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群书治要》所引《说苑》之校勘功能及其“治要”意义

刘向编撰《说苑》,目的在于言政事得失,并以旧事为戒。全书有二十篇,首两篇分别题为“君道”与“臣术”,则全书乃与治国相关明矣。卢文弨《新校〈说苑〉序》:“此书之言治术略备矣,人主得此亦足以为治矣。”其书主题与唐人魏征等所编《群书治要》之昭德治国,盖亦有所相合。《说苑》全书可分845章,《治要》援引其中38章,占全书4.5%。文章以《群书治要》引用《说苑》为主题,先从文献学讨论如何利用诸本《治要》校勘今本《说苑》,复就《治要》援引之文分析其选录《说苑》之原委,讨论《治要》摘取《说苑》篇章与“治要”之关系。

《说苑》《新序》德译节选本初探

《说苑》《新序》德译节选本最早见于德文本《中华帝国全志》。该节选本译文忠实还原法文原本,但篇幅量不及《中华帝国全志》法文原本,计有论“政”故事十则,论“节”故事一则。19世纪初,德国启蒙思想家赫尔德编撰文化辑刊《阿德剌斯忒亚》,其中增补《说苑》《新序》论“谏”故事四则。《说苑》《新序》以短篇故事形式进入欧洲文化圈,德译节选本的推出满足了德语区普通读者的知识需求,同时体现了德语转译者的学术兴趣。

《说苑》中“说”的语义分布及辞书释义问题

对《说苑》中“说”的使用情况考察分析,梳理“说”的言说义、非言说义的分布及演变路径,尝试依据“说”当时的发展演变实际,解读“说”的释义分歧、字词、音义对应关系,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说苑》中“说”的名词用法应当为“说(shuō)”,动词用法可以是“说(shuō)”也可以是“说(shuì)”,其中带指人宾语的一定是“说(shuì)”,不带宾语或者带指物宾语的则是“说(shuō)”。考虑到文献是词典编纂与修订的基本材料,因此建议《汉语大词典》收入“说”的“原因、理由、说法”这一义项。

“越世高谈,自开户牖”——《说苑》论

刘向的《说苑》,不愧为一部“越世高谈,自开户牖”(刘勰语)的著作,历来为学者所重视,但近人却少研究。一九八0年以来,我接触了一些有关《说苑》的资料,编撰了《说苑选》(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以供研究。现将有关《说苑》对后世的影响、作者与成书、所处的时代背景、结构与内容、思想和艺术价值等问题作些论述,以求教于大方。

刘向撰《说苑叙录》解读

刘向《说苑叙录》文字理解的关键在于"说苑杂事"、"新序"、"百家"、"新苑’’四点。前人有争议,但也有共同的认识。"说苑杂事"是刘向编撰《说苑》时所用的底本《说苑杂事》;"新序’’是刘向的著作《新序》,"百家"是《汉志》子部小说家著录的《百家》书、"新苑"则是《说苑》的别名。

伯2872号考证——敦煌文献新发现《说苑》残卷

本文作者发现伯2872号是《说苑.辨物篇》残卷。至此,敦煌文献中已经发现了两个《说苑》残卷,这两个残卷并非出自同一个抄手。新发现的残卷在文献学上很有意义,可以校订今本的一些错误。

从《说苑》看《汉志》“小说家”命名

《说苑》与《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有着紧密的联系,《说苑》的作者是刘向,"小说家"分类来自于刘向的思想,而且《说苑》的体裁与小说作品极其相似,因此,"小说家"借用"说"作为这一流派的命名,更多的得到了《说苑》等说体文的启示。

论刘向《说苑》的历史意识——兼论《说苑》在中国小说文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由《说苑》上溯历史故事在先秦古籍中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一个由核心到边缘再到核心的发展过程。第一次转变是从"史"到"文学"的转变,第二次转变是从"文学"到"史"的回归。两次转变的质素不同,其中蕴涵了丰富的信息。刘向采用历史故事著书有多方面的原因,在《说苑》一书中,对历史材料的处理也有多种方式。尽管《说苑》的文体归属至今仍无定论,但它在中国小说文体形成之链上具有重要作用,是小说观念发展变化中的重要一环。

譬论的定型——以《说苑》为例

中国早期小说最重要的特征是"譬论",即譬喻故事加论议。"譬论"约形成于战国中晚期,以《晏子春秋》、《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为代表;中经《韩诗外传》以故事说诗,"譬论"定型于汉代,以《说苑》为代表。《说苑》之"譬论"大致有四种形态:(1)一个譬喻故事+论议;(2)一个譬喻故事论议;(3)一段带有情境的对话+间接论议(篇首论、章论);(4)一个譬喻故事+间接论议(篇首论、章论)。其中,前两种是其基本形态,后两种是其变化形态。

《说苑》引《诗》特点及其修辞作用

西汉经史文献学家刘向《说苑》一书旁征博引典籍之多可谓引人注目,其中引《诗》又独具特色,如对史料原有引《诗》进行录、增、删、改,且绝大多数为直接引用,以全书多达91处,这反映了《诗经》在先秦的至尊地位,也体现了刘向个人的《诗》学观。从修辞角度对《说苑》引《诗》的修辞作用进行分析,认为刘向大量引《诗》是为了以《诗》证事、以《诗》为喻、以《诗》作评,目的是为了达到较好的进言效果。

《潜夫论》《说苑》中神话的历史化与谶纬化

王符的《潜夫论》和刘向的《说苑》记载了三皇五帝与天地的神话传说,继儒家将神话历史化和汉代的历史神话化以后,形成神话历史的谶纬化与历史神话化的矛盾与相互融合的新的神话状态,于是神仙说、神话、谶纬开始合流,神和仙与迷信也逐步一体,理论系统随之形成。政治思想是这种文化状态形成的主要方式原因。刘向、刘歆的五德说是王符著作的思想贯穿与展开的基础。

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材料来源及加工取舍方式探索

在《新序》、《说苑》、《列女传》中,刘向运用前人的材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这些材料,来源非常广泛,而刘向对这些材料的处理和运用,形式又多种多样。

《新序》与《说苑》的用“材”方式初探

刘向编撰《新序》、《说苑》的主要目的在于说理。二书各卷中对于材料的组织安排并非是无序的。经过仔细研究可以发现,编撰者是先收集材料,然后再在材料的整理编排中明确主题。因此,各材料("章")之间,往往是在某一主题下的分配,也可以说是被某一思想贯串起来的。反过来,这些材料在编排上又起到强化主题的作用,其表现形式主要有对照、连贯等。此外,二书各卷中往往出现一系列事件情节大体相同的材料,有时一个结束,另一个接着出现,中间很少有停顿或过渡。像这样连贯出现的故事,也是作者为了强化主题而特意编排的。

刘向《说苑》管窥

刘向是西汉后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和目录学家,一生著述很多。他所著的《五经通义》、《别录》、《世说》,已佚;《洪范五行传论》、《新序》、《说苑》、《列女传》,今存。《汉书·艺文志》著录他有赋三十三篇,今仅存《九叹》、《请雨华山赋》;《隋书·经籍志》著录他有集六卷,已散佚,明人辑有《刘中垒集》。公元前26年(汉成帝河平三年),刘向受诏领校中秘书。中秘书就是皇家收藏在石渠阎的图书。刘向受诏后,组织了精通各方面专业知识的人做他的助手,分工合作,对石渠阁所收藏的先秦古籍和本朝图书进进校勘、编纂、整理。刘向校经传、诸子。

《新序》、《说苑》、《列女传》为刘向编撰——兼谈刘向三书的小说史价值

南宋以来多有学者认为《新序》、《说苑》和《列女传》并非刘向编撰,他只是做了编校订正工作。此说不确。全面解读《说苑叙录》、《汉书》刘向本传和《汉志》著录,可知三书为刘向编撰;《论衡.超奇篇》所说刘向"抽列古今,纪著行事……累积篇第",以及三书收录西汉当代故事,也都表明了这一点。刘向三书是唐前规模最大的短篇历史故事集,开魏晋六朝志人小说先河,创立了魏晋六朝小说分门别类的编撰体例和模式。刘向为汉魏六朝小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古代小说史研究中不应也不能忽略的小说家。

《说苑》引《诗》略考

西汉刘向《说苑》为历史材料的合集,其中引《诗》处甚多。刘向作为资料的收集者在引用诗句时,或照文而引,或就语境改之,颇能反映出刘向对所引诗句的个人见解,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力求通过分类说明,将刘向的理解做一定层次上的阐释,以作为注解《诗经》的旁证。

《说苑校证》校点献疑

向宗鲁先生校点的《说苑校证》是《说苑》研究整理的集大成之作,但由于校对不精,排印错误不少,标点间有商榷之处,故按文字校勘和标点商榷两个部,逐条胪列,以拭去白璧之微瑕,并使之臻于至善。

《说苑》儒法结合的德刑观

《说苑》融汇先秦儒法思想,不仅探讨了德教与刑罚在政治治理中的不同意义,阐述了以德刑为核心的赏罚思想,而且还对德刑执行者的吏之品格做出了不同于原始法家的全新解读。比较先秦儒法两家或偏重于理想、或偏重于现实的刑德思想来说,《说苑》的德刑观则是一种理想与现实兼顾的治国方略。

《说苑》方位词对称使用的作用及其修辞文化探析

汉语方位词的最基本用法是表处所方位,在古典文献中,方位词对称使用现象突出,如刘向的《说苑》,其功能突破了方位词的基本用法,而具有了夸饰作用、隐喻作用、虚化作用。本文就《说苑》一书方位词对称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并对其修辞现象进行了文化分析,指出这是缘于中华民族文化、思维、习俗、生存环境等的长期影响,也是说写者为了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而有意识运用的一种语言技巧。

《说苑》指示代词研究

通过对汉代重要典籍《说苑》中的疑问代词的定量定性分析,认为:"此"是最主要的近指代词,"然"与"此"形成句法功能上的互补;最具远指特点的是"彼";旁指代词"他"已具备了演变为人称代词的条件;逐指代词"每""各"语义侧重不同,但句法功能相同;虚指代词"某"形成的固定结构是后来"某+名词"的发端;无定代词"莫""或"受语义限制,句法功能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