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调和汉宋”的经学思想探析

在清代汉学和宋学壁垒森严的情况下,郭嵩焘“调和汉宋”的经学思想主要是立足于对汉学、宋学的客观评价,通过对汉学、宋学优劣的具体分析,从而提出“调和汉宋”的理论依据,对清代学术“调和汉宋”的倾向有着重要价值。

漢宋調和的矛盾——丁晏《左傳杜解集正》的方法與意義

漢宋調和論是介於乾嘉漢學與晚清今文學兩大思潮的中介,支持者多以兼采漢宋學所長爲説。然而落實在經典詮釋中,仍往往執此御彼,各有所偏。丁晏雖標榜“以漢學通宋學”的學術方法,但其《左傳杜解集正》的詮釋方針,實質上卻是“以宋學正漢學”,形成“主觀考據”的學術模式。雖然背離了百年以來的漢學傳統,卻給晚清今文經學在方法論上的啓示。

从晚清汉学区域之发展看汉宋调和

汉宋调和是晚清儒学内部重要的学术思潮,对其时学术格局的转化亦发生重要作用。这一思潮由微趋盛,从学术自身的发展过程来看,与汉学新兴区域在晚清的迅速扩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汉学在晚清的发展不再以苏、皖、京师为限,浙江、广东等省成为新的学术重镇。这些汉学新兴发展区域由于特定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渊源,学者们基本上都提倡汉宋调和,从而对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盛行起了极大推动作用。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晚清“汉宋调和”原因析论

汉宋调和是晚清儒学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学术现象。嘉道时期社会危机的加剧与经世思潮的兴起,是其现实基础和思想基础;汉宋学内部的自我反思与调整,是其内在动因;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也是汉宋学走向调和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文汉宋之间:陈寿祺的文论

陈寿祺是清代福建第一个汉学大家,颇有一时文名。作为嘉道之间的汉学者,他表现出某种过渡性。一方面坚守汉学方法,另一方面又注意到了时弊,并反思汉学弊端,再次重视理学修身的重要性,表现出很强的经世精神。他的文论也由早期纯粹的汉学之论转变为以"立诚"、"有用"为宗旨,体现出汉宋调和的特色,而区别于同时代的古文家。

评武道房《曾国藩学术传论》

曾国藩是晚清同治中兴的首功之臣。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认识曾国藩理学之产生、主要内容和特色以及它的历史作用,学术界未能获得统一的见解。武道房的《曾国藩学术传论》正是围绕着这三个基本问题,阐明了个人的观点。武书认为:面对官场严重腐败而引发的激烈的社会矛盾,清汉学改其支离饾饤之弊、宋学弃其空谈之风,双双转向经世致用;湘籍官员和学者乘此风之先而为曾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曾国藩将陶冶人生、治世与学术探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以理学为核心,吸纳汉学,在用字上采集西学的体系,礼理相通,治心与致用结合。武书还对曾学与晚清桐城派的关系作出探讨,指出:曾吸桐城之文,增经世之实,使其理学特具风采。曾学具有守旧与开新二重性。本文在评析武书内容的同时,亦阐明了个人对理学及曾学的看法。

试论晚清汉学与宋学之关系

汉学与宋学皆为传统儒学的重要派别。清朝前中期是汉学鼎盛的时代。但自嘉道中期以后 ,传统汉学发生急剧变化 ,乾嘉以来一枝独秀的学术格局被打破 ,代之以宋学、汉学相与争鸣以及汉宋调和的局面。在乾嘉时期 ,作为学术潜流的宋学浮出水面 ,出现新的转机和发展趋势 ,并由衰渐兴。居主流地位的学术思潮被另一种学术思潮所取代 ,取决于诸多社会环境和学术因素的交互影响。其中既有学术文化的内在演进轨迹与自我流变线路 ,也有社会客观环境变迁和学者们学术思维方式转变等外在影响。汉学在晚清的没落与宋学的复苏 ,正是上述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陈澧文学思想探论

近代著名学者陈澧,所作《东塾读书记》享誉海内,对近代广东学术发展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今人一般将陈澧视为经学家、思想家,对其文学思想则较少关注。陈澧虽无专门的文论著作,但在大量的札记、书信、文评、序跋中,他的文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陈澧在经学上持汉宋调和的立场,其文学思想"本之于经"对当时文坛上的各种矛盾基本上持调和折中的立场。对陈澧的文章家当"学、识、才"兼长、沟通骈散和反对时文的文学思想进行剖析,认为陈澧的文学思想在近代文论转型过程中留下的烙印极为深刻。

翁方纲“肌理说”成因探析

翁方纲“肌理说”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清代汉宋调和的学术文化是肌理说形成的深层原因;宋诗是肌理说形成的创作依据;桐城文论是肌理说的理论直接来源。

菊坡精舍与东塾学派

菊坡精舍是晚清广东著名学者陈澧的讲学之所,是以陈澧为代表的东塾学派的主要阵地,对于晚清广东地方学术文化有着重要影响。本文试图从菊坡精舍的主事者、弟子、菊坡精舍的学术取向、菊坡精舍的教学与陈澧学术的互动等方面出发,揭示菊坡精舍与东塾学派的关系,并指出汉宋调和、融宋学于汉学既是东塾学派最大的学术特色,也是菊坡精舍最大的治学特色。

黄爵滋与“江亭雅集”

黄爵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道光年间,他秉持着汉宋调和的观念召集了数次"江亭雅集",持续了十多年。"江亭雅集"加深了汉学家、宋学家和经世学者之间的交流,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并进一步淡化了汉宋隔阂,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发展,推动了经世意识的传播,影响十分深远。

略谈张之洞的儒学

略谈张之洞的儒学龚书铎在晚清督抚大员中，曾国藩和张之洞可以说有其独特之处。他们不仅为政，同时还做学问。这与李鸿章不同，曾国藩曾说，李鸿章“拼命做官”。曾、张为学崇尚不同，曾宗程朱理学，张尊考据学。但二人又有共同点，都主张汉宋调和，提倡经世致用。这不独...

汉宋调和与“中体西用”论的生成——兼论曾国藩、张之洞的经学史定位

"汉宋调和"与"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两股重要的思潮。以往的中国经学史研究往往忽视"中体西用"论的经学史背景及其与"汉宋调和"思潮的内在关联,而有关"中体西用"论成因的解释也往往只强调外部的西方文化冲击或政治斗争。但"中体西用"论的提出绝不仅仅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也不只是起于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斗争,而是更深层地起于嘉道以来的"经世"思潮与汉宋调和的内在发展要求。在这种内在要求下,曾国藩的"四科判学"、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分别代表了晚清汉宋调和运动的两个理论发展阶段。正是这一内在要求导致了"中体西用"论的生成。"中体西用"论的提出是"汉宋调和"运动的深度发展。原本可望深入开展的经学与"中学"的系统重建工作,由于晚清民国之际的政治剧变而强行中止,至今仍在恢复之中。

学术调融与晚清礼学的思想活力

关于清代礼学,现有研究偏重于乾嘉之际汉、宋对峙的背景下,一些汉学家"以礼代理"的倾向及其考礼成就和议礼主张。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嘉道以降,一些调和汉、宋的学者也考礼、议礼和释礼,推动了礼学进一步发展。比如,阮元等人彰显礼学的社会性;郭嵩焘阐发"缘情制礼"的思想;曾国藩、俞樾注重礼学的经世价值。风气所及,一些礼学家发扬儒家"因时制礼"的思想,关注礼俗改良。他们批评压迫女性的礼教,主张简化婚、丧、葬、祭的礼仪,甚至像孙诒让那样,以《周礼》为依据,提出全面改革礼制的措施。在晚清汉、宋调和的潮流中,礼学也呈现出鲜明的思想活力。

作为认识论的转型:“实事求是”话语从古典到近代的嬗变

实事求是的话语发展伴随着整个古典认识论发展,是一个不断走出直觉思维、伦理思维,走向唯物和辩证思维的过程。早期关于“实事求是”的认知从“格物致知”出发,以先验主义、价值与认识交混为取向,朱熹强调“所以然”“所当然”之别,在一定程度上将认识论从价值论中剥离出来。王夫之用“即事穷理”进一步弱化认识论的非理性色彩,将“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建立在唯物辩证的基础之上。在晚清时期汉宋调和的思潮下,曾国藩合并汉学“实事求是”与宋学“即物穷理”命题,形成了近代“实事求是”话语。这其中,各历史阶段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实事求是”话语近代转型的重要动力,思想资源的引入、竞争、合流、发展则为其提供了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