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最适课税理论的税制结构优化研究

“优化税制结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我国税制改革提出的总要求。运用最适课税理论优化税制结构,既要处理好税制结构体系中所得税与货劳税的“双主体”合理搭配问题,适当降低货劳税收入占比,增强所得税的主体地位,不断优化“双主体”税制结构体系;也要从最适商品课税理论视角,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消费税等改革,恢复增值税中性税收属性,体现消费税对扭曲性商品课税的特征,发挥货劳税的收入功能和调控功能,实现优化资源配置、营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降低货劳税等间接税收入占比的税制结构;更要从最适所得课税理论视角,通过改革企业所得税、完善个人所得税、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和择机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规范财富积累等方面的作用。

课税要件事实的认定与归属论

课税要件事实认定,无疑是税法学界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却又研究薄弱的主题。税法学者和税收实务工作者,每每面临复杂疑难案件而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法院在司法裁判中为了避免对税法实体问题进行处理,而将税法程序瑕疵作为遁途。依据直接证明资料认定课税要件事实,应从主体资格的鉴察、税收客体有无的判断、疑似应税事实的辨识、复合交易的解析、名实的审核、归属关系的剖分、量化问题的厘定等七个方面展开。在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税法交易定性理论基础上发展出的课税要件事实归属理论,立足于类型学思维,表现出规范出发型的实践理性品性,并以模式化思维的理论图景为税收争议中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分配提供引导基准。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我国数据资产税的课税路径构建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以数据为关键资源要素,通过数据的生产、整合、使用,进而发挥出巨大的经济价值,这一新型经济形态正在迅速改变着以往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一项重要资产,正在创造着巨大价值,其交易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当前情况下,应当尽早研究制定相应的数据资产纳税规则,避免以后造成巨大的税收流失。基于此,从数据资产当前课税遇到的问题入手、并找出问题原因,提出构建符合数字经济发展模式的课税路径,达到既要保障国家税收又要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双重目标。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产交易课税:制度困局、理论逻辑与优化方案

数据资产交易是数字经济的永恒主题,能够为我国带来稳定、可靠、持续的税源。但囿于数据资产交易的隐蔽性、非排他性与高频性,其课税模式相对于传统交易存在较大差别。当前,我国数据资产交易课税陷入立法体系不完备、课税要素确定困难、税收征管机制不完善、税收监督机制乏力的困局。税收法定、税收公平、税收效率原则的潜在内涵与数据资产交易课税难题破解的实践需求相契合,能够有效优化数字经济税收秩序。因而,我国应积极完备数据资产交易课税的立法体系,健全数据资产交易课税要素,完善税收征管机制和强化税收监督机制,从而破解数据资产交易课税困境,促进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效率与公平并行的加密资产课税探析

加密资产市场的发展引发了税收治理方面的挑战。研究发现,加密资产价格波动导致征税数据滞后,影响税收公平性和效率性。与传统金融相比,去中心化的加密资产更容易实现公平课税,但实现效率课税比较困难。不同类型和生命周期的加密资产的公平性和高效性征税也存在差异。区块链技术在税收征管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智能合约和投票机制可让纳税人参与规则制定并提高效率,数字身份认证能简化课税流程。区块链和去中心化技术需要具备安全性、防篡改性、交易处理能力、可扩展性、透明度和监管性,并提供用户友好的界面以实现税收公平与效率。未来需继续研究和优化相关机制及政策,为国家税收管理和纳税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共同富裕视域下适用实质课税原则的法治困境及完善路径

当前,我国共同富裕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面临着区域经济、居民收入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等的挑战,税收是影响经济效果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是实现共同富裕必需的制度工具。实质课税原理侧重于以经济理性审视各种经济活动,尤其是审视一项经济活动是否为税法所关注的课税事实,判断各种税收客体的真实情况,进而准确把握主体的税收负担能力并作出最终判断。但实质课税原则在较长时间内仍处于理论研究层面,将该原则运用到税收实践中仍面临着挑战,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建立税收综合治理长效机制,而该机制也离不开实质课税原则作用的真正发挥。

穿透式课税视角下资管产品增值税制度的构建

穿透式课税旨在以经济实质判断课税要素,有必要在资管产品增值税制度的构建中加以贯彻。由于我国坚持税制平移框架,应以现行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草案》作为资管产品增值税制度构建的分析依据。穿透式课税视角下不以外观要件为依据,主张根据资管产品增值税的实质要件确定适宜的纳税主体,用“金融服务”概念统一金融业增值税的表述,并以此为基础调整资管产品增值税的计税方式。

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构——基于“个税”课税单位改革径路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应对少子老龄化挑战的必然之举,为此需要在税收等制度层面予以回应。然而,当前“个税”课税单位以个人作为征纳对象,既降低了个人婚育意愿,又无助于子女养育、教育,还不利于家庭建设,有碍生育友好型社会建构。为此,须引入家庭课税制方案,在解决个人婚育意愿,子女养育、教育和家庭建设等实际问题的同时,契合量能课税原则的基本诉求,亦能丰富“个税”生育激励的工具内涵。在“个税”课税单位具体改革径路上,可选择“个人+家庭”的整体方案,并以夫妻作为基本纳税单位,设计以“折半乘二制”为标尺的家庭课税税率基准,达成“个税”课税单位改革目的,真正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构。

实质课税原则的理论阐释

无论税制设计如何完善、税法规则如何复杂,偷逃税、避税、税收筹划始终是税法运行实践中无法消除的事实,也是各国税务机关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税收征收究竟是以形式还是以实质为标准,始终是税法领域存在争议的话题。实质课税原则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起源和发展有着十分相似的路径。在大陆法系国家,无论是肇始于德国的经济观察法,还是经日本学者升级后的实质课税原则,二者在税收立法中的确立最初都是源于反避税的需求,都是为了保障国家财政收入而对当时税法进行修改的结果。从实质课税原则在英美法系的演进过程来看,实质课税原则经历了被否认到被允许的过程。由于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主,实质课税原则主要通过法院的判决被确立,这与大陆法系通过税收立法确定实质课税原则存在明显的区别。从实质课税原则的产生背景来看,反避税是实质课税原则在两大法系税收立法或税收司法实践中产生或确立的直接动机或最初原因。法律实质主义和经济实质主义在税法中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场合,法律实质主义应当运用于“法律关系”的形式与实质不一致的情形,而经济实质主义应当运用于法律形式与经济实质不一致的情形。只有将法律实质主义和经济实质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应对纷繁复杂的各类税收问题,使税收的经济性与法律的权威性相契合。尽管实质课税原则在两大法系中有着不同的称谓,理论和实务界对实质课税原则的内涵和功能定位存在诸多分歧,但从实质课税原则的诸多争论中可以发现,实质课税原则并没有被全盘否定,而是实现税法上税收公平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的技术性、手段性原则,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补充,其目的是要求纳税人按其实质的税负能力来纳税,最终实现税负的公平分配。需要注意的是,实质课税原则适用于税法运行的各个环节,但并非适用于税法运行各环节的全部领域。

生育激励背景下家庭课税的德国模式:体系展开与理论镜鉴

伴随我国人口政策、生育政策、养老政策的积极变化,婚姻与家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德国作为世界主要税法滥觞之一,其税法与婚姻家庭的互动模式值得研究与借鉴。德国家庭课税模式体系主要聚焦个人所得税,由联合评估、分割方法、税收减免三大部分组成。联合评估是指夫妻或民事伴侣作为共同体进行评估;配偶间既可以选择单独评估,也可以进行联合评估;在引入分割程序之前,德国联合评估因存在多种弊端而被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定违宪。此后德国《所得税法》引入分割程序,解决了德国家庭课税模式对婚姻家庭的经济歧视,更好地贯彻了男女平等与税收平等的宪法原则。此外,德国家庭税制不论纳税人财产状况如何,只根据婚姻家庭情形平等享有大量税收减免项目,形成独特特色。我国宜借鉴德国家庭课税模式,坚持婚姻中性和婚姻家庭的国家保护原则,禁止婚姻家庭税制发挥均贫富作用,引入联合评估和分割程序,并结合我国国力设计减免税项目。

论实质课税原则适用的中立性

一般认为实质课税原则的作用在于遏制纳税人的避税行为,保障国家的税收利益,然而现在亦有纳税人或法院主动援引来保障纳税人利益的情形。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均为反避税条款,不免在实际使用实质课税原则时倾向于国家税收利益。从税收债务、公平正义价值理念和征纳关系的和谐性角度出发,实质课税作为一种法律原则不应当有明显的偏好倾向。需要秉持谦抑态度,坚持法律实质优先,正确使用实质课税原则,兼顾国家和个人利益。

国家治理、税收遵从与小微企业课税——基于税务部门与小微企业演化博弈分析

通过构建税务部门和小微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揭示了小微企业税收遵从与税收的国家治理相互作用机制,并采用仿真模拟进一步探究影响两者均衡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将小微企业引入税收网络,对小微企业课税,促进其税收遵从度的提高是税收国家治理效应的重要体现;税务部门对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和处罚是促使小微企业税收遵从的关键因素,税务部门应持续地对小微企业实施减税降费的优惠政策,同时加强税收监管;提高小微企业对政策的参与度及政府的信任程度可以促进税收发挥国家治理作用。

居民住房保有环节房地产税课税对象考量

课税对象是税制要素的核心,决定了征税范围的边界。本文将居民住房保有环节房地产税课税对象研究视野置于衡平税法理念体系中,以土地产权制度为切入点,以衡平税法理念为价值导向,分析我国房地产税制课税对象存在房地割裂征收,现行税制未落实区域、城乡、收入税负衡平的问题,以实现税负衡平为主线,有针对性地提出采取房地合并征收模式,地域间差异化选择课税对象,农村房地产不纳入课税范围,设置税负限制机制等建议。

实质课税视角下数字商品原创性保护的演化博弈分析

元宇宙内部存在类似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交易行为,从而形成了数字经济系统。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数字经济系统中政府、平台、创作者和买家四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一方参与者所作的决定对其他群体选择策略的影响并进行数值仿真模拟实验。结果显示:模型中任何一方的行为都会影响其他三方的策略选择,在假设成立的情况下,最终会演化至政府税收征管、平台放松核查、创作者诚实表达和买家不举报的稳定状态。因此,政府应根据实质课税原则制定贴合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税收政策,平台应切实履行管理职责,创作者应按照税法规定向政府缴纳税费,买家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举报。

基于税收公平视域下的我国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优化探析

个人所得税作为我国现行所得税类型之一,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调节社会收入差距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1950年7月国家政务院公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首次提出对个人所得税课税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税制改革的持续推进,个人所得税法经过多次修订。为更好地体现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方面的职能,实现新时期国家的长治久安,2018年8月,第七次修正的个人所得税法明确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取代原有的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文章基于税收公平视域,对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在纳税主体、税率、费用扣除等方面存在的公平价值缺失问题,建议从革新纳税单位、扩大综合所得范围等方面入手,探析在新个税课税模式下提升税收公平的有效路径。

净额所得视域下个税费用扣除规则的再审视

净额所得始能课税是量能课税原则在个税法上的具体要求,费用扣除则是把握净额所得的关键。2018年《个人所得税法》修订时提高了综合所得的一般性扣除额,同时增设六类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契合净额所得课税的要求。净额所得有客观的净额所得与主观的净额所得之分,既有一般性扣除额实为个人生活费用的表彰,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存在误将其作为取得工资薪金之成本费用的逻辑谬误,进而使法律在把握客观净额所得时存在罅隙,亟待补足。同时,现行法把握主观净额所得也有不足,应构建涵盖“个人基本生活需要—家庭基本生活需要—普通型支出增加—特殊型支出增加”的四层次扣除体系。下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法》时应以净额所得课税为出发点建章立制,遵循客观净额所得和主观净额所得二元进路,塑造完整的费用扣除规则。

也谈国家的课税依据——兼与马国强同志商榷

国家依据什么理论课税？这是税收理论中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也是税收其他理论的基础。关于这一问题，传统的说法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征税，而马国强同志则认为，国家征税的依据是“它执行了社会公共市务，简称社会职能”。（见《税务研究》1992年第一期《树立正确的税收观念》）我们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带有片面性，不能反映税收一般与实质。

探讨数字化背景下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基于家庭合并纳税视角

我国当前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计征,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计征方式也暴露出了它自身的弊端,需要改革征收方式来解决些问题。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征收方式,这种方式更能体现社会公平,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国在税收设计和改革上也一直在探索其实践路径。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改革提供了机遇和条件。文章首先介绍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其次阐述目前改革存在的难题,最后探讨数字化如何助力改革,希望对促进征收方式的改革有所借鉴意义,以期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所得税制中的经济性重复课税问题探析

随着我国税收中所得税地位的不断上升,所得税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的缺陷对经济的扭曲也受到广泛的关注。我国当前的所得税制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经济性重复课税。重复课税不仅扭曲了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还扭曲了企业的财务决策,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阻碍了我国的资本形成和投资增长。同时,由于重复课税导致的高税负,促使投资者不得不采取避税行为,这反而不利于税收增长。因此,需要针对中国国情,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所得税制,逐步缓解直至消除双重课税。在比较了归属制、免税制和双率制的基础上,我们建议推行双率制以缓解重复课税。

关于我国体育产业课税改革的思考

目前,我国体育产业中不恰当的税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体育产业的活力,并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调整体育产业的税收政策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