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谥制度演变对行状文体的影响

行状文体的产生与发展,应与请谥制度紧密相连。春秋时君王直接赐谥,不需要提供逝者事迹。汉代的先奏谥再赐谥,是一次大的变化。奏谥需要专门的机构,奏谥机构的设立为提供逝者事迹这一环节创造了契机。提供逝者事迹的主体前期是王、侯的属官,曹魏后为中正官。东晋以后,中正的权力被尚书侵夺,失去了提供行状的便利,提供行状的主体由官方变成了丧家。此为第二次重大变化。丧家提供逝者事迹对行状文体的成熟意义重大。官方提供的文本多是一些原始档案或有关材料的罗列,丧家撰述则促成行状文体的最终完善成熟。

行状审覆及其请谥功能的实现

南北朝时期,司徒和尚书共同负责对私撰行状的审覆,根据对公撰行状审覆的惯例,司徒是此时审覆的主要承担者。随着“纤介之迹,皆属考功”时代的到来,行状的审覆权改由吏部考功来行使。纵观各代对行状的审覆,总体趋势是愈来愈严,为了保证内容的真实性,统治者采取了很多措施。审覆后的行状是拟谥、议谥、覆议的重要依据,有时可能会被强调到绝对的程度,但谥号的拟定却不会完全采用行状的记录,还要参考未记入行状的状主事迹。正常情况下,古人一直在朝着“定谥准行,必当其迹”的方向努力。行状所书内容要受到相关机构和个人的监督和影响。

宋代赐谥制度的演进与运行

宋代常法赐谥的流程与唐代有着明显不同,考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逐渐从勘验行状演变为覆议太常所拟谥号,这与北宋前期考功司考课职能不振有关。特恩赐谥在宋代曾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朝廷特赐按常法经有司议定而授予谥号,另一种则是不经有司而由皇帝直接命词臣草制赐谥。淳熙三年后两种路径合一,凡特赐谥者皆需有司议定,概不命词。从赐谥制度的运作过程看,谥主形象的构建与丧家和朝廷的互动密切相关。以杨万里为例,在嘉定更化的大背景下,其子杨长孺套用当时常见的书写模式,将杨万里的死因从“无疾终”改写为因不满韩侂胄专权以致愤懑而死。朝廷出于改写绍熙以来韩侂胄事迹的需要,并在利用谥号劝善惩恶的目的下,接受了这一说法,由此构成了后世对于杨万里的通行认识。

魏了翁官學教育活動述評(一)

魏了翁(1178—1237)是南宋中後期的理學名儒,一生積極致力於推崇、推廣和普及理學思想,是使理學從學術走向現實政治的重要推動人物之一。魏了翁的教育活動形式多樣,特别是他的官學教育活動持久而豐富。本文通過梳理文獻,對其入仕前中期的官學教育活動進行闡述,分别展示其在入仕初擔任中央學官、在蜀地任官并爲理學先賢請謚的具體官學實踐活動。魏了翁通過這些活動提高了理學的地位,試圖解决當時"學術不明""學者無所宗主"的問題,而其本人也成爲推動理學被確立爲官方正統地位的重要功臣。

九重恩诏锡嘉名——林逋谥号之驳正

林逋的谥号是官谥而不是私谥,林逋的道德影响和巨大成就完全有资格得到官谥,感念知遇之恩的州守也会为林逋请谥,得知林逋去世而嗟悼的皇帝也肯定会赐谥。给林逋赐谥的是宋仁宗,活着的林逋不可能得到宋真宗的赐谥,当林逋去世时早已不在人间的宋真宗不可能给林逋赐谥,而只能是在位的宋仁宗。林逋的谥号是和靖先生,而不是和靖处士或和靖居士。和靖处士是宋真宗给活着的林逋的赐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