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层级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冲突调停的效力分析

冷战结束后,国内冲突逐步成为世界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冲突调解是构建冲突国国内和平的关键一环。伴随着和平建构主题的多元性,国际非政府组织逐步成为当今时代各类冲突中活跃的调解主体。然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停实效始终备受争议。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宣称可凭借其在中立性、道义性上的优势对国内冲突进行有效调停;另一方面,强制能力的缺乏也使其难以在实施环节有所作为。因此,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调停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界定冲突层级,对于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力至关重要。不同层级的冲突顺应不同的冲突逻辑,不同的冲突逻辑则生发不同的冲突情境与格局。在底层冲突中,碎片化和多元主体并存的冲突格局更适合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作;而在顶层冲突中,其强制能力不足的缺点遭到放大。基于这一逻辑,在调解活动中与主权国家展开合作则有望强化其调解效力。通过对非洲和平进程展开的实证研究说明,评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果特别是在非洲地区的调解效果需要考虑冲突层级等限定条件,并将其与多元主体的互动纳入考量范围。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冲突调停中应与主权国家的调停体系进行密切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际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整合主权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多方治理行为体的作用,可有效地提升冲突调停的可能性。

第三方调停国应何时介入国家间暴力冲突?——以中国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为例

调停时机是影响调停成败的关键因素。学界对此虽有探讨,但何时开展调停能实现最优效果,尚无圆满解答。聚焦第三国对另外两国暴力冲突的调停,文章从私有信息、决胜能力、战略自主三个维度出发,提出冲突调停需满足三项充分条件,双方才会受利益驱动产生和解诉求,形成最佳调停时机。首先,双方战略决心和实力对比明确化,降低博弈的不确定性。其次,双方皆无决胜能力,处在无法选择的共存环境中,只得扭转诉诸武力的思维,寻求可持续相处之道。最后,双方降低对外部大国的过度依赖,增强自主安全治理能力。2023年3月,中国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历史性和解的成功实践,是第三国调停国家间暴力冲突的典型案例。运用过程追踪法分析沙伊从对抗到和解的嬗变,发现中方调停正是开展于沙伊历经长期代理人战争后深知彼此强弱利害、无法决出胜负、自主安全能力有所提升之时。中国敏锐认知到沙伊冲突态势变化,及时劝和促谈,不仅对维护中东安全稳定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为全球安全治理树立了政治解决热点问题的典范。

有序调停燃煤机组的节能调度模式及效益分析

节能减排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浙江电网提出了通过有序调停燃煤机组实现电力节能减排的新理念,其核心是按照一定的原则通过有序地调停燃煤机组,提高系统运行负荷率水平来降低系统煤耗。有序调停的问题的本质是一种中短期节能发电调度的模式。论述有序调停的启动条件,给出有序调停具体的决策过程,并从多个角度对比和分析有序调停和日前节能发电调度的异同。同时,研究了有序调停的效益评估方法,整体上分解为"以大代小"效益和"负荷率上升"效益,定量推导了各个效益的计算方法,并根据浙江电网的实际数据进行了测试,进一步揭示有序调停的物理本质,为更好地组织有序调停工作提供重要的决策基础。

燃煤发电机组调停调峰成本的公平分摊

首先建立了机组中长期调停的优化模型,应用公平分配理论中的无嫉妒性、虚拟价格机制和按责任分摊的原则,分别建立了燃煤发电机组调停调峰成本的无嫉妒性分摊模型、虚拟价格分摊模型和Shapley值分摊模型,并进行了分析比较。应用加总原理解决了不同机组拥有者对公平分配方案的争议。所提模型较好地解决了当前燃煤机组调停调峰成本无法得到补偿以及外来电如何分摊省内机组调停成本等问题。通过浙江电网实际算例,表明本文所提模型能够平衡各方利益,解决当前机组调停的公平效率问题。

面向低碳发展的燃煤机组有序调停模型和算法

节能发电调度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作者研究了通过燃煤机组有序调停实现中短期范围内节能调度、降低碳排放的方法。以燃煤机组占绝大比例的浙江电网为例,提出了面向低碳发展的燃煤机组有序调停模型,建立了具有自适应特性的目标函数,较好地协调了"三公调度"和系统煤耗最小2个目标。为求解这一非凸、非线性并含有分式约束的混合整数规划问题,文章提出了动态调停算法,该算法根据自适应目标函数的识别,动态选择机组进行调停;基于所提出的模型能自适应地使目标函数为最优的特点,还提出了基于外点法的单机组调停方法。该方法首先对机组进行预调停,如果可行,则对于单机组而言达到最优,否则调整机组的启停方式来满足约束条件使其可行。最后通过浙江省实际数据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计算了降低煤耗、CO2和SO2减排的效益。

翻译教学的文化调停功能

全球化的新语境呼吁新的外语翻译教学视角，同时也对传统翻译教学的文化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实现其文化调停功能。传统的翻译教学多以语言功能原则为指导，讲究从反复的翻译练习和翻译理论的灌输中获得翻译技能，这种教学易将语言从日常生活中抽绎出来，这种教学原则妨碍了翻译作为语言文化交流沟通的桥梁目的，更无法实现各种文化之间的调停。翻译教学中文化调停功能包括帮助学生认知不同文化的建构，提高学生的跨文化素质，强化他们的国际化意识，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实现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平衡交流。

对研究生课程调停课现象的分析与思考

正常教学秩序的维护是保障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调停课现象是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对研究生课程调停课纪录进行了统计分析,对研究生课程频繁调停课现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高校调停课管理模式的构建

稳定的教学秩序是提高高校教学质量的保障,而规范调停课管理又是教学秩序稳定的前提。本文对目前我国高校调停课现象频繁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梳理,并指出调停课管理模式的构建是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

国际冲突中调停者的偏向与调停效果

在国际调停领域,人们普遍认为,调停者的公正和中立有利于冲突的解决。然而近期学界有新的观点,认为若调停者偏向冲突中的某一方,将更有利于缓解冲突。对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说法,作者认为调停者的偏向会影响冲突双方的心理预期,进而影响最终结果。若冲突双方中一方有极度不安全感,且处于收益框架,认为谈判会有收获,此时调停者偏向不安全感强的一方的效果要比不偏不倚的调停效果好。若弱势一方处于损失框架,担心参与调停会危害国家生存,此时调停者偏向不安全感强的一方的调停效果未必更好。在朝核危机六方会谈中,中国偏向朝鲜的立场可以使朝鲜信任中国,进而参与六方会谈,显然中国对六方会谈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中国的偏向立场虽然使朝鲜乐意参与谈判,但对朝核危机的彻底解决却难以取得成效,由于中国偏向朝鲜,朝鲜认为中国的支持是不会改变的,反而使朝鲜有恃无恐,美朝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最终致使六方会谈难有进展。因此,调停者的偏向立场有利于推动冲突双方参与谈判,但不一定有利于冲突的最终解决。

日本家事调停制度研究

家事调停案件有别于家事案件。家事调停具有司法机能、人际关系调整机能以及咨询服务的功能。家事调停必须依法定程序进行,调停协议的达成当遵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为最初原点和最终追求,以切实保障家事调停中当事人权利实现。注意日本家事调停事实上也存在的弊端。

让调解回归本位——日本家事调停制度的特色与镜鉴

为适应家事纠纷的特殊性,促成当事人自律地解决纷争,日本确立了家事调停制度。该制度在调停优先、调停程序与审判程序连续性运作、自律与他律并重、调停委员的非职业化与辅助人员的专业化等方面颇具特色。以邻为鉴,家事案件的解决应以人际关系的恢复为中心,而不是以结案方式为中心。让调解回归本位,确立家事纠纷调解的优先性、处理好调解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关系、实现自律和他律的平衡、理性对待调解主体的多元化是我国家事调解发挥制度机能的前提。

国际组织调停研究的争论与发展

国际调停是国际冲突管理的重要方式,其动机、方式和效果会由于调停者类型的不同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以往的国际冲突调停研究普遍未对调停者的类型加以区分,因而忽视了不同类型调停者所具有的不同实力、资源、行为逻辑和内部机制对国际调停的不同影响。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国际组织调停的动机、特点、能力、效果和不同类型国际组织调停的差异这五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分析关于国际组织调停问题研究的发展,提出新的研究议题,并得出新的发现。国际组织调停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国际组织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独特的贡献,不仅有利于避免成员国之间爆发冲突,还能在国际冲突爆发以后促进冲突的管理与解决。

范纯仁论朋党——兼析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影响

北宋时期党争剧烈,所谓"君子""小人"互以"朋党"之名攻讦对手,危害日深。对此,宋代士大夫大多有论析。元祐年间,两拜宰相的范纯仁亦有深刻认识。范纯仁在当政期间多次上奏剖析以朋党之名相互攻讦之害,主张"调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祐年间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对于宋人论"朋党",今日研究者大都关注于欧阳修等论说,而少有述及范纯仁之朋党观及其与元祐政治关系。故本文即对此辨述之,兼及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其影响。

国际危机调停的供需因素(1918—2001)

本文利用国际危机行为数据库(ICB)记录的国际危机事件,用定量研究方法从危机双方(需求方)和第三方调停者(供给方)的视角考察了一系列可能影响调停供需双方参与调停意愿的因素。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国际危机调停是由供需双方因素共同决定的,相比之下供给方的意愿对调停发生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发现,影响危机双方是否请求或接受调停的意愿的最重要因素是需求方对彼此实力对比的计算,而影响供给方提供调停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危机产生的负外部性。这种负外部性的"外溢"效应使得与危机双方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第三方具有提供调停的强烈动机。本文作者认为,危机产生的负外部性虽然有可能增加第三方提供调停的意愿,但这种意愿很有可能因潜在调停者之间的"搭便车"问题而降低。

张之洞调停满汉畛域的努力与晚清政局的演变

满汉矛盾始终是支配晚清政局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晚清重臣张之洞鉴于满汉矛盾日益尖锐的严重局面,从稳定满清王朝统治基础出发,呼吁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调整满汉矛盾,尽早将化解满汉畛域问题纳入政治改革纲领。但是,由于皇族擅权、亲贵用事,满汉矛盾不见消解,反而日益尖锐,国事不堪收拾,终至崩溃。张之洞虽身为枢辅重臣,眼见亲贵并出,国事日非,却在专制体制的钳制下谏诤无效,一筹莫展,最终忧郁抱憾而卒。满汉畛域对于晚清政局的演变和张之洞的政治生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陶德曼调停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

陶德曼调停,国内多数论著说它是“日德帝国主义的勾结”,是国民党政府“卑鄙无耻的投降行径”。长期以来,这似乎已成为无庸置疑的定论,以至于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门研究文章极为少见。近年来,这一状况有所改变,已经出现了对事件过程的比较客观的叙述。但有的文章仍在习惯性地沿用“狼狈为奸”的说法,同时却提不出(也许是觉得根本不必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具体论据。因此,继续对这一向题的探讨仍有必要。陶德曼调停所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它始于1937年10月,终于1938年1月,这一时期正是抗日战争初期。此后,德国的对华政策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日本的对华军事战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德国政府为什么介入调停,它在调停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日本对华战略是怎样发展的,陶德曼调停在这个战略发展中占有何种位置?中国政府为什么接受调停,

从美国档案看一九四九年一月国共内战调停问题

1949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向四大国提出调停照会之后,中苏两党领导人毛泽东与斯大林围绕此事展开了一次重要而又微妙的协商。这一协商引发了学术界有关斯大林此时对中国革命态度究竟如何的长久争论。本文以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为基础,并与已有俄文和中文资料进行比较互证,通过系统论述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决策过程,尝试说明斯大林无论是在时局的认识还是策略的设定方面都存在着问题,而毛泽东的认识与策略则更有成效,而且其事后对此事的评价也相当客观公正。

多方调停效果的社会网络分析(1945—2001)

近年来,调停逐渐成为国际争端中使用最为频繁的冲突管理类型之一,大量学术研究都在探讨调停是否以及如何有效地帮助争端方解决争端。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多个调停者对争端解决效果的影响,即意味着建立在单个调停者这一假定基础上的调停效果研究排除了第三方调停者之间互动的影响这一重要因素。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路径,分解了国际争端中由多个调停者组成的调停集团内部的互动联系。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的观点,争端方通过第三方形成的间接联系比它们之间的双边联系(如贸易、外交)对国际调停进程的影响更重要,因为社会网络中的间接联系增加了双方之间的信息交流。而且,调停者之间通过间接联系(如朋友的敌人)形成的敌意与它们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位置的相似性对多方调停效果具有显著的影响。本文利用1945—2001年的"战争相关争议议题"数据,使用统计方法检验了多方调停对国际争端结果的影响。统计结果支持了本文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提出的解释。

国际争端解决中的斡旋与调停剖析

斡旋是狭义的调停，调停是广义的斡旋。作为国际争端解决中的非法律性第三方介入方法，调停在其活动的承担者的职能、运作方式和作用等方面都有着独到之处。它的成功与否受到多项因素的制约。

从分化瓦解到借助俄美调停——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期清政府的对外政策浅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 ,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权益 ,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相继率兵船北上 ,联合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对此 ,清政府的策略有一个从分化瓦解到借助俄美进行调停的转变过程。然而 ,无论是分化瓦解还是借助俄美调停 ,都是清政府从传统的外交体制出发以应对西方列强侵略的具体措施。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清政府对西方殖民者侵略本质的无知 ,而且显示出清政府在与西方列强交涉时的无能 ,清政府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