”。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应当坚持证据裁判原则,提出科学列举证据、坚持必要性说理,增强认证分析、坚持针对性说理,注重证据说理与事实说理相结合、坚持整体性说理,从而确保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落到实处。

裁判文书说理的量化评价--以2017年北京市判决书论证质量调查为例

法律论证、概率统计等已为量化评价裁判文书说理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储备。通过将论证理论转化为说理评价机制,量化评价裁判文书说理完全可能。2017年完成的针对北京市判决书论证质量的调查,充分证明量化评价方案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通过调查获取的数据体现了量化评价在描述、发现、分析说理问题方面的显著优势。不过,评价标准、计算方法及调查员等因素对于数据可靠性的影响不容忽视,必须在调查中认真对待、妥善解决。

裁判文书“说理难”的现实语境与路径选择

近年来,我国裁判文书说理研究成为热点。然而,关于司法公开对裁判文书说理的影响、影响法官裁判文书说理主要原因及切实可行对策的研究尚且不足。司法公开是把"双刃剑",影响法官说理的主要因素是案多人少的矛盾、裁判文书未繁简分流、法官业务能力及素质高低。为此,迫切需要从司法实践层面,就司法公开对裁判文书说理的影响、影响法官裁判文书说理主要原因及切实可行的对策等问题提出符合审判一线、真实与客观的观点。

对我国检察机关刑事实体类案例指导、以案释法、文书说理制度的思考——兼议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我国检察机关相继修订和充实了案例指导制度、以案释法制度和文书说理制度,但它们不是作为我国司法解释制度的辅助、配套制度而设置或运作的,而是案例指导制度作为与司法解释制度并列的法律适用制度进行设置,以案释法制度、文书说理制度作为法治宣传、素质教育制度来运作,这是不准确的。就这三种制度中的刑事实体部分而言,应该将这三种制度与我国刑事检察官办案指导、交流制度一起,共同作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制度的辅助制度、配套制度来构置,促使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制度全面、协调、健康运行。

说理式执法文书在税务行政执法中的运用初探

随着依法行政的不断推进,人们对自身权利的追求不断高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实施说明理由制度就逐渐成为行政执法的一项具体要求。而实施说明理由制度的主要载体就是说理式执法文书。对税收执法文书如何体现说明理由制度的精神,说理式执法文书的逻辑结构、文书的制作要求等相关内容的探索,将有助于说理式执法文书在税务行政执法实践中的运用和逐步推行。

我国法学本科“语言教育”的缺失——从裁判文书加强说理谈起

我国裁判文书说理性不足,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中"语言教育"存在缺失。此种缺失是科学技术对高校法学语言教育冲击、我国法律语言教育体系尚未建立以及高校对法律语言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需要从鼓励法律"语言教育"相关科研,注重语言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丰富法律语言教育方法,优化师资队伍,在国家司法考试中增加司法文书写作等具体措施着手,以完善我国法学本科"语言教育"体系。

税务处理决定书写作规范探析——以说理式执法文书为视角

在税收执法实践中,税务处理决定书是使用最为频繁也是要求最高、最难制作的税收执法文书之一。尤其如何按照说理式执法文书的要求撰写这一文书,成为税收执法人员的工作难点。从说理的要求而言,文书的基本架构和格式、内容和要素、写作规范以及如何说理、写作的注意事项等,都是我们应当探讨的问题。而以拟制文书范例的方式探讨这些问题,将会使得问题的结论更为直观和明晰,也便于税收执法人员掌握该文书的写作精要。

试论民商事裁判文书的说理

民商事裁判文书忠实地记载了民商事诉讼活动的实际情况,以证明特定法律事实、法律关系的存在,对民商事主体的经济利益和民事权益产生直接影响,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或者法律意义。可以说,民商事裁判文书是民商事诉讼活动的文字载体。民商事裁判文书的说理水平,可直接反映出司法机关办案人员素质的高低,也直接关系到民商事活动的效率和价值。

法律推理在文书说理中的应用考察及反思建议

作为制定法国家,我国裁判文书当中普遍缺乏法律推理的过程。近年来虽有改观,但在局部地区,无推理、假推理、胡推理等现实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本文选取了S省H市法院2010-2015年间的300份刑事裁判文书作为分析样本,归纳出普遍存在的诸如证据和结论之间缺乏衔接、适用法律过程缺乏推理、裁判文书说理千案一面等现实问题,指出法律推理难以适用是由于部分法官主观思想上不愿推理,客观制度上不必推理,迫于形势不能推理等综合原因,并提出诸如强化专项技能培训、对文书格式做出硬性规定、提高对司法判例的重视程度,提高法官推理的业务技能等,进一步强化法律推理在裁判文书中应用的对策建议。

裁判文书说理评价标准之建构

推进裁判文书说理机制改革离不开对说理标准本身的前提性研究;裁判文书说理应遵循义务性原则、公正性原则和功能性原则,并符合三个维度上的标准,即在形式上合逻辑性,在实质上合融贯性,在程序上合交互性。各地在推行裁判文书样式改革、附法官后语、附法律条文、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设置裁判文书说理评估指数等创新做法时,应以上述标准作为功能预判、风险管控及效果评估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