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过程中法院调取通话记录的合宪性考析

考察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调取通话记录合宪性的关键在于论证作为行为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70条能否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40条关于通信权的规定所涵摄,分析的展开应严格遵循基本权利限制“三阶层”审查框架。就通信权保护范围而言,“一般位置保护说”“差别位置保护说”以及“一般内容说”“类型内容说”都无法在通信权框架下完成基于规范主义的权利保护任务,“双层构造说”则较为合理,通过采取“通信构成要素”与“通信内容”的界分将通话记录纳入前者即可解决保护范围问题。《宪法》第40条首句体现了对“通信构成要素”的“一般法律保留”,次句体现了对“通信内容”的“加重法律保留”,民事诉讼中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70条调取作为“通信构成要素”的通话记录具有合宪性。

民事执行阶段法院调取通话记录的合宪性审查——以《宪法》第40条的通信秘密权为核心

人民法院在执行阶段,调取通话记录被拒绝而对通信公司予以罚款的事件在实际中多有发生,引发了学界对于《宪法》40条的众多讨论。而法院和电信公司的行为都有一定宪法根据,因此有必要将问题上升到宪法层面,进行合宪性审查。本文借鉴三阶层的基本权利模式,并融入对一些争议焦点的分析,对《宪法》40条的内涵进行解析,从保护范围—形式审查—实质审查的角度,层层递进,以探究人民法院行为的合宪与否。

我国宪法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保护条款的内涵重释——对“加重的法律保留”的限制性解释

我国《监狱法》第47条关于监狱检查以及扣留罪犯信件的规定,从外观上看似乎与《宪法》第40条的表述不符,且在实践中诸如“法院调取通话记录”情形中的合宪性问题亦引起了学界广泛热议,学者们结合各种理论学说针对《宪法》第40条或一般性法律条文提出了修改建议或各种解释进路,却忽视了法律条文本身的独立价值(即论证性商谈)与具体场景中所适用条文的选择(即运用性商谈)之间的差异。“交警查手机”“法院调取通话记录”,以及《监狱法》第47条对罪犯通信权的限制性规定这三大实例虽然都有着各自问题的特殊性,但亦有着逻辑上的共性,即首先需要认识到加重的法律保留即“限制的限制”在具体场景中并非完全缺乏限制,进而才能在条文的具体适用中探寻出一个合适的对加重的法律保留加以限制的解释方案。如,就《监狱法》第47条的合宪性问题而言,应将对条文制定目的,以及对该条文与基本权利条款之间的实质关系(而未必是严格的逻辑关系)的分析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