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取证录音录像留存备查机制的解读及反思——以《监察法实施条例》第56条为视角

《监察法》第41条第2款形塑出调查取证录音录像绝对化留存备查的独特机制,而《监察法实施条例》第56条对“绝对要素”虽有所弱化,但仍基本保持原有形态,表现为一种“带有绝对性要素的留存备查机制”。基于对调查取证录音录像留存备查条款的语义解析、附随效果评价以及实践样态观察,可发现这一监察监督有效性不足、违背刑事诉讼法理、诱发庭审虚置化的条文机制得以出台适用是多种因素合力下的结果。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着泄密风险观、非法定证据观以及重复适用观三种原因,但上述缘由难以经受起法理、实践与逻辑的推理考验而被证伪,根本原因是顶层设计者基于“监察集权司法观”考虑欲实现监察反腐资源与力量的最大化。由此,调查取证录音录像留存备查机制应当着力弱化或去除内含的“绝对性要素”。宜通过明确调查取证录音录像移送调取的法定事项及监察机关的法定义务,建构调取程序的操作规范及运作体系,从而形成法律、法理、实践相协调的留存备查机制。

美国数据分类调取制度述要及启示

网络服务的迅速发展使调取电子数据成为了司法活动的重要一环,其中存在着许多值得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美国的网络技术发展位于全球前列,其数据调取的法律制度也较为完善。对美国数据调取的法律规定、企业政策、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可以为我国制定和完善数据调取规则提供参考。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数据调取规则,规范调取程序,限定调取范围,明确紧急情况下的数据调取等问题。我国也可以借鉴美国根据数据的隐私性强弱和隐私权合理预期的标准对数据进行分类调取。在处理执法机构与企业的关系时,要考虑数据调取给企业带来的负担,适当给予企业经济补偿或者使用其他激励手段,以实现数据调取中双方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