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制度的完善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制度目前面临权利主体地位不独立、权利范围不清晰、责任主体不确定等问题。未来立法应当认定胎儿的特殊主体地位,合理确定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范围,在此基础上,类型化界定胎儿父母、父母外第三人相关责任主体。

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中损害赔偿请求的适用

通过分析典型案例和梳理损害赔偿请求于民事公益诉讼适用的学理观点,发现个人信息侵权案件多呈现“大规模的微型侵害”特征,众多信息主体提起私益性损害赔偿诉讼的动力不足。进一步分析其原因,得出公益诉讼原告通过诉讼信托承继利害主体的诉讼实施权,集中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能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的结论。此时,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融合,并借鉴域外“二阶段型损害赔偿诉讼”以缓和二者程序上的紧张关系。

夫妻生育权纠纷中配偶损害赔偿请求权之证成

生育权保护是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应有之义,对该问题的探讨具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意义,当前婚姻关系中的生育权纠纷案件数量日益增多,婚姻关系内部的生育权保障问题亟待研究。首先考察现有法律规制与生育权司法实践的概况,并对婚姻家庭领域的生育利益纠纷案件予以类型化分析;其次讨论婚姻关系内部生育权存在的必要性与理论依据;最后为该类生育权救济方式提供相应建议并阐述其行使方式,包括侵权损害赔偿、撤销婚姻关系、起诉离婚三种救济途径。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民法分析

我国民法规定胎儿没有权利能力既不合法律逻辑,也不利于对胎儿的全面保护,对胎儿合法权益的维护有赖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因而就应当明确胎儿具有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即赋予胎儿以民事主体地位的独立性,以构建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

论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按此规定母体中的胎儿当然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如果胎儿在其受孕过程中受到损害至其出生之后畸形或疾病的情况下,不让胎儿对其受到的损害享有赔偿请求权,显然不公平。本文检讨了我国现行立法,论述了不规定胎儿的权利能力通过法律规定同样可以达到保护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目的,最后论述了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以期对实务有所裨益并作引玉之砖。

论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一些国家(地区)通过民事立法或者判例的形式确立了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理基础大致有"一体保护说"、"特殊利益保护说"及"生命法益保护说"三种;我国民事立法应从"特殊利益保护说"的角度确立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我国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要受到侵害主体、适用范围等多方面的限制。

合同撤销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竞合问题初探

采用比较法的方法 ,就合同撤销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问题进行探讨 ,认为合同撤销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可并行存在 ,并不相互排斥。对因第三人实施欺诈、胁迫行为 ,能否产生合同撤销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论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民法保护

国外民事立法中,一般都有对胎儿人格权的延伸保护的法律规定。关于胎儿权益保护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三种学说,即生命法益保护说、权利能力说以及人身权延伸保护说,近来又有分期保护说。胎儿作为即将出世的未来公民,慈母般的民法典应当将对公民人格利益的保护向前延伸,赋予胎儿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并提供有力救济以满足其所受损害之赔偿请求权。

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放弃与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以日本法的判例分析为中心

损害保险中,为防止被保险人的两重得利以及加害人因受害人加入保险这一偶然事实而得以免除自己的损害赔偿义务,各国《保险法》一般均规定保险人以所给付的保险金为限度当然取得被保险人对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同时,若被害人放弃该权利的,保险人免除相应的保险金给付责任。但是,日本的货物运输实务中,货运方往往与托运方缔结有以托运方受领的保险金为限免除损害赔偿责任的协议,该协议的效力如何直接影响到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日本最高裁判所将其解释为托运方仅放弃了超过保险金金额部分的损害赔偿请求,保险人据此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但是,若保险人认识到被保险人的权利放弃行为并以此为前提缔结了保险契约,则加害人得以该免责协议对抗保险人。

论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障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现阶段关于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理论之争以及对此问题存在的司法困境,主要是由于立法层面制度的不协调造成的。在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争聚焦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实体上是否应当确立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二,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采用什么程序加以保障。立法应当确认刑事被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实体权利和诉权以确立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以及赋予刑事被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程序选择权,从而建立程序保障机制。从制度建设层面完善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构,才能正本清源。

浅议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

民法保护胎儿利益的重要途径是确认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我国民法可在活着出生规则下,确认胎儿民事权利能力,肯定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明确胎儿的损害范围,就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予以规范,以全面保护自然人的民事权利。

植物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适用

植物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在理论和司法实务中都有诸多争议。民法典应设立成年监护制度,将植物人直接纳入监护对象,从而使其监护人可以直接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植物人后续治疗费、护理费的确定应当依据植物人的不同状态而确定。当植物人的生命健康状态发生变化时,后续治疗费、护理费等赔偿金是否可以变更应当根据这些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来决定。植物人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其精神损害赔偿额可以略低于一般受害人的赔偿数额。

死者近亲属损害赔偿请求权如何实现:从《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款切入

被侵权人致死情形之下,被侵权人的损害赔偿权利与死者近亲属的损害赔偿权利集于近亲属一身。无论是被侵权人的请求权还是近亲属自身固有的请求权,均应该涵盖财产性损害赔偿请求权和非财产性损害赔偿请求权两方。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背景下,厘清死者近亲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理论基础,有利于对相关条款的解读,以指导法律的适用。被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无论是财产性的损害还是非财产性的损害,均应该承认其可继承性,才能全面保护被侵权人和其近亲属的利益。

公司对败诉股东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赋予公司对败诉股东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有效防止股东滥诉,符合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设立的初衷和我国民商法上权利保护的一般规则。我国不宜采取客观结果归责或主观"恶意"标准,而应以"提起诉讼的依据显属虚构"作为公司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条件。败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应限于公司因诉讼所产生的直接损失。

论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

不当得利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为财产流转关系提供更为周密的调节手段,有利于更加充分地实现民法维护公平正义这一根本理念.本文拟从两者的结合、两者的区别入手,再谈谈两者的关系.

论从属公司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本质即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对公司法律人格和有限责任的一定限制。从属公司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本质是损害赔偿之债的一种。因此除了满足一般损害赔偿之债的成立要件以外,还具有特殊性。根据损害赔偿义务人不同,可以分为对控制公司及其负责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和对从属公司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约定赔偿范围和法定赔偿范围。

论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优先保障

消费者因经营者的违法行为遭受损害获得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当得到法律的优先保障。这种优先保障的基础在于法规竞合。在非冲突性法律规范竞合的基础上,应当规定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规则,优先适用特别法,对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予以优先保障。在冲突性法律规范竞合的基础上,应当规定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优先权的规则,使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得到优先权这种担保物权的优先保障。这样,才能够使消费者受到损害的权益得到及时救济并得以平复。

也论“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基于民法请求权理论的思考

近年来,学界出现了"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法,其实质是指自然人对于出生前所遭受的损害有权要求赔偿,权利主体应是自然人而非胎儿,行使赔偿请求权的前提是自然人的先期人身法益遭受了侵害。胎儿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享有民事实体权利,在遭受侵害时也就不存在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这一提法不妥,应予纠正。

论“义务违反”——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在德国新债法中的统一

经过债法改革之后的德国民法典首次出现了"义务违反"这一全新的概念,并以之概括了给付障碍的所有原因。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既是为了使债权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前提条件得到统一,也是为了适应现代债法理论的发展即义务扩张的需要。而"义务违反"这一概念的创设,则是潘德克顿体系的传统立法技术——"提取公因式"与现代债法理论在德国债法现代化进程中相融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