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蜀汉政权内三大集团的政治分野--以诸葛亮用人、谯周劝降与士族北迁为例

诸葛亮用人有明显的地域性倾向:即以荆州集团为中心,联合东州集团,他成功地协调与平衡了蜀汉内部两大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对益州集团则采用两手策略,即笼络与打击并用之。诸葛亮死后,荆州与东州集团相继掌权,益州集团继续被边缘化。蜀汉政权能于西南一隅延续近三十年,蒋琬、费祎二人功不可没。蜀汉末年,益州土著势力崛起,谯周反对蜀汉北伐,散布曹魏将统一天下,并力主刘禅降魏。司马昭灭蜀后,为了防止蜀地出现动乱和再次割据,遂将荆州与东州集团的士人全部迁徙出益州。晋武帝为了缓和同蜀地士族的紧张关系,重用一批益州本土贤士。如此一来,蜀汉政权中原来的两个政治集团也就不复存在了。

从汉朝土地制度推测诸葛亮躬耕地的位置

汉朝土地分为私有和国有两类:百姓拥有的可耕土地,属于私有;而山林湖泽等土地,则属于国有。东汉南阳郡人口数量一度位居全国郡国第一,南阳宛城附近肥沃的易垦土地,基本都被开垦成为私有化的土地。东汉南郡所辖襄阳县,其人口随着北方流民的涌入,也有显著增长,其城池周边平坦的沃土也被完全开垦出来并私有化了。诸葛亮在南阳城池和襄阳城池附近平坦沃土上躬耕的可能性甚小,而选择属于国有山林附近躬耕的可能性甚大。襄阳隆中是典型的国有山林地带,附近有一定数量的可垦之地。南阳宛城卧龙岗则不具备襄阳隆中适宜隐居躬耕的地理条件。从清代记载隆中的田亩数量来看,隆中田地所产能够支撑诸葛亮一家的生活之需,而不可能支撑数家的生活之需。从躬耕地与城池距离是否有利于建造草庐以适应宁静的耕读生活也可推断,诸葛亮的躬耕地当在襄阳隆中而不在南阳卧龙岗。

诸葛亮在道教中形象变迁考

诸葛亮在文学、雕塑、戏曲等艺术作品中常是道士形象,人们理所当然认为诸葛亮是道士。事实上,道教中的诸葛亮最初并非道士。魏晋南北朝时期,诸葛亮在道书中不同于凡人。直到唐代道书才明确指出诸葛亮是修道之士,他因得道而精于兵法和天文。宋代诸葛亮进一步被神化。至元代时,诸葛亮成为了以武侯为名的雷法中的主神。这是诸葛亮首次在道教中被封神。但在几十年以后,诸葛亮被明代道教重新定义为人,直到清朝他才再次被神化为广慧星。诸葛亮在道教中形象以他忠诚、睿智的人物原型为基础,并受社会文化环境和历代官方态度影响。

诸葛亮北伐得失的人文地理因素探讨

一、诸葛亮北伐过程概述北伐曹魏,攘除奸凶,还于旧都,实现分久必合之国之大统,是诸葛亮构建的长期战略规划。但从当时的地理条件、人口数量、经济条件等方面来看,要以蜀汉偏隅一己之力,消灭强大的曹魏,如同蝼蚁撼树,很难实现。但诸葛亮并未放弃北伐。

用户体验视角下诸葛亮文创产品包装设计研究

从用户体验角度出发,探究诸葛亮文创产品包装设计上的新方法。对诸葛亮文创产品包装的现状进行分析,总结现存问题;通过梳理总结诸葛亮形象演变过程,深入挖掘诸葛亮形象蕴含的文化价值并提炼出符号元素,利用用户体验的设计方法,从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对诸葛亮文创产品进行包装设计,为更多的历史名人文创产品包装提供设计依据与新的设计导向。

诸葛亮家教家风的核心思想与传承

文章主要研究了诸葛亮家教家风的核心思想与传承。首先,论述了诸葛亮家教家风的核心思想,概括为:胸怀天下的担当精神、兢兢业业的勤勉精神、博大无垠的仁爱精神。其次,分析了诸葛亮家教家风的现实意义,即树立榜样健全人格、勤勉奋斗谱写征程、仁爱关怀共营和谐。最后,探讨了诸葛亮家教家风的当代应用。

“遨游何必故乡邪”:诸葛亮故乡观念与出仕选择探析

“遨游何必故乡邪”语境关涉汉末不同社会阶层对于归乡出仕的态度,而在三国鼎峙的时代背景之下,鱼豢等曹魏史家对于蜀汉史的叙述常隐含着一定政治敌意,甚至有时会存在误导性虚构。诸葛亮规劝游学好友孟建勿北归家乡仕魏之缘由并非因其故乡情感淡薄或不敢与曹魏士大夫竞争。事实上,诸葛深受故乡文化影响,其政治立场与曹操、刘表等人存在冲突,故而最终选择追随共同政治目标的汉室宗亲刘备出仕。

方志记载中的诸葛亮崇拜现象初探——以明清四川省志为例

根据《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统计,今存完整的明清四川省志共有七部,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其中与诸葛亮有关的记载大致分为生平行迹、诏令奏议、遗迹、名物、轶事、祠庙、风俗、艺文八个类别。虽然数量不少,但志书对诸葛亮相关内容的收录是不系统、不全面且存在较大随意性的。这些记载最突出的特点是存在大量的附会,这也是诸葛亮崇拜的一种体现。从地方文化现象与方志文献之间的关联与相互作用这一角度而言,方志记载中的诸葛亮与诸葛亮崇拜现象还有更大的研究空间。

当好事后诸葛亮

事后诸葛亮,意指那种事前无意见更无预见,而事后却自称有先见之明的人。它原本是一个讽刺用语,带有嘲讽意味。的确,待事情成了定局,再标榜自己先知先觉早有预见,又有何意义?如果造成了损失,带来了不良后果,再说自己高明,又有何改变?临火扑救不如曲突徙薪,人们尊崇有先知先觉的事前诸葛亮,自在情理之中。那为何还说要当好事后诸葛亮呢?这里是指肯于反省反思,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这样做大有必要。

完善党内问责机制建设的路径——以诸葛亮治政为切入点

党内问责机制在当今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占据着关键地位,且极具本土特色。欲对之加以完善,可从与之相似的古代治理中获得镜鉴。其中,诸葛亮治政作为中国古代良法善治的典型代表,其最大的法史价值在于其不仅充分凝结了中国古人治理国家的智慧,而且在问责机制建设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前瞻性、统驭性和科学性特征,这些特征是中华法系为问责机制建设提供的改进方向。总结诸葛亮治政期间的历史实践,对诸葛亮治政成效进行客观评述,以党内问责机制建设为中心,可发现诸葛亮治政经验对当代党内问责机制建设仍具有价值与启示:以党章为根本强化中央政治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以意识形态为主体构建“一体两翼”的政治信仰发展体系;以人民满意为导向探索严而有度的执纪问责方式。

诸葛亮重用马超加强都江堰管理

都江堰有马超坪遗址和马超守堰传说,联系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对都江堰加强管理的若干举措,重用马超以加强都江堰管理不是没有可能。因为,蜀汉政权建立后,诸葛亮的主要任务是“务农殖谷”,必然要加强都江堰的建设与管理,马超或是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管理的最佳人选。

汉魏六朝小说中的诸葛亮形象

汉魏六朝时期的诸葛亮故事书写是其形象生成初期的重要文献,为后世诸葛亮故事的变化、敷演提供了重要的史学基础和巨大的想象空间。后汉三国时期因著者政治立场的差异,对于诸葛亮的正面形塑与负面叙述并存;两晋时期在裁抑权臣的现实需求和追慕乡贤的创作心理影响下,对诸葛亮扶汉之心的表彰与应变将略的弥补成为塑造重点;南北朝时期则以诸葛亮故址遗存为契机,诸葛亮形象的建构开始出现神异趋势。

略谈成都诸葛亮故居的建设

据考证,今双流区葛陌社区其“葛陌”之名就是诸葛亮故居所在地的地名,入蜀后的诸葛亮和他的家人在这里居住了20年。由于诸葛亮后人“内移”,葛陌逐渐荒芜乃至在历史中遗落。葛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诸葛亮故居纪念馆应该加强“葛陌”建设,使其成为传承诸葛亮精神的基地。

诸葛亮《答李严书》考析

《北堂书钞》收录有诸葛亮《答李严书》“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一信,学界对于“八十万斛”记载的真实性以及“妾无副服”的理解都存有争议。根据对书信撰写时代背景和文献的分析,“八十万斛”应为“八千斛”之误。“妾”应专指姬妾,“副”指多余的,“妾无副服”即是姬妾没有富余的衣服。同时,由于该书与诸葛亮《答李严(劝受九锡)书》的写作时间非常接近,且二书内容上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故二者或为同一封书信,均作于蜀汉建兴七年(229)。

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口才艺术

“诸葛亮舌战群儒”这个故事历史上并未发生,完全是罗贯中的文学再创造。罗贯中根据诸葛亮出使江东与孙权会面、最终说服孙权跟刘备结成联盟、之后打败曹操的史事,演绎出“舌战群儒”这个情节,将诸葛亮置身于江东众名士面前。面对各种诘难,诸葛亮凭借出色的口才艺术将挑战者各个击破,将这场论战变成展示个人口才艺术的舞台。

诸葛亮北伐败因论析

刘备去世后,南中叛乱,为新建的蜀汉政权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诸葛亮志虑忠纯,亲自率兵前去平定,为蜀汉后方赢得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环境。面对国力强盛、兵精粮足的强敌魏国,诸葛亮深知若不北伐,两国国力会越拉越大,于是他以攻为守,广拓境土,蚕食雍凉,徐图中原。诸葛亮想通过北伐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他在修整军队之后,多次出师伐魏,曹真、司马懿等人运用正确的消耗战略,使得诸葛亮多次因粮尽退军。诸葛亮虽无大功,但还是取得了一些小战果,主要有迁移西县千余家人口到汉中和攻下武都、阴平。诸葛亮鞠躬尽瘁、忠诚君主的精神是十分值得学习的。

诸葛故里茶飘香——记沂南县诸葛亮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武江

在诸葛亮的故乡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若提起王武江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王武江,诸葛亮系列茗茶的创办者、沂南县诸葛亮茗茶加工厂厂长、沂南县茶叶研究所所长、沂南县诸葛亮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几十年来,他锲而不舍,潜心研究制茶技艺,成功研制出诸葛亮系列茗茶,为沂蒙茶产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国演义》公关语言初探——以诸葛亮为例

在处理人际关系和语言交际中,运用恰当语言表明自身观点并让对方信服,成为三国时期公关语言的重要作用。各个政治集团对公共关系的重视使谋略家应运而生;而谋略家的出现,更加方便对公共事务的处理。诸葛亮凭借杰出的军事才能和机智应变的雄辩策略,使各个政治集团的谋略家望而生畏,并在重大公共关系的处理上占据重大优势。通过研究诸葛亮公关语言,发现在语用特点方面,具有技巧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在语言风格方面,具有幽默诙谐和讽刺批评的风格;在公关语言交际原则得体运用方面,具有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和角色原则等。

胡应麟的诸葛亮论

胡应麟站在蜀汉正统的立场上,以史论、歌赋、杂谈等形式,结合史实对诸葛亮的事迹、风范、历史伟绩予以高度的评价,对其不足予以同情的理解;还将诸葛亮置于历史长河之中,通过比较的方法,肯定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从石刻看明清时期云南的诸葛亮崇拜

石刻作为一种具有文物性质的文献,记载着各地的历史与文化,比如云南境内就留存着一些与“武侯祠”有关的石刻,从中可见明清时期云南地区的诸葛亮崇拜。这些石刻集中在滇中与滇西两地,滇中地区(包括昆明、曲靖、楚雄和玉溪)的石刻反映的是对于“圣人教化之功”的崇拜,滇西地区(主要集中于保山和大理)的石刻反映的是对于“神明庇庥之功”的崇拜。从本质上来说,这些石刻中体现的诸葛亮崇拜都是云南各民族对中原地区汉文化的认同。这种历史文化现象不仅推进了云南各民族的团结与进步,还促进了云南各民族的交融与发展,更为云南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民俗文化和丰富的精神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