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的国际法律争端及解决路径

日本在其非法占领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时期强征劳工和施行“慰安妇”制度,严重侵犯了受害者的人权。自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受害者开始向日本法院提起索赔诉讼,并在用尽日本法律救济措施后转向韩国法院寻求救济。2011年韩国宪法法院就个人请求权问题作出了支持韩国受害者的判决,此后韩国不同法院相继审判了若干相关案件。对此,韩国与日本各执一词纷争不断,其论争的关键法律问题是1965年《韩日关于解决财产和请求权问题及经济合作的协定》(简称《韩日请求权协定》)所放弃的请求权的范围。该问题关系到韩国受害者的个人索赔问题是否已经通过该条约“得到解决”,其核心是国家权力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处分作为基本人权的个人权利。根据条约解释的一般规范,不能认定韩国受害者的个人索赔请求权已被韩国政府根据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所放弃。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的效力范围不可抵触国际强行法、不可超越缔约主体的权限。虽然韩国受害者具有个人索赔请求权,但由于国家主权豁免和韩国地方法院对日本的司法管辖权等问题,韩国受害者追究日本的责任仍然存在困难和障碍。

韩国对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态度演变分析

自2018年10月底韩国大法院对劳工索赔案做出终审判决之后,韩日两国陷入尖锐对立,矛盾焦点便是1965年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在日本看来,该协定的签署意味着双方的请求权问题已获得"完全且最终解决",而韩国方面则以受害劳工有权提出精神层面的补偿为由,要求涉事日本企业予以赔偿,从而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不满。该协定是韩日关系的重要基石,维护了两国数十年的友好关系大局。冷战结束后,随着"慰安妇"问题浮出水面,韩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风起云涌,政府对该协定的立场也随之发生动摇,主张个人请求权并未消失,支持受害者对日索赔。但冷战后历届政府出于维护韩日关系大局考虑,努力把相关争议限定在韩国国内层面,直至文在寅政府打破默契,导致韩日贸易战爆发以及韩国国内出现巨大争议。韩国政府态度的演变与其国内政党政治因素密不可分。

韩国法院对民间战争受害者权益的救济与对我国的启示

2012年5月,韩国大法院分别对以日本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和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为被告的两起《强掳劳工案》做出了判决,认为:原告等对被告的请求权并非因韩日两国间的《请求权协定》而消灭,进而原告们可对被告行使此类请求权。这些判决在广泛得到韩国各界认可的同时,也遭到了部分国际法学者的批评。本文将从国际法层面对这些判决进行分析,并对我国处理类似案件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