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评估驱动课后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美国路径及其启示

课后服务已在我国中小学阶段全面铺开,更为具体和精准的课后服务评估亟待开展。美国课后服务已有百年历史,依靠家长、课后服务机构和联邦政府的共同推动,逐渐形成了评估立场全面、主体多元、内容多类、方法多样的课后服务评估体系。辩证借鉴美国课后服务评估,则我国课后服务评估目标亟待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培育权威、专业、专门的评估主体,实施分类评估,凸显课后服务评估的关系思维,坚守多样化迈向数字化的课后服务评估方法,但也要警惕并预防课后服务评估对教育公平的潜在风险。

“双减”背景下课后服务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与纾解策略

课后服务是深入推进“双减”政策的重要制度补充和保障,从“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走向“上下互动”的协同治理是提升课后服务质量的必然选择。课后服务协同治理的核心是通过“价值共识—权力配置—行动网络—制度支持”四维联动,重构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等多元主体之间的新型关系,协同推进课后服务质量的提升。基于课后服务协同治理分析框架发现,当前课后服务协同治理存在价值目标分离、多元主体权责模糊、协同合作机制缺位、制度保障供给不足等问题。课后服务协同治理应构建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目标导向,重构政府主导、学校主阵地、家庭主人翁、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权责关系,搭建合作、互动、协商的行动网络,持续增加资源、制度供给创新,构建良好的课后服务治理生态,助推“双减”走深走实。

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质量保障: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启示

“双减”后我国义务教育学校在普遍开展课后服务的同时也衍生出课后服务质量问题。发达国家在课后服务质量保障上有一定的成功经验,如政府和社会力量协同监管课后服务、切实保障课后服务运行的各种资源、科学评价激发课后服务主体活力等。我国可在国情基础上适当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厘清政府、学校和社会力量的保障责任;设计合理的经费、师资和场地保障制度;以高质量评估推动高质量课后服务体系建设。

整体育人视角下的高质量课后服务课程建设

以整体育人价值统领课后服务课程建设既是相关政策演进的必然要求,同时与课后服务课程的内在特点高度契合,体现了学校课程建设的发展趋势。当前中小学在课后服务课程建设方面存在动力不强、方向不明、能力不够、合力不足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整体育人价值的实现。构建富有整体育人价值的高质量课后服务课程应着眼整体的人,厘清课后服务课程目标指向;立足学校全局,系统设计课后服务课程体系;关注教师发展,增强课后服务课程实施动能;推进多元协同,有效凝聚课后服务优质力量。

“学校—培训机构”特色课后服务合作行为机理及困境突破——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分析

“学校—培训机构”合作是特色课后服务供给的重要模式。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分析学校与培训机构的合作行为机理发现,报酬吸引与组织支持促成双方的合作动机,资源吸纳与权力依赖促使双方合作达成,信任维系与秩序强化保证双方的持续性合作。但是,“学校—培训机构”合作仍存在组织信息不对称导致合作动机减弱、监管机制不到位导致资源吸纳利用率低、主体沟通不顺畅导致合作难以持续等问题。因此,应强化信息透明,稳固特色课后服务的吸引力;加强运行监管,增加特色课后服务的吸纳度;畅通交流渠道,保障特色课后服务的持续性,以更好地发挥课后服务的育人功能,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艺术课程实施如何有效助力学校课后服务

艺术课程作为学校课后服务的重要组成内容,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学校美育事业的持续进步、学生全面发展的现实诉求、课后艺术教育的承续创新。在中小学课后服务中,艺术课程实施面临的挑战有:艺术课程供给如何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差异;艺术课程资源如何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现实需要;艺术课程目标如何立足学生素养提升的价值旨归;艺术课程实施如何加强校外课程资源的有机融合。未来推进学校课后服务中高质量艺术课程建设的路径包括:探索多样艺术课程形式,关注学生个性学习发展需求;强化城乡教育资源供给,实现课后艺术课程相对均衡;聚焦艺术学科核心素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整合校外艺术教育资源,推动课后课程建设提质增速。

课后服务的多元属性及经费的差异化供给

课后服务类型的多样性、供给对象的多元化以及产品属性认知的模糊性,导致在“全覆盖、高质量”的目标追求之下经费供给缺乏有效保障。课后服务具有多元属性:基础服务和补偿服务具备地方性纯公共产品特征,个性化服务则属于地方性准公共产品。目前,课后服务经费供给主要包括政府包干模式、家长主责模式和政府主责模式。占主流地位的是后两者,属于成本分担模式的不同表现形式。服务对象的复杂性、服务类型的多样性以及各地财政实力的差异性决定了经费应采用差异化的供给方式。基础服务和补偿服务应最大程度地实现全员免费,个性化服务应在政府补助基础上遵循“谁需求,谁付费”的原则。最终,应建立“家长主责、政府兜底、社会支持”的多方共担的经费供给模式。

什么是好的课后服务:德国全日制小学课后服务质量标准研究

目前我国中小学的课后服务进入了由探索性实践向扩优提质转变的过渡性阶段,在此阶段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好的课后服务”,即课后服务的质量评价,这也是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利益相关者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课后服务在德国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已然形成了完善的课后服务模式和科学的运行机制。从2026年起德国将逐步引入小学生全天课后服务的法定权利,而全日制小学是课后服务的主要承担者。为保障全日制小学课后服务的质量,德国分别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层面制定了全日制小学课后服务质量标准,用以指导各联邦州开展课后服务质量提升计划,而且质量标准呈现出四个典型特征:突出课后服务质量标准制定过程的科学性与全面性;突出课后服务质量标准对教育公平的维护;突出课后服务质量标准对家庭与事业的平衡;突出课后服务质量标准对学生个性与全面发展的重视。基于对德国全日制小学课后服务质量标准的分析,可以得出三点启示:首先健全制度规范,做好国家与地方层面课后服务质量标准的制定与落实工作;其次铸牢育人理念,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作为构建课后服务质量标准的基本原则;最后加强内外合作,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统一作为保障课后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

“双减”背景下课后服务中科学教育加法能否促进中小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基于6省30个县(区)的调查

非认知能力因其对个体学业成就、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而备受学界关注。基于我国东中西部6省30县(区)部分中小学生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解决选择性偏误,研究课后服务中科学教育活动对青少年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青少年学生非认知能力表现普遍偏低;参与课后服务中的科学教育活动能够显著提升青少年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参加课后服务中的科学教育活动能直接作用于青少年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也能通过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主观幸福感间接影响青少年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发展。相关建议为:改革评价体系,青少年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培养“一体推进”;完善非认知能力培养实践体系,将科学教育纳入课后服务“必备项目”;强化科学教育资源“在地化”统筹,健全非认知能力培养的家校社共育机制。

“双减”政策下体育课后服务协同治理的机制与路径

“双减”政策推动下,体育课后服务协同治理,能够有效发挥各参与主体的功能及职能,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延伸性教育服务,促进各方的协同引导、协同推进和协同发展。运用文献资料、实地调查等方法,从“双减”政策下体育课后服务协同治理的逻辑内涵入手,针对治理主体的权责与次位不明晰、标准不完善、支持性资源不足以及各主体协调失衡等协同治理困境,构建“目标协同—资源协同—行为协同—管理协同—环境协同”的五维协同创新机制。在此基础上,对区域内体育课后服务多元主体治理协同度进行实证评价,从宏观引导、中观策划和微观操作层面,提出“制度规范—战略体系—具体举措”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优化路径。

日本家校社协同推进体育课后服务的实践经验与启示

笔者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对日本家校社协同推进体育课后服务进行了研究。家校社协同的价值阐析:统筹多方育人资源,保障场地设施服务供给;破解师资困境,提升体育课后服务品质;助推“双减”政策落实,协同规范体育培训市场。日本家校社协同的实践经验:政策助推家校社协同,保证了体育课后服务资源到位;鼓励高校与社会体育组织参与学校体育,形成了校社协同教育合力;家校社协同组织体育课外活动,保证了学生综合素质稳定发展。日本家校社协同推进体育课后服务的启示:完善政策法规,构建协同育人保障机制;依托社区资源,完善协同育人体系;创新项目实践形式,推进体育课后服务落实。

课后服务促“五育”发展

本文阐述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着力于提升课后服务质量,提高家长和社会满意度,利用课后服务,促进学生五育发展,让学生快乐成长。

学校体育课后服务质量提升策略调适

现代化新征程中,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探赜学校体育课后服务高质量提升,是加速推动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学校体育工作改革的必然之基。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逻辑分析等方法深度探究学校体育课后服务的功能价值、发展契机、开展现状与质量提升的策略调适。研究认为,当前体育课后服务在制度保障、协同合作、教学内容、监管评价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囿,应以学生健康、人才培养、教育公平以及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积极发挥其看护、辅导、以体育人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提出当前体育课后服务质量提升的实践策略:加强顶层设计,保障服务持续稳定;建立合作平台,高效配置体育资源;融合先进理念,创新体育文化活动;完善评价反馈,促进服务质量提升,为国家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体育课后服务中的家长主义协商与理性自我重构——基于H市12位家长的追踪观察与深度访谈

遵循家长主义协商的理论解释,运用参与观察法及访谈法,讨论“双减”政策下家长在体育课后服务中的态度、角色、责任和行动特征。研究认为,孩子健康状况和运动习惯之间存在交集,健康状况的强弱和运动习惯的强弱会影响家长对体育课后服务的态度。在时间维度上,基于亲子、自我、家校的家长主义协商,家长经历从“从未有过的新体验”到“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再到“协商更多的参与方式”的认知演变进程。当前,参与到体育课后服务中的家长深陷于新旧秩序的两难境地,承受着来自孩子身体健康、技能习得、文化学习和自身期望的多重压力,往往采取以下行动重构理性自我:通过观望、协商和建言,重构参与角色;强调经验、问题和绩效,重构责任意识;诉诸于他者化、妥协和互动,重构决策机制。

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发展脉络、核心议题与实践走向

中小学课后服务是中小学校在放学后为学生提供的看护、管理和教育等方面的服务.中小学课后服务大致经历了“需求导向”的起步与初创期、“双向互动”的探索与发展期以及“多元协同”的深化与完善期三个阶段.我国中小学课后服务主要围绕着四个核心议题展开:以秉持教育公平理念为应有之义、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指向、以实现师生协同成长为内在追求、以构建良好生态为基本立场.未来我国中小学课后服务的提质发展应遵循以下路径:强调实践育人,完善课后服务课程体系;家校社协同参与,充实课后服务师资队伍;强化公益属性,健全保障体机制.

学校课后服务对学生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的影响

在义务教育学生家庭的教育资源配置中,校外培训支出是重要的家庭教育支出。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和倾向值匹配方法研究发现,义务教育学生参与学校课后服务会影响学生家庭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显著降低学生对校外培训的参与和支出。学校课后服务收费增加了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的概率,刺激了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的增长。据此,本文建议推动学校课后服务优质均衡发展,纾解义务教育学生校外培训需求;坚持学校课后服务的公益属性和普惠原则,促进家长优化配置家庭教育资源。

“双减”政策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保障体系研究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对于义务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义务教育良好生态的建构及义务教育公共性的回归具有重要价值。当前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后服务保障体系面临着课后服务保障建设主体的权责边界性模糊、课后服务保障内容的精准指向性不足、课后服务保障经费的配置趋同性过高、课后服务保障结果的评价体系约束性薄弱等困境。推动“双减”政策落实的提质增效,可从制度供给角度就如下方面强化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保障体系建设:以制度治权有力促进课后服务保障建设主体的权责互构、以制度细化准确厘定课后服务保障内容的适配环境、以制度统筹全面激活课后服务保障经费的配置效率、以制度倒逼深度强化课后服务保障结果的导向效用。

中小学课后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构建:意蕴、依据与维度

要实现中小学课后服务长远发展,必须研制切实可行的质量评价体系,以评价提升课后服务质量。中小学课后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构建应满足多元利益诉求、促进多方协商共识、体现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其构建应顺应教育行政机构的政策需求,体现利益相关者理论和CIPP评价理论模型的理论阐释,奠基于学校教育高效运行的实践需求。在课后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构建过程中,可以从四个维度共同发力:科学的服务目标是构建方向,充足的教育资源投入是构建保障,完善的服务过程是构建依托,客观的服务评价是构建要求。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政策

中小学生课后服务作为“双减”政策的重要内容,在增强“双减”政策实效、解决中小学生放学后家长接送难、提升学校教育服务能力、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课后服务工作本身的复杂性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设计两方面原因,现有课后服务政策仍有待持续优化。文章基于政策工具分析框架,选取已发布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政策的28个省市区文件,从政策的时效性、政策主体协同方式、创新能力、政策工具结构、政策工具供给等方面提出了提升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政策适切性的建议。具体包括:增强地方课后服务政策的时效性,构建操作性强的政策主体协同机制,重视课后服务政策的地方性,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增加部分政策内容要素的政策工具供给。

乡村学校课后服务协同供给体系构建研究——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视角

乡村学校课后服务具有挖掘学生潜能、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实现公共利益价值等多重功能。目前,乡村学校课后服务还存在主体单一,客体未形成合力等难题。主客体协同,构建由策略、方式、管理、内容、空间与地域构成的供给体系,有助于乡村学校的课后服务得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