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网络消费争议中在线调仲式机制

在线调仲是一项颇具特色的网络纠纷解决方式,与传统的调仲结合不同,它更紧密的糅合了调解与仲裁机制,并借助网络技术,对网络消费纠纷的解决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但处在起步阶段的在线调仲仍面临着既有纠纷解决体系的限制与自身发展的困境,在探讨既有理论松绑的同时,也需要国家公权的适度介入,给予必要的监控和扶持。

金融创新下证券纠纷ADR模式法律问题研究——以调仲对接机制为角度

金融创新对于中国证券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创新业务的快速开展,使得证券纠纷呈现出与以往迥异的特征,造成诉讼这一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困境。证券纠纷ADR模式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在证券市场发达、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化解证券纠纷的重要措施。在创新实践中,通过调仲对接这一机制来构建中国证券纠纷解决模式,充分发挥调解、仲裁等ADR模式各自的固有优势,对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调解员和仲裁员身份竞合的优势、风险及其应对

在国际商事调解和仲裁程序的多样化组合中,为了在调仲结合灵活、友好和有效等基础优势上进一步提高解纷效率、满足特定文化偏好及确保解纷质量稳定,当事人可能委托同一自然人分别担任调解员和仲裁员。然而,中立者身份竞合可能破坏调解保密性、贬损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质效、破坏仲裁中立性以及违反仲裁辩论原则等,继而对仲裁裁决的效力产生不利影响。对此,不同实体已经采取多种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一般性地要求当事人委托不同的中立者、要求当事人在充分知情的状态下表示同意、禁止调解中的单方会谈、允许当事人在仲裁前重选中立者、要求仲裁时列举并排除调解保密信息以及排除基于调解活动质疑仲裁的权利等。目前,《仲裁法》《仲裁法(修订意见稿)》及多数仲裁机构规则并未禁止调解员与仲裁员身份互换,但针对性的行为规范在数量和力度上均显不足。对此,中国立法者和纠纷解决机构可以借鉴上述做法,调适调解员和仲裁员在身份竞合时的行为要求。

“调仲诉”多元化解劳动争议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近年来,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总工会大力推行“工会+人社+法院”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成功打造“调仲诉”多元化解劳动争议矛盾纠纷平台,取得了显著成效。2022年以来,区总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参与职工劳动争议调解案件312件,其中调解成功193件,开展法律援助16件,服务职工335人,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583.7万元,满意度100%。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发挥了工会在化解劳动争议、以案释法、助力劳动领域稳定中的优势作用。

论调仲作为中国跨境商事及投资争议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

调仲被誉为中国仲裁制度的特色,其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在中国国际仲裁中得到广泛使用,但中国现行的仲裁法律法规对调仲机制的规范不成体系,使其程序性缺陷一直未能得到解决。“中国式调解”所带来的程序性争议,对于当事人在跨境争议中选择采用调仲造成了阻碍。这些争议包括:对调仲程序正当性、公正性和独立性的质疑,对信息保密的担忧,以及对仲裁员和调解员角色冲突的批评等。调仲制度在中西方的核心差异在于调解员所承担的职能,西方调解员不承担审判职能,而中国式调解却具有较强的审判性和干预性。文章以调仲过程中的东西方差异在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下的冲突弥合为切入点,并着眼于中国“一带一路”大局,就调仲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境商事及投资争议中的应用提出建议。通过立法和司法保障调仲制度的中立性、公正性,使仲裁与调解制度中的信息和裁判人员相对分离,吸纳国际标准完善仲裁规则、保证程序正当,有助于推广和完善调仲制度。

上海自贸区仲裁与调解创新制度研究

上海自贸区纠纷解决机制日趋多元化,仲裁与调解是两种主要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在自贸区发展前沿阵地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基于此,分析上海自贸区调仲制度现有的模式,以期实现"中国模式"下调仲结合的新发展。

中国国际商事调仲程序保密风险的规制方法

国际商事调仲程序是多元争议解决机制互动融合的背景下诞生的争议解决方式,旨在先将争议付诸调解,调解不成再行仲裁。保密性是调仲程序应有之义,不仅要一以贯之地予以重视,还要实现调解高度保密性到仲裁强调透明度的价值过渡;不仅涉及对外保密,还涉及对内保密和程序间保密。尤其是,私下会议和身份转换两个因素使得调仲程序保密性问题更为复杂。我国国际商事调仲程序虽有示范条款指引实践,在机构规则中也有所体现,但现有立法与规则均未对保密性问题予以足够重视和相应规范。本文在分析调仲程序保密性的内涵、价值、风险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从立法和规则两个方面对调仲程序保密性问题搭建法律框架,并通过加强对职业调解员机制等措施,形成保障国际商事先调后仲程序保密性的有益补充。

形成“调”“仲”对接机制 打造商事纠纷化解新通道——以律师调解为例

商事纠纷解决的三种主要途径是诉讼、仲裁、调解,随着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推进,将“调解”与“仲裁”相结合,引入律师调解形成“调”“仲”对接机制,打造商事纠纷化解新通道,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分析建立“调”“仲”对接机制的可行性、律师参与“调”“仲”对接机制的可能性以及律师参与“调”“仲”对接机制的优势,归纳“调”“仲”对接机制的主要内容,并提出建立“调”“仲”对接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时代背景下人民调解制度的研究——以深圳为例

人民调解是以我国民间调解的优良传统为基石发展起来的解决社会纠纷的机制,在改革开放40年的新时代背景下,为了缓解人民法院过度的办案压力,同时高效解决当前社会多元化的矛盾纠纷,深圳市积极推动人民调解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机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与成就。通过实地调研深圳市12家参与人民调解的机构,笔者深入了解了深圳市人民调解的工作现状和运行模式,并对以上机构的组织机构、人员和经费安排、工作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这四个方面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进一步对深圳市人民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立足于人民调解与司法、仲裁相结合的深圳实践模式,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