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文”到“经义”——“读书革命”视野中的近代读经法变异

清季新旧学术碰撞,今文经学崛起,读经方法成为学术论争的一大焦点。戊戌维新前后,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注重读书门径,提出“重义不重经文”的速成读法;同时期张之洞方面发布《劝学篇》,亦主张“经学通大义”为主的“守约”之法。癸卯学制确立“读经讲经”为中小学堂必不可少的科目,引出学堂体制下的新法读经和新体经学教科书。随着科举改废与新学流播,经学体系内原本融为一体的“经文”与“经义”开始在学者观念中分离;“读经法”的着眼点亦渐从文本记诵、文字训诂转向“微言大义”的求索或附会,对宋元以来文本取径的传统读书法带来致命的冲击。近代读经法的变异,伴随着白话文的兴起与新学科秩序的形成,问题已不限于读经本身,更关乎普遍意义上的教化实践与读写生活,预示着一场漫长“读书革命”(Leserevolution)的发端。

从儒家经典到课本选文:清末民初读经科向国文科的转化与融入

民国初年读经被取消后又被反复提倡,但清末的读经科部分转化、融入了国文科并影响了国文科的发展:国文科课程目标中的“德”由读经科转入,教材中部分课文是对读经科中的整本儒家经典的节选,教学中的诵读法也来自读经科。转化的发生及其成功,主要原因是:读经科改变了形式,顺应了现代教育(国文)的变化,教育目的由培养臣民转为培养公民,教育形式由私塾中的单个点拨到学堂中的班级授课,国文教材形态由专书变为选文,考试文体由八股变为古文。

熊十力大同理论的性质转向——以《读经示要》《乾坤衍》为对比

无论从千差万别、无可言齐的人类气禀上讲,还是从生生不息、刚健日新的世界变化上讲,早年的熊十力在写作《读经示要》时,都未曾认定一种“人人都是圣人”的大同能够真正到来。直到熊氏晚年在《乾坤衍》中再次重点抉发《礼运》与大同之义时,他才抛开了重重疑虑,将大同视为孔子外王学的唯一目标。熊十力的这一转向有着内外两层因素:一方面,熊氏认为孔子晚年坚守大同而弃绝小康,倡导民主革命,他从“体用不二”出发,彻底否定了礼乐与圣人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晚年的熊十力处在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更加重视社会制度的构建问题。在他看来,大同拥有民主、均平、公共的特质,能够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供方案与目标。由此,大同从个体道德的修养转变为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获得了超越道德理想的实践意义。

1935年胡适南游与北学南传

1930年代初,胡适改革北大文史学科,希望以现代学科建立学术社会。1935年1月,胡适应香港大学之邀南游讲学,引发广东当局的强烈反弹,以及读经问题的争议。此事既可视为近代以来西化与复古、新旧之争的延续,更反映了国人由来已久转化中国文化的不同路径:以涵养的方式领会经典义理,为政化民;抑或以史代经,以科学整理国故,建立现代学术系统。如若在现代学术体制演化的脉络中,以胡适南游与北学南传为切入点,考察胡适、古直、许地山等学人的言行,阐释多方对于中国文化的理念与取法,既有助于揭示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性,又能为我们理解南北、新旧学术的融合,揭示中国文化近代传承的多元路径提供有效参考。

阅读经典与英国文学教学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英国文学教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 ,目前英国文学经典文学作品阅读状况不甚令人满意。为进一步推动英国文学教学良性发展 ,培养下一代人的人文素质 ,英国文学教材编写。

对当前儿童读经运动的反思

儿童读经运动就其本质而言应该是一个经典教育运动。从中国传统教育来看,读经仅仅是众多学习方法之一,四书五经也仅仅是传统基础教育内容之一,在不同教育阶段教学应该采用不同的讲解方式。在教育哲学中,儿童读经的理念最接近于要素主义教育和永恒主义教育。相对于当前强调知识技能的应试教育,儿童读经就其在道德教育与文化教育方面的价值而言,的确有其积极作用。

科学看待儿童读经

从时间、内容、方法和效果等四个维度认真剖析儿童读经现象,假若选择读经的时间适宜、经文思想性合乎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经文难度系数得当、学生阅读方法科学,那么,适度让儿童读一些中国经典文章是一种妥当的教育方式,这样做既有利于中国优秀经典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也有利于让儿童逐渐生成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认同感,进而生成既与时代精神相对接又有中国文化根基的健全人格,还有利于儿童身心的"可持续性发展"。

寻找最美读书声——在图书馆朗读室读经诵典

＂不敢高声语,恐惊读书人＂,入馆安静、默读静思一直是图书馆阅读氛围的真实写照。但对于国学经典、中医经典等需要熟读记忆的文化知识学习而言,大声朗读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尤其对于中医院校的杏林学子而言,方剂的汤头歌诀、中药的君臣佐使都需要背诵,读透经典才能做好临床。于是,每到期末考试季,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里的朗朗书声成了读者之间、读者与馆员之间的棘手问题。

“儿童读经运动”:违背科学的主张,复古倒退的教育——对王财贵先生答《光明日报》记者问的质疑

民国废止读经后曾有过三次儿童读经运动,目前出现了第四次儿童读经运动。王财贵是第四次儿童读经运动的核心人物,他试图颠覆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提出“填牛”理论和记忆的“黄金时期”理论,主张让儿童死记硬背“经典”。他的这些主张在理论方面是极为错误的,在实践方面是极其有害的。

“儿童读经运动”质疑——与南怀瑾先生商榷

儿童读经运动以"填鸭"、"填牛"之强制灌输方法,让儿童死记硬背、生吞活剥古代"经典",企望以此使儿童获取"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劳永逸"之学问,这公然悖离了儿童教育的近现代观念,是走历史的回头路。儿童读经运动是不可能扫陋习、除时弊、正世风、开新学的,更不可能建设现代化、全球化之文化中国。南怀瑾先生对儿童读经运动的支持,对传统教育中记诵方法的推崇,对新旧教育的某些认识和评论,以及退回旧式教育的主张,都是值得商榷的。南怀瑾先生主张的儿童读经运动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是因为当代中国文化尚未从根本上接纳近现代形态的儿童教育观念。

儿童“读经”问题引发的争论

近年来国内兴起的儿童“读经”热引发了学界广泛的讨论,支持和反对的双方基于自己坚持的理论基础和文化立场各抒己见。这体现了我国当前学术界和教育界具有较为宽松自由的舆论和学术环境;整个讨论客观上有助于人们理性对待儿童“读经”现象本身,有利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读经”讨论的思想史研究——以193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为例

“读经”问题的讨论往往不仅限于“读经”本身 ,它所涉及的问题其实更在于思想史。 1 93 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也不例外。讨论者尽管观点不一 ,但绝大多数都能以“科学”的态度 ,对传统采取两分法 ,且反感“尊孔”以及附加于“读经”之上的诸种外在因素 ,这一点显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结果。而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 ,更影响到了今日的教育。

读经、国学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区别

近20年来,读经、国学教育、传统文化教育逐渐成为热门的词语,这几个词语也常常被不少人混用。实际上,这几个词语具有不同的内容所指。其中,台湾学者王财贵继承了清代以前就存在的读经一词,发展出读经教育理论。但是由于读经教育不被我国政府认可,所以各级政府提倡的一直是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比读经教育要宽泛。而国学一词自近代以来形成,但是国学与国学教育不同,研究国学之人很多,但国学教育一直缺乏研究。实际上,上述几个词语所代表的都是一种古典教育的思潮。

儿童读经就是“蒙以养正”?——与郭齐家先生商榷

郭齐家先生是中国大陆力倡儿童读经的重镇之一,其关于儿童读经的言论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影响甚大。郭齐家先生倡导儿童读经的言论主要有:中国近百年成功引进和移植了西方教育;儿童读经能够回溯文化源头、传承文化命脉;儿童读经就是最佳的文化刺激和最佳的早期教育;儿童读经就是“蒙以养正”;儿童读经能够开发脑力、增强国力;等等。郭齐家先生还对著名的“横渠四句”顶礼膜拜,以支持其儿童读经的主张。其实,黑格尔的“扬弃”理论,尼采的“上帝死了”和他的“重估一切价值”思想,胡塞尔的“回到事实本身”的思考,玛格丽特.米德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如何处理后喻文明、互喻文明和前喻文明提出的告谕,都不失为我们审视郭齐家先生上述观点的重要理论视角。

读经论争的百年回眸

读经问题是民国初年废除读经之后围绕恢复读经和反对读经而产生的一系列论争,是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抛给世人的一个世纪难题。百年来,关于读经的争议主要经历了四次:第一次发生在民国初年,主要围绕着袁世凯、康有为等复古尊孔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者反复古斗争展开;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在东西文化反思过程中出现的,以1925年章士钊"读经救国"论和鲁迅的批判为标志;第三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抗战前夕,高潮为《教育杂志》1935年"读经专号"中关于读经的大讨论;第四次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尚未结束。读经的论争还会继续,解决读经论争的最好态度是抱有开放心态,认清潮流,允许实践。

百年来学人回答:为什么要读经典

我同科举制度废弃后，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国传统经典书籍与人们的生活愈行愈远。在五四运动前后，新式教育制度的确立和白话文的推行，自中小学生开始，举国上下大都不把中国传统经典作为主要读物了。曾经甚至有个别学者扬言说，要把承载中国旧学问的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因此，“为什么要读经典”这样一个问题，在那个时代就已被提出，近百年来又常常被人们提起，但远未获得解决。

评儿童读经运动

传统儒学和读经科主张圣人崇拜,在处理学派间的关系时排斥异端、唯我独尊,在教育上必然以圣人名义预定一目的,牢守经书,强迫学生就范。所以蔡元培在民国教育总长任上废止了中小学读经科。儿童读经运动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全都反对蔡元培当初的废止"读经科"。让儿童了解真理并不错,但其方法如果违背儿童理解、掌握真理的种种规律和前提条件,甚至破坏这些前提条件,这本身就是对真理体系的破坏,同时还是对儿童的"强暴"与"奴役"。对待"读经科"的不同态度,乃至目前对待"儿童读经运动"的不同态度,表现出不同形态的文化信念以及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选择。

要求少儿读经是逆潮流而动

一些现代私塾开设读经课,要求少年儿童用大量时间读经;有的教育专家也公开倡导少儿读经是“传承文化”的需要。这种现象是逆潮流而动。五四运动时期就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读经,提倡科学。读经不能救国,少儿读经弊多利少,都早有定论。现在倡导读经,是教育的倒退,违背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因而注定是短命的,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科学理性地看待儿童读经

当前的儿童读经与历史上的读经具有不同的性质,不能用过去的批判言论来批评今天的儿童读经,更不能因为读经已经废除,今天就不能再读。经书承载着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的读经教育中蕴含着重要的教育方法。对于今天的儿童读经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应结合时代特点,科学理性地思考传统文化教育,从传统中汲取合理的因素。儿童读经对于儿童的成长和文化的传承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要在读经实践中加强科学研究,使读经活动能够健康、有效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