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读通鉴论》公私观的伦理向度与价值指向

王船山《读通鉴论》中的公私观对历史上的公私观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批判性评析,并将公私从人的内在道德意识延伸至治国安邦、国家大义和文明延续的论域,使公私观包括个人修德、国家治理和文明发展诸方面的要义,将中国伦理文明的公私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王船山公私观的伦理蕴含和价值指向表现在将公私观与义利观联系起来分析,深刻论述了“古今之通义”的至上价值;将公私观与兴衰观联系起来分析,深入探讨了“社稷轻而民为重”的价值机理;将公私观与历史观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深度揭示了“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的历史理性。弘扬王船山公私观的合理因素,对于我们培育社会主义公私观,培育正确的历史观、文明观、道德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伦理文明,具有精神启迪和价值滋润的时代意义。

《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说略

详细论述了胡思敬的《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一书的撰述动机、主要内容、史论特点,认为该书不仅是研究王夫之学术思想不可忽视的参考资料,而且也是清末民初传统守旧人物历史撰述的一个典型。

王船山政治伦理的价值诉求、工具理性及现代启示——以《读通鉴论》为文本

《读通鉴论》集中体现了船山对国家政治治理的伦理思考。"生民之生死"是其基本的政治伦理诉求,而"严以治吏"之吏治论、"德法并举"之治国论是其实现政治伦理诉求之工具理性选择。王船山的政治伦理思想,对当前我国政治改革实践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为君之道

王夫之的史论著作《读通鉴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君道政治思想,惜乎前人多不察。三代圣王之道是为船山心目中理想的君道典范,包括取天下以道、扶进人才、能安敢言者和从容调御几个方面。三代以下君主之治道当效法三代之王道,并因时损益和斟酌,君主之政治品格、知人之哲、用人之道、纳谏之道、辱大臣为辱国及立嫡与豫教并行等是为君主理政之道,即为君之道。王道在本质内容上仍然属于君道。王夫之之重视为君之道,一来在于他仍未走出"圣君贤相"之政治理想,二来是为将来社会提供治道之借鉴,"述往以为来者师也"。

从《读通鉴论》看王夫之史论中的君本与民本思想

王夫之对君本与民本的思考以《读通鉴论》阐释得最为透彻。诸多史论表明,王夫之是一位坚定的尊君主义者,但这个尊君是基于君臣父子的生民功能和秩序意义,尊君思想和民本思想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王夫之的尊君并非指向君王本身,而是君权背后的天定神圣秩序,这使得尊君超脱了君王个人的贤愚昏明等状况,达到了一种更为抽象和宏观的理论层次,极大地深化了尊君意识,然而由此带来的弊端也是王夫之和整个儒家在农业宗法社会下所无法破解的。

近百年来王船山《读通鉴论》研究述评

学界以往甚少有对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船山的某一部作品予以专门、系统、严谨之研究者。历来为人评价甚高的《读通鉴论》便是其中之一。虽然该书在被学术界瞩目和研究之前曾经经历了曲折又复杂的问世以及流行的过程,但自20世纪30年代起正式走进学人的世界,成为学界80多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成就硕果累累。因此,对以往学界关于《读通鉴论》的研究成果做一个综合性的叙述和评价就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可以弥补学界以往在此项工作上的空白,更是期望今后的《读通鉴论》研究以及船山学研究能够在此综述所揭示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深化。

从《读通鉴论》看王夫之历史借鉴思想的特点

王夫之的历史借鉴思想在《读通鉴论》中有集中的体现,在其卷末"叙论"系统的论述和文中个案评述的结合中呈现出独特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他注重史学在历史借鉴中作为中介的重要性,强调对历史借鉴的自觉意识,阐释了历史借鉴的辩证方法,指出了历史借鉴的广泛性。这一内容丰富而有机联系的历史借鉴思想,对于治国安邦和修身治学,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王船山《读通鉴论》考论

《读通鉴论》是王船山的重要著作之一,但该书在正式为学术界瞩目和研究之前曾经历了相当曲折和漫长的问世及流播的过程。是书在写成后的一百七十余年,即19世纪60年代中期,才得以正式出版问世;其后便脱颖而出,迎来一段昙花一现般的绚烂光华,在半个世纪里为世乐道和追捧;20世纪30年代起才以寻常的姿态正式走进学人的世界。通过对《读通鉴论》一书的考论,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和理解这本著作近百年来被研究的历程,亦差可见出船山著作整体上被发现与赏识的曲折过程。

王夫之《读通鉴论》写作宗旨考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本是一部内容上独立的自洽之作,有着明确的写作宗旨和目的。它是一部从历史流变的实际中思辨地考察中国历史的专著。在其中,王夫之进一步肯任和充实了他在中期著述中提出的人道法则,更是通过人道这一历史哲学在历史现实中的伸张与适用落实了人道之作为中国历史的意义的地位,而历史也无非就是以礼为核心的人道的展开与实现。换句话说,船山先生的《读通鉴论》作为一部经验或实证方法论基础上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作品,其主要写作宗旨在于阐明中国历史是人道为规律的进展,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人道之起源与流行,船山在对各种历史现象的解释中充分完整地说明了这一著述宗旨。

从《读通鉴论》看王夫之的民族观

《读通鉴论》基本上蕴含了王夫之的民族观。在一般情形下 (和平晏宁时期 ) ,他主张各民族之间“各安其所” ,和睦相处。但在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时 ,他坚持民族利益至上 ,主张积极抵御 ,从而外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

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见儒家“愚民”思想探析

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尊君是治道的基石,世族豪门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对君权起到了抗衡和制约作用,君子人格即贵族精神荷载着道统。尊卑等级对维护社会秩序至关重要,因而需设君民之大防,使天子之令不直接落实到地方百姓,以门阀取代科举来阻止民间精英的上达。这些表明王夫之史论中有浓厚的愚民思想,然而这一思想与生民思想并行不悖,由此可知儒家的重心既不在尊君,也不在生民,其所关注的是"君—民"秩序天平的平衡。这一思想体系与农业宗法社会的特点相适应,而其中蕴含的伦理思考具有普世价值。

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见儒家“愚民”思想探析

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尊君是治道的基石,世族豪门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对君权起到了抗衡和制约作用,君子人格即贵族精神荷载着道统。尊卑等级对维护社会秩序至关重要,因而需设君民之大防,使天子之令不直接落实到地方百姓,以门阀取代科举来阻止民间精英的上达。这些表明王夫之史论中有浓厚的愚民思想,然而这一思想与生民思想并行不悖,由此可知儒家的重心既不在尊君,也不在生民,其所关注的是"君—民"秩序天平的平衡。这一思想体系与农业宗法社会的特点相适应,而其中蕴含的伦理思考具有普世价值。

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见尊君与法治的矛盾统一

由王夫之《读通鉴论》可以看出,王夫之崇尚尊君主义,也深知君权至上是治道的最大弊病,主张限制君权。限制君权可由法律来达成,而法是君权用以绳下的工具,法权在君权之下,本身并不具有至上性和神圣性。庶民之性贪鄙愚陋,没有参政议政的资格和能力,不能有效维护法律,因而尊君与法治之间存在矛盾。法在治理中又必不可少,最终的办法是择人授法,将法律统一于尊君之下。这同时也表明法的功效和命运最终是由道德来维系的,德治高于法治。

《读通鉴论》二题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说历代兴亡之事,意在对明朝历史作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他借古讽今,表现了他在明朝灭亡后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操守;因家国亡于异族入侵,借《资治通鉴》以诉亡国之恨,在王夫之前有胡三省注《通鉴》,后有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每当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一些有民族气节的学者皆会从历史中寻找精神寄托,鼓舞信念。

论王夫之的战争伦理观--以《读通鉴论》三国史评为例

《读通鉴论》第十卷,主要评论三国史事,其中比较完备地体现了王夫之的战争伦理观。在战争权利上,他以正统的国家意识为准则,强调战争参与和发动的必要性与正义性;在战争行为上,他以传统的人本思想为准则,强调战争过程的道德性和合目的性;在战争主体上,反对国家投降主义,强调"与人争战"的伦理原则以及基本道德固持。这些战争伦理思想在现代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富强”价值观

王夫之生活于明亡清兴、改朝换代的动荡时代,他作为明王朝的遗民,亲眼见证了明朝的灭亡,在他心里打下了深深的亡国之痛的烙印。明朝的灭亡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国家积贫积弱、社会财富分布严重失衡,民不聊生导致的恶果。因此,王夫之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非常关注各朝代的经济、民生问题,他时刻在思考国家如何才能走上富强之路,于是撰写《读通鉴论》。该书中有关国富民强的经济思想在当时无疑是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许多观点与百余年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撰写的《国富论》中的自由经济思想颇有相通之处。

批判与继承:王夫之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史学史考察——以《读通鉴论》为分析样本

就法制史学史角度而言,王夫之的代表作《读通鉴论》是针对《资治通鉴》所记载的某段史实而发表的议论。在书中,王夫之对中国古代法制问题提出了自己个性鲜明的见解和主张。尤其是在法制史学理论方面,他提出法制要"趋时更新"、"循天下之公"等进步观点,在改造封建法制正统体系的学说基础上,对历史上各代的法律体系、立法史学、司法制度史学等进行多角度考证,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探讨和研究其发展规律,并提出了许多带有民主主义倾向、复兴民族国家的新型法制史学见解,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法制史学内容,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法治思想

《读通鉴论》是王船山晚年撰写的一部史论与政论结合的巨著,该书中有比较丰富的"法治"思想:把"法治"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地位,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突出了"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治理国家方面,船山还隐约认识到根治官场贪污腐败需要发挥法律制度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将吏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在重视官吏道德修养的同时,还强调在制度的范围内对官吏进行监察、考核,对官吏贪污贿赂的犯罪行为依法严惩,把法治作为惩罚贪官污吏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与现代法治中预防官员腐败与制度反腐的立法精神相一致,足见王船山"法治"思想之远见。

王夫之《读通鉴论》的史论价值

王夫之撰《读通鉴论》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一部史论价值极高的著作,堪称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奇葩。无论史论方法,还是史学思想,王夫之《读通鉴论》都别具慧眼。王氏运用辩证发展眼光,提出理势合一的历史进化观,并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国家兴亡之论,统贯全局,用联系发展的眼光探讨朝代兴亡之理,是其超越前人之处。

漫议《读通鉴论》和它对若干人物的评价

一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一个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著名的历史评论家。他的《读通鉴论》是和《宋论》同时写成的一部洋洋六十万言的历史评论集。在本书里,他对《资治通鉴》中记载的一千多年间的事件,人物、制度等,广泛地进行了分析评论。他不单是就往事论往事,指古人评古人,而每每是结合现实,古今对比,纵横联系,依经据典,傍征博引,通过对历史的评论,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见解。他提出;“鉴古酌今,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其务,非循名责实泥已迹者之所与知久矣。”(《读通鉴论》卷20,以下凡引自本书者均只注明卷数)这种“鉴古酌今,”是多少含有“古为今用”的意义的。嵇文甫先生评价《读通鉴论》说:“船山史论文章很多,其论史,一方面由于他身遭国变,创剧痛深,所以比物连类,感慨寄托,独喻之忱,触处流露;另一方面由于他自有一套系统的哲学思想,深入无浅语,所以每一议论,洞彻渊微,总表现出他那根本的哲学见解,非浮光掠影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