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专业实践样态的变迁及特征分析——基于课程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高校专业实践主要涉及两个层面,即专业设置和课程组合。高校专业实践样态是指专业实践表现所呈现的样式和形态,是多样化专业实践的综合反映。基于伯恩斯坦的课程社会学理论,对美国高校专业实践样态的考察分析发现,美国高校专业实践经历了从“强分化—弱选择—弱关联”的紧密型样态到“强分化—强选择—强关联”的松散型样态,再到“弱分化—强选择—强关联”的松散型样态的动态形成过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美国高校专业实践样态的形成是在与多变的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作出的变革和调整,表现出一种优胜劣汰的趋势并逐步具有多样化的特点。综合来看,不同阶段的高校专业实践样态是内在学术逻辑与外在社会逻辑之间张力支配的结果,是内在知识结构与外在社会建制综合作用的体现。

基础教育数学课程改革的课程社会学考察

从课程社会学视角对新世纪基础教育数学课程改革进行考察可知，它不可避免地具有课程社会性——除了体现出理性与探索、科学与创新的价值导向之外，还有来自不同群体之间价值观点的冲突与控制、偏见与协商．基础教育数学课程改革如同思想和文化的革新一样，是“静悄悄的革命”，它在集权与对话、阻抗与理解、因循与发展的艰难磨合中，缓慢前行．

西方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三种范式

西方课程社会学的研究存在着三种经典的研究方式:结构—功能主义范式、解释论范式和新马克思主义范式。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张课程内容反映社会权力的分配,课程实施强调对社会结构的传递。解释论范式强调课程内容是一种社会建构,课程实施是师生之间的诠释与互动。新马克思主义范式主张关注课程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课程的设计与实施蕴含着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

从“控制”到“抵制”再到“博弈”——课程社会学研究取向的流变

早期的课程社会学研究集中于探讨国家是如何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对课程的控制并最终使课程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载体,但后期研究更多地转向为探讨国家在实现对课程的社会控制过程中,社会力量会自下而上地试图对这种控制进行抵制。事实上,课程的诞生既不可能是国家单向控制的过程,也不完全是社会抵制的反映,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可以说,课程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实现了从控制到抵制再到博弈的流变。

“法定知识”变革中的行动者视野——课程社会学的一种研究路向

对"法定知识"通常的解释框架是"阶级"和"意识形态",即课程所具备的阶级属性和内隐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以此来对应教育的不平等,以及知识和国家权力联姻后的控制特征。但在课程寻求改革的过程中,改革行动者的言说、意识、意志与实践更加凸显。研究者认为社会因素只有融注在有血有肉的行动者后,对课程知识的作用才更为真实、更具整合性与穿透力。

课程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及其演化——兼论当前关于新课程改革的争论

课程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体现为课程的客观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课程社会学诞生以来围绕课程社会学这一核心问题出现了许多理论,但所有的理论都各执一端。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课程的社会性被简化为利益、立场的反映,课程的客观性被否定,这对课程实践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伯恩斯坦、杨和迈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课程的社会性和客观性展开研究,表明课程的社会性和客观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一结论对反思我国关于新课程改革的争论具有独特的价值。

英国课程社会学的社会现实主义转向

基于来自理论的诘问和现实课程政策的困惑,20世纪70年代由麦克·扬等人提出的课程社会学的社会建构主义取向当前正转向社会现实主义取向。社会现实主义取向的课程社会学肯定知识的社会性和客观性,重视知识的结构性差异本身,并对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进行了重新理解。这一转向意味着课程社会学从关注"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转向关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也意味着从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转向现代性思维方式,为人们深化关于知识问题的看法打开了新的论争之门。

课程社会学研究路向：高校文化视野

在高校课程变革中,课程社会学的两个主要解释框架是主流意识形态与课程设计的共谋作为社会控制的途径和关注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在课程变革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由于这两个基于不同理论基础的解释框架具有行动与结构之间断裂的矛盾,文章借鉴布迪厄在其关系论哲学基础上提出实践关系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场域"与"惯习",从学校文化的视野出发,试图提出课程社会学的一种研究路向,尝试对课程变革实践中学校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特征课程的实践场域和行动者视野的惯习进行分析。

空无课程资源在教材中的缺失——基于课程社会学的视角

课程是一套法定的教育知识文本,它是静态的,投射着人类文化知识的精华;它又是动态的,蕴含着事态变迁的过程。从课程社会学的角度讲,统治阶层总是力图通过控制学校课程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课程就其社会本质而言是社会控制的中介。而教材是呈现课程知识的一个重要文本,是知识、情感、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众所周知,教材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吸纳进来,那就意味着有一些知识被排除在外,被＂空无＂。

语文教科书中外国人物形象的课程社会学分析——以人教版和苏教版初中课标实验教科书为例

经济全球化的来临和中外交流的增多要求新一代人才具有国际视野和世界胸怀。教科书作为学生接触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媒介,对学生世界观、价值观的正确养成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会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影响。目前我国使用较为广泛的人教版和苏教版初中语文课标实验教科书中的外国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均具有"中国化"、"片面化"、"同质化"的倾向。

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儿童形象的课程社会学分析

教科书中的儿童形象隐含着人们对儿童的期待,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导向。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为例,从外在形象、内在形象两个方面分析教科书中的儿童形象,呈现其生理、社会、心理和道德方面的特征,从中探寻儿童形象蕴含的价值取向,进而为教科书编写者提出若干建议。

论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人文性

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人文性,就是以人文关怀的精神,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原则和方式方法,去观照学校体育课程,探讨体育课程的改革与发展,探索体育课程如何促使人的社会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科学规律。它是解释体育课程与社会的关系的基础;是解决体育课程中冲突的需要;是改善体育课程中人际关系的基础。合格的体育课程,需要培养出一种自然率真、追求自由、满足人的崇尚自然、自由发展的"人文性"的人。

课程社会学基础研究述评

课程社会学基础的研究 ,内容包括课程研究的社会学范式 ,课程的社会性分析 ,教育社会学流派对课程的透析等。文章分析了各种理论流派的得与失 ,指出了今后课程理论研究的方向。

试论体育课程社会学的构建

采用文献资料法、跨学科研究法等,提出培养社会人、精英人、人文人的三大假设,并从体育课程的目标、标准、内容以及实施和评价等社会学研究方面来构建科学完整的体育课程社会学理论框架。结论:构建体育课程社会学,既可以摆脱从"强身健体"这一狭隘的范畴来理解体育课程,又能为体育课程的改革提供理论指导与策略支持。

后现代主义对课程社会学的挑战:实质和超越

后现代主义对课程社会学挑战主要体现为将知识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对立,否认知识的客观性,这使课程社会学放弃了功能分析和阶级分析的传统,发生了明显的转向。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对课程社会学挑战的实质展开研究,并就课程社会学超越后现代主义提出一些基本的思路。

从“激进”到“保守”:麦克·扬课程社会学思想的转向

英国教育社会学家麦克·F.D.扬,作为20世纪70年代英国新教育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课程社会学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生了从"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到"保守"的社会实在主义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既源于扬对自身经历及南非教育改革实践的反思,也包含着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变迁的影响。知识存在不同的类型,知识的"实在性"与"建构性"都体现和揭示了某种类型知识的特征及属性,过分强调某一方面而否定或忽视另一方面的教育知识观或课程论都是不完整、不正确的。扬虽然提出了教育知识与课程的"中间道路"主张,但并未对之加以充分阐述,亦未能发展成为其后期课程社会学思想的主要观点,这是颇为遗憾的。

语文教科书中外国人物形象的课程社会学分析——以人教版和苏教版初中课标实验教科书为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和中外交流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外国作品进入了我国的语文教科书。外国作品中的人物以鲜活灵动的形象出现在语文教科书中，为学生接触多元文化、了解异域风情打开了一扇窗。根据课程社会学的观点，课程内容作为教育领域中人类的思想、价值、意义乃至思维方式之重要载，

基于可汗学院和Coursera慕课视频的课程社会学分析

可汗学院(Khan Academy)与Coursera是国际上有突出影响的慕课平台,文章从课程社会学的视角,选取平台中视频课程的学科类型、学习对象、教学方式、课程主题选取及其组织结构,以及课程的拍摄技巧进行特征分析,以期发现可供借鉴之处。

简·安杨的课程社会学思想及其启示

简·安杨的课程社会学思想强调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与能力,并以消除社会贫困和种族歧视为课程改革的同步曲。她以马克思主义、知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为理论来源,对课程功能、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政策等作了深刻的社会学分析,从而丰富了当代的课程研究话语,同时也对我国的课程改革与课程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

课程社会学视域下翻译课程的功能表现及适应性调整

翻译课程涉及多国语言转换和多元文化信息交流,其课程建设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游离于社会之外。课程社会学关注课程的社会学层面,该理论视域下的翻译课程不仅具有智识功能、社会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还具有文化继承与传播、文化选择与协调功能。合理的翻译课程设置与实施对学习者个体及社会发展产生正向的促进功能,功能定位失范的翻译课程则会对其产生消极的负面效应。翻译课程多元功能的适应性调整能有效促进翻译课程体系建设,提升翻译教育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