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说难》篇探微

韩非"使秦"及其死亡结局是韩国国家利益和秦国国家利益之间的殊死较量,同时也是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政治家之间在政治见解和策略运用方面的激烈斗争,这与《韩非子·说难》体现的国内政治斗争形态截然不同,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说难》与韩非思想整体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其反映了韩非对"亲亲"宗法制度的强烈控诉,其将法术之士的行为与猛烈批判的奸臣行为混同起来的做法,真实表达出韩非将法术之士的人格和尊严"毁灭"给君主看,并希望以此唤醒君主变法图强的深刻用意.

试论《韩非子·说难》的反讽性质

《韩非子·说难》被很多人理解为正面宣传游说技巧的作品,这种理解与韩非的思想品格和《说难》本身的情感色彩均不相符。《说难》通过对君主心理的细致刻画,说明传播法术学说的艰难与危险,是一篇宣泄激愤和批判现实之作,其中教导游说者如何谄媚君主以求宠幸一节文字,纯系反讽而非正语。《说难》创造性地运用了当时流行的与游说和心理分析有关的资料,熔化旧说,推陈出新,故能成为先秦时代最出色的讽刺作品。

秘书的谏说艺术——从韩非子的《说难》谈起

秘书的三大人际关系中,最难处理的是与领导者之间的关系。秘书要向领导者提建议,必须掌握一定的方式和方法。韩非子的《说难》提出的谏说之士的谏说艺术,为秘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良方。

《史记》所载韩非《说难》发覆

钱钟书先生《管锥篇》说,司马迁作《史记》,对于历史人物的著作,如果在当时是广为流传的,就不予著录,并且著明“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云云,以表明“世所周知,皆以省略。”例如《管晏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司马穰苴列传》诸篇,对于他们几位政治家、军事家的著作,都是如此。甚至“如老、庄、孟、荀之书亦然”。“但对于韩非的《说难》一文,既已明云“学者多有”,则又“何须全录”。《史记》

从《说难》看《国闻报》报人的隐衷

从《说难》看《国闻报》报人的隐衷陈伯超《说难》，是严复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写的一流文章，原载于１８９８年８月５、６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十九日）的《国闻报》，后辑人《国闻报汇编》．《说难》以甲乙二人对话的形式，从“酒肆中之庖人”、“北里中之女子”和...

论《说难》的主旨、创作背景及其他

韩非是战国时期的重要思想家,也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而《说难》是其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本文拟从该篇的主旨、创作时代背景与其作者死亡的关系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从《说难》看孟子游历各国的成效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代表孟子游历各国,宣传仁政主张,但一直没有得到真正实施。从韩非所著《说难》总结的游说技巧来看,孟子的主张不能满足各国君主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需求,在交谈中没有顾及君主的感受,挑战了君主独尊的地位,因此各国均未采纳其主张。但考虑到游历的目的及其思想内容,这些不足正好体现了孟子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体现出“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可贵品质。

“说难”不是胡愈之——兼议被遗忘的陈承泽

胡愈之有笔名"说难"一说流传甚广,然此说实误,并导致《胡愈之文集》错收"说难"文章。此说源于茅盾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撰写导言时的记忆失误。胡愈之一度参与文学研究会活动,但并未使用过"说难"笔名。"说难"应该是陈承泽的笔名。陈承泽与胡愈之、茅盾同为商务印书馆编辑,但并非文学研究会成员。陈承泽英年早逝,导致事迹不显,但其人与民初政治舆论关系甚深,尤其是与章士钊等"甲寅派"颇有渊源,值得深入探讨。

回声性反问标记“谁说”和“难道”

"谁说"和"难道"是现代汉语中稳定性很高的反问标记。它们有共同的来源特征,即由言说动词"说/道"引入评价对象,其语境具有话语交互性。作为回声评价,"谁说"和"难道"的评价方式差异制约着其标记反问的方式及语用效果的差异。"谁说"和"难道"的标记化历程体现出反问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回声评价的一般规律。

语气副词“难道说”的句法语义分析——兼论其与“难道”的语用差异

语气副词“难道说”可位于句首、句中,分别对句子进行全副评注和半幅评注,具有否定、不解和推测三种语义类型,“说”的言说义、认知义、传信义和主观化,使“难道说”更口语化、常用于心理活动、具有强推测义及缓和语气的语用效果、且更具主观性。

《说难》里的进言技巧

韩非子的《说难》是我国古代较早进行进言方式方法分析的文章,在文章中,韩非子提出了进言需要掌握领导微妙心理的著名观点,列举了向领导进言可以借鉴的十二种经验,对今天秘书等职业做好向领导进言工作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说难》的说服思想

《说难》一文蕴含了丰富的说服思想,全面深刻总结了说服的技巧。本文深刻剖析《说难》,从说服者要具备的素质,说服对象的心理特点,说服的两个阶段,说服双方的情感投入四个方面陈述了《说难》中的说服思想。

浅论韩非子的说服思想

韩非子的《说难》是我国第一篇全面总结说服技巧的典范之作,开创了我国古典说服学的先河,其在说服学上的许多创见,为现代说服学的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经验,今天仍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略论“趣难词”

本文认为刘瑞明的《汉语方言的隐实示虚趣难词说》一文开启了词义理据探索的思路 ,但各地方言纷繁复杂 ,本义本字更难确定 ,此法的使用不能泛化。

话语交际和受话人的主观心境

受话人的主观心境是交际语境中一个重要内容,它提供了话语交际具体运用的条件。话语交际和话语信息运动不一样。它是发话人和受话人关系的恰当处理,双方都是在积极的主体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作为受话者也必须以话语交际的主体出现,这样,发话人的话语才能生效。因此,发话人在话语交际时,必须了解受话人当时的主观心境。如果受话人对交际的话题无心,那就会有餍足感。

沉重苦涩的人生之旅──论《史记》中的凡人悲剧

文章以《史记》中的凡人悲剧为讨论对象，并把这些普通的人划分为不同类型，通过具体事例的分析，认为《史记》中的凡人悲剧包含了很深刻的社会必然性。

我国自嘲杂赋的源头

西汉东方朔的《答客难》,被认为是最早的文人以自嘲方式写的诙谐杂赋,而《答客难》的源头是宋玉《对楚王问》。本文认为,《对楚王问》没有愤世嫉俗之情,没有诙谐解嘲之意,与《答客难》风格迥异。而《荀子》的《为说者曰》以嘲讽的口吻表明孔子之时与荀子之时政治环境的不同,感情异常激动,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外,形式上是以四言韵语为主的赋体,是自我解嘲这一体文章的直接源头。

司马迁《老子韩非列传》写作意图之阐释

司马迁作《老子韩非列传》,不仅历史性地呈现了韩非子深受老子思想影响的逻辑关联,而且昭示了韩非子背离老子思想的深邃意蕴。韩非子借助老子"道"的悖论思想,批判并否定了儒家"仁义"之"礼",代之以"法"而"治天下"。但从本质上说,无论是儒家之"礼"还是法家之"法",均为背离"生生"之"道"的"无道"之"术"。史家作此传的深意,在于反思西汉武帝朝弃"黄老"而尊"儒术"之立法思想转变的真相与实质。

随笔三则

关于失去的启示 《史记·太史公自序》:文王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司马迁本人也是遭受宫刑而作《史记》;曹雪芹举家食粥而著《红楼梦》。这些看似发愤图强,卧薪尝胆的大例子,其实蕴藏着这样一个道理:对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次损失,都会得到一定的报偿,只要肯寻找,并为之而努力。 对于人生来讲,失去的本身就是一种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