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衢州衢江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标准化工作纪实

浙江衢州衢江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标准化试点是由中共衢州市衢江区委社会工作部(衢州衢江区社会治理中心)承担的第七批国家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中共衢州市衢江区委社会工作部(衢江区社会治理中心)着力完善社会治理中心建设、运行与管理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标准化体系,不断提升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规范化水平,打造信访问题和矛盾纠纷化解的“终点站”,让群众幸福感更真、获得感更实、安全感更足,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窗口高质量建设。

论纠纷调处的“脱警察化”

“脱警察化”历史进程下,警察任务不断限缩,只有在协助私权保护以及危害预防的任务构造下警察才可以有限介入私权纠纷。当前,在我国纠纷调处的制度实践中,警察权呈现出了积极干预主义的倾向,表现为纠纷受理的警察前置主义,纠纷调处过程的警察权在场以及纠纷裁断的警察权威保障。纠纷调处中警察任务的扩张,一方面是由于纠纷调处的资源配置失衡导致调处路径上的依赖;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安机关与其他调处主体在功能上的同质性与维稳过程中的异质性。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目标引领下,纠纷调处的“脱警察化”仍有必要,其路径包括以危害概念为核心,实现纠纷调处任务的“脱警察化”;以权能配置为抓手,实现纠纷调处职权的“脱警察化”;以资源分配为保障,实现纠纷调处平台的“脱警察化”。

中国古代调处制度对现代多元解纷制度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建立并逐步完善了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这对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 用,实现了社会矛盾纠纷治理转型,体现了国家治理理念的深刻变化。但是随着乡村社会结构的转型、经济快速发展衍 生出的各种新型矛盾以及民众法律意识的普遍觉醒对纠纷调处的不断提出更高要求等情况,我们需要对制度设计进行 反思,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部分,从历史悠久的古代调处制度中提取有效内容,破解多元解纷困局。本文从分析 中国古代调处制度的发展和意义以及讨论我国现存多元化解制度现状与困境,从调处制度得到多元化解的启示作出展 望和新路径探索。

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执行小组与东江纵队北撤

东江纵队是中共在华南地区成立的一支抗日武装,抗战期间即受到国民党军多次重兵“围剿”。抗战结束后,中共在重庆谈判中承诺撤出包括广东在内的长江以南地区,然而东江纵队此时却面临生存危机。国民党军一方面宣称华南并无中共武装,只有“土匪”;另一方面调集重兵试图就此消灭东江纵队。在此危急时刻,中共一方面利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这一公开机构争取有利谈判条件,力争派出第八执行小组远赴广州监督停战及撤军的执行情况;另一方面则利用美国表面“公正”的立场,通过美方向国民党方面施压,最终迫使国民党方面做出让步。经过一番唇枪舌剑、折冲樽俎,成功地将东江纵队北撤,保存了东江纵队这支革命武装的主力。

林权纠纷调处机制的实证研究——基于东北地区近五年司法案例的分析

自全面推进林业新一轮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尤其是东北地区林权纠纷逐步增加,且呈现出大幅增长趋势。运用数据分析的方法梳理近五年来东北地区400份相关案例,从不同视角和维度对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可分析出现阶段林权纠纷的表现形式和调处机制;通过分析得出纠纷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政府确定林权归属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各方当事人对林权归属所能提供的证据;纠纷主要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多在一审程序终结。针对相关纠纷,健全法律制度与完善林权登记应作为构建防范机制的重点,在此基础上应着手建立起统一高效的林权纠纷调处机制,实现与林业改革工作贯通融合。

从失当到协同:农村环境纠纷综合调处机制构建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工业污染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日渐凸显,其中,因农民环境权益受损及维护不畅激化的环境纠纷较为突出。基层政府防范和化解农村环境纠纷存在着复合性的实践、理论、政策与政治逻辑。分析基层政府在村民获取污染认知、与污染方交涉、向政府做制度性表达等维权环节的应然职责、固有潜能与实际作为,可在探究纠纷演化逻辑基础上,挖掘出政府调处失当的根源。聚焦纠纷内容、纠纷过程、纠纷调处主体视角,构建分层次划管、全流程覆盖、多方略协同的三维综合调处机制,可发挥出规避基层政府失当作为并有效调处农村环境纠纷的效应。

和谐发展视域下甘肃省劳动关系调处路径研究

劳动关系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着力完善政府、工会、企业三方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工作机制,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这是新时代劳动关系工作的总体目标。新发展阶段,甘肃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面临新形势、新困难,要从结构性、规范性、民主性、科学性等方面完善劳动关系调处机制。

CO_(2)气调处理对鲜莲贮藏品质的影响

为研究CO_(2)气调处理对鲜莲采后贮藏品质的影响,以“十里荷一号”鲜莲为试材,在4℃、5%O_(2)条件下,分别采用不同CO_(2)(4%,8%和12%)贮藏鲜莲20 d,测定其外观及营养品质。结果表明:4%CO_(2)处理虽可降低莲子的失重率和褐变度,但淀粉消耗较为严重,贮藏20 d后淀粉含量(98.01 mg/g)比对照组(104.99 mg/g)低6.98 mg/g;8%CO_(2)处理在贮藏结束时褐变度、失重率、还原糖含量分别为1.63,8.54%,0.76%,过氧化物酶(POD)和多酚氧化酶(PPO)活性分别为163.44 U/(min·g)和99.63 U/(min·g),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和其它气调处理组(P<0.05),而淀粉含量为119.68 mg/g,显著高于其它处理组(P<0.05)。12%CO_(2)处理使莲子受到高浓度CO_(2)伤害,贮藏20 d后其a*值(-10.03)高于对照组(-12.68),而b*值(24.95)低于对照组(28.03),褐变程度也比对照组更明显。本研究结果表明,5%O_(2)+8%CO_(2)为较适宜新鲜莲子贮藏保鲜的气调参数。该处理在减少莲子营养物质消耗和表皮护绿等方面也表现出积极作用,研究结果为研发鲜莲采后保鲜技术提供了参考。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中山林权的变革与纠纷调处--以安徽为中心

森林资源的培育、利用、利益分配、林业可持续发展等,前提条件都是明确山林权属,建立合理有效的林权制度。安徽幅员广阔,地形复杂,1949年以前森林覆盖率较低,为改善生态环境和促进林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安徽各地在土地改革时期开始大规模的封山育苗造林,进行山林权制度的改革,分林到户,使林农获得林地、林木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山林权是一个极其复杂且牵涉面很广的问题,矛盾、纠纷不断,安徽各地在省委和各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本着有利于恢复发展林业生产,有利于林业经营管理,有利于群众团结互助的宗旨,依靠群众,通过各种有效的措施调处山林纠纷,明晰山林权,形成了国有林、乡村公有林、农民个人私有林等多种形式并存的林业制度。

湖北恩施:探索打造盾调处“金钥匙”

近年来,湖北省恩施市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建为抓手,深入贯彻践行“共同缔造”工作理念,由市、乡两级综治中心牵头,避选一批乐于、善于做群众工作的“60后”老同志与一批热心做调处工作的“90后”年轻人,共同组建“6090”工作室。探索构建“以老带新、以专带群、联调共治”的多元工作格局,锻造一串串矛盾调处的“金钥匙”。

优化菏泽市“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研究

近年来,全国各地就如何做好群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不断进行探索。菏泽市通过构建“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及时化解了许多矛盾,但也存在人民调解员整体素质偏低、调解经费保障不到位、科技赋能不强等问题。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应采取提高人民调解员整体素质、制定科学考评和奖惩制度、强化科技支撑等措施,切实保障群众利益。

林地纠纷调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林地纠纷是影响社会和谐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效的因素之一,为了更好地维护林农权益并构建和谐社会,需重视林地纠纷,同时持续提升纠纷调处的水平。文章针对林地纠纷调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加以分析,结果表明,专职人员需明确职责分工,优化调处程序,健全相关调处制度,加快应急处置机制及队伍的建设,并重视法规的宣传与普及,以期进一步提升林地纠纷调处的水平。

集体林地林权纠纷调处工作实践与法律思考

林地林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林地林权纠纷的处理也是当前林业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笔者结合多年林地林权纠纷调解与信访工作的实际情况,着重于调解环节,旨在使广大群众对此有更多的认识,并共同探讨如何更规范地开展林地林权纠纷的调处。

山林权属纠纷的成因及调处对策

早在80年代,国家有关部门就按照“林业三定”的原则,按照有关山林所有权的政策,对山林所有权、使用权进行了重新登记。并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制定了森林所有权与承包权合同,规定了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用森林资源的权利。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工作条件艰苦等因素,常常会出现森林地界不清、森林所有权归属不明确等问题,从而提高森林所有权纠纷的发生率。因此,笔者为了深入研究广西民族地区的山林纠纷问题,特地选取广西省地区作为分析对象就森林土地所有权争议的确权问题作了详尽的剖析。

土地权属纠纷的产生和调处对策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土地这一经济产品的运用,负载着资源、资产等多重价值,但土地权属纠纷矛盾问题日益突出,一旦处理不当会损害当地群众的切身利益,甚至会引发群体事件。为有效处理土地权属纠纷这一问题,需要分析土地权属纠纷问题的产生原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调处对策,在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时,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带来促进作用,维护当地社会的稳定、和谐等发展态势。

呼伦贝尔市非诉纠纷调处中心 以更优服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非诉纠纷调处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不断创新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思路、方法和手段,积极推动具有呼伦贝尔特色的四级非诉讼纠纷综合化解体系建设,有效激发“枫桥经验”在祖国北疆的生机与活力。

论中国传统情理审判中的调处和息

在中国古代司法审判过程中,调处和息是化解纠纷、缓和矛盾的重要手段。调处和息在中国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早在西周时即有专门官员从事民间纠纷的调处,此后日益完善,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规范的调处体系。对调处主体、调处客体、调处依据、调处手段和调处程序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的调处和息深刻体现了传统诉讼文化的特质,深受司法官吏的高度重视与普通民众的极大信赖。

清代民间调处中的民间社会规范探析

清代民间社会规范是清代不同社会共同体内部形成的一种行为规范,它是清代社会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家法的补充,民间社会规范对清代社会民事法律秩序的维持与实现起着重要作用。清代民间调处与民间社会规范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在清代民间调处中调处人往往会依据某些特定的民间社会规范来解决纠纷;另一方面,清代民间社会规范具有的执行保障机制为民间调处结果的实现提供了某种制度性的保障。

对解线调处理的ISAR的相干干扰技术

逆合成孔径雷达(ISAR)通常采用解线调处理的方法来得到频域距离像.本文提出一种附加调制的相干干扰方法,即对接收的雷达信号产生附加的频率调制后转发,干扰谱就能覆盖距离像的频域范围,破坏ISAR一维距离成像;对频率调制后的信号再附加相位调制,就能破坏ISAR二维多普勒成像.这种干扰信号能获得一定的处理增益,因此能节省干扰功率.

山林权属纠纷调处方法比较研究

调处山林权属纠纷的常用方法有协商解决、行政裁决和司法裁决。协商解决的适用以山林权属纠纷的性质不属于单方违法行为和当事人自愿及以尊重事实为基础;行政裁决方法的运用以经过当事人协商没有解决和未经人民法院审理为条件;司法裁决方法的运用则以必经行政裁决程序和在规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为前提。认为协商解决方法有利于协议的遵守和执行,有利于增强团结和促进社会的稳定,但调处的时间较长,耗费的财力和物力较多;行政裁决方法效率较高,能及时有效地处理山林纠纷,抑制"无理争山"现象,但易造成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行政裁决后的执行效果不佳;司法裁决方法最具有公平性和公正性,所费人力财力物力最少,但裁决后的执行没有保障。根据浙江省的实际情况,从管理体制和解决机制以及政策和法律等视角,提出了在实践中正确运用3种调处方法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