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调整对城镇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以全面二孩政策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为了适应我国人口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生育政策,显著影响了人们的生育预期和生育决策。那么,在老年人普遍帮助子女照料孙辈的现实背景下,生育政策调整对城镇老年人劳动参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数量效应来看,相较于子代生育一孩的老年人,子代生育二孩的城镇老年人劳动参与概率低36.3%,周劳动时间少26个小时。政策效应的结果表明,全面二孩政策会使城镇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概率降低17.8%,周劳动时间减少近17个小时。隔代照料、托育服务和互联网信息获取是全面二孩政策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的中介机制。隔代照料需求增加是子代生育二孩对老年人劳动参与产生负向影响的一个显著机制,而充足的社会托幼资源与较高的就业信息可及性可以有效缓释这种负向影响。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的负向效果主要来源于女性老年人以及子代的第一个孩子还是学龄前儿童的群体。

生育政策调整、延迟退休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日益加深的不利影响,通过对我国未来人口情况进行预测和构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模型,具体测算“三孩”政策及延迟退休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表明:“三孩”政策和延迟退休年龄是我国应对老龄化危机和缓解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的有效政策工具,且两者能够互相补充,两项改革同时存在的效果明显优于单项政策的效果.因此,应加速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制度、尽快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和全力推进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

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幼儿入园焦虑的调查研究

生育政策调整后,二胎幼儿陆续达到入园年龄.除了学位需求量增加给教育带来压力之外,幼儿以及家长的心理变化也给教育带来了一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入园焦虑方面,其中一胎幼儿与二胎幼儿、一胎幼儿家长与二胎幼儿家长就存在差异.深入研究幼儿入园焦虑的情况及原因并提出对策,将有利于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单独二孩”与生育政策的继续调整完善

顺应人口形势转变的需要,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较之于立即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单独二孩"政策更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更有利于实现人口规模均衡与人口结构均衡的有机统一。由于"单独二孩"政策不足以充分改善年龄结构、增加劳动力数量,在此基础上全面放开二孩是继续推进生育政策调整完善的未来方向。但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决不能过度放大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作用,仅仅依靠生育政策调整完善无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需要配套实施其他人口政策。

低生育率时代的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基于对低生育率社会经济负效应的分析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时代,近十年来不少地区甚至出现了超低生育率现象。旨在"封顶"、"权宜之计"的生育政策却沿用至今,在人口安全、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就业、家庭规模、独生子女、性别比以及城乡分化等方面产生了大量负面效应。考虑到人口自然增长的惯性和周期性特征,有计划、有步骤地放宽生育政策应成为当前生育政策调整的方向。

生育政策调整对农村人口结构的影响

生育政策调整会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而对未来人口结构发展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根据生育政策调整幅度设定三种生育政策实施方案,运用队列分要素法的基本原理构建农村人口预测模型,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2014-2035年中国农村人口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方案一中,农村出生人口规模将进一步缩减,到2035年,人口结构金字塔呈"倒三角"形态,人口发展的衰退趋势明显;方案二中,农村出生人口规模会明显增加,到2035年人口老龄化程度较方案一有所缓解;方案三中,农村出生人口数进一步增加,到2035年人口结构将更加年轻化,人口发展较为稳定。可以说,目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有利于缓解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性矛盾,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生育政策调整对女性就业质量的影响

利用最新的调查数据,构建了生育政策调整对女性就业质量影响的研究框架。研究发现生育政策调整后女性就业质量明显降低。生育政策通过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子女数量,提升了用人单位和女性承担的实际生育成本和潜在生育成本,传统性别观念和家庭分工模式、单位体制改革和社会福利支持不足,致使家庭支持、单位支持和社会支持对女性就业质量的提升有限,使女性就业质量整体下降。在影响机制方面,生育意愿和生育子女数量对女性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不同,生育子女数量对女性就业质量产生直接影响,而生育意愿则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产生交互影响,进而影响女性的就业质量,单位、社会均对女性就业质量的支持不足。生育政策调整后,不同就业特征女性的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具有异质性。

延迟退休、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

政府在放松生育政策的同时,配合退休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构建延迟退休和生育调整的理论模型发现:从劳动力增量看,延迟退休能够产生即期效应,而生育调整具有滞后效应,且两者导致的劳动力增量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特点,节点在2031年;从社会总负担看,在实行延迟退休后,总抚养比迅速下降到一个低水平位置;从总产出看,同时实施延迟退休和放松生育政策,经济中潜在的福利损失最小;从产出增速看,放开生育的同时配合延迟退休,经济增速下降最慢;从人均产出看,放开生育的同时最好配合延迟退休,否则人均收入提升的效果不如政策不变时效果。

“单独夫妇”二孩生育意愿及未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基于福建省泉州市的调查数据

"单独二孩"政策启动后,政界和学界对于"单独二孩"政策是否会导致新出生人口出现堆积问题,并对人口社会发展产生影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担忧。利用泉州市"单独夫妇"二孩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目前泉州市"单独夫妇"二孩生育意愿比较低。该数据和福建省"单独夫妇"二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的领证以及生育行为的现实情况相近似。鉴于目前"单独夫妇"二孩生育意愿的现实情况,并结合我国人口现实情况及其发展的可能趋势,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走向可以实行"三步走"战略,从而实现人口再生产的自然平衡和人口的均衡发展。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人口红利的影响

本文基于联合国人口司关于中国2015年分性别1岁年龄组人口数据,在一定的生育水平、死亡水平、迁移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参数假定下,利用队列分要素法预测2016-2100年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人口红利的影响。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生育政策调整下总和生育率的反弹增加了预测期内劳动年龄人口数,缓解了其下降的趋势;从总抚养比波动趋势可以得出,生育政策调整的初期是增加了社会的抚养负担,2057年后才能有效缓解社会的抚养负担,但并不能逆转其上升的趋势;以50%的人口抚养比为测算标准,生育政策调整将使人口窗口期提前4年左右结束;生育政策调整使得2100年总抚养比降低25.65%,将导致经济增长加快3%左右。

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的“80后”生育意愿

目前,"80后"群体正大规模进入生育期,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将成为影响生育水平的重要因素。对893个"80后"调查样本的分析后发现,不同代际、户籍、性别和已生孩次结构对"80后"生育意愿产生影响。"80后"的理想子女数偏好儿女双全,如果政策许可,打算再要二孩比例城镇"80后"高于农村"80后",可以预见一旦二孩生育政策放开,城镇"80后"将成为二孩生育的主体,较易生育反弹形成生育堆积。

从韩国取消生育政策看中国加快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韩国政府于1996年正式取消了传统的生育控制政策,当时的总和生育率为1.57。韩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最大教训就是取消人口控制政策后,生育率不仅没能够反弹,反而出现了进一步的下降,导致最终跌入"低生育率陷阱",以至于政府后悔没能够早一点取消生育控制政策。中国目前的情形与韩国当时的情况类似,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也在1.5—1.6之间,而且"单独二孩"政策"遇冷"本身就显示出生育率反弹的后劲不足,建议政府尽快实施"普遍二孩"政策,甚至可以考虑立即取消目前的人口控制政策。

我国的生育政策:变化轨迹与未来调整

通过对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历程的回顾,梳理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运行轨迹,总结了该政策从无到有、从有弹性到从严从紧、再到有序调整的过程;从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家庭发展、劳动供给等方面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出现的主要人口问题;从兑现中央承诺、提升政府公信力,实现全面依法治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增强家庭发展能力六个方面论证了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设计了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的生育政策调整目标,并且对生育政策调整后的政策衔接问题做出了说明。

适度生育水平与生育政策调整

利用学界有关研究成果,在生育水平维度对包括"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在内的生育政策调整进行了评估,得出不管是实际生育数据,或者基于生育意愿推测出一定时期内的生育水平,还是国内外人口转变规律都支持生育政策调整"遇冷"的结论,而生育政策的"遇冷"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家庭意愿生育水平的内部约束正在逐步取代国家计划生育的外部控制,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根据适度生育水平的判断标准,基于不同学者对未来生育水平的预测和2016年的实际生育数据,全面放开的生育政策对促进人口自身长期均衡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的数学模型研究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了几十年,若维持现有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步减少,且男女比例失衡,老龄化严重,这样的人口结构将会制约着中国的发展。本文建立了经过改进的灰色模型和多项式拟合,用以预测未来中国人口的数量、结构及其影响。利用MATLAB得出的计算结果表明,调整生育政策就成为我们解决当前人口问题的必经之路。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人口问题是关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1]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给当前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聚焦“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这一事关民生的热点,提出了“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对新时期我国人口形势的积极回应,体现了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新方向。

生育政策调整下年轻父母的工作家庭冲突--基于全国十二城市的调查

从独生子女政策、二孩政策再到三孩政策,生育政策的调整引发了社会各领域的“蝴蝶效应”。本研究在生育与性别比较的双重视角下,重点考察了生育政策调整过程中年轻父母所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从多维度剖析了其影响作用机制。同时,基于我国的现状,对三孩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反思,并就家庭友好政策及其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启发性建议。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统计检验

文章从人口政策的角度出发,建立Lesiue模型研究我国实行二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劳动力人口数量会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前者对后者的贡献系数基本维持在4.86。少儿和老年人口会直接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前者对后者的贡献系数基本维持在-3.06。固定资产投入会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前者对后者的贡献系数基本维持在0.40,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短期来看,少儿和老年人口数量将得到显著提升,预计在未来十年,都不会促进GDP的增长,反而会拉低GDP的增长。在此后的第十一年,人口增长才会对经济产生正面影响。在当前时期,少儿经过成长,逐渐转变成为劳动力,而老年人口走向死亡,减轻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进而促进GDP的增长。长期来看,在＂单独二胎＂政策期间出生的孩子,预计到2040年可以成为社会主要劳动力,由于劳动力的增长,预计到2045年GDP将得到显著增长。

生育政策调整对北京市孕产服务供求关系的影响研究

目的:分析生育政策调整对北京市孕产服务供求关系的影响。方法:利用妇产科床位、卫生人员、常住育龄妇女等数据,分析机构密度、床位密度、医生密度、护士密度、床位利用率等统计指标。结果:生育政策调整初期北京市孕产服务总量充足,但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优质孕产服务短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远郊区优质孕产服务不足的现象更加突出,部分地区育龄妇女存在跨区就医现象。2017年-2020年,由于生育政策调整,北京市孕产服务需求将增加25%~26%,为此需要增加2276~2389张妇产科床位;优质孕产服务需求将增加31%,为此需要增加约1220张床位;朝阳、海淀、丰台、昌平等区符合生育政策且已经生育1个孩子的育龄妇女在北京市占58.9%,这4个区的孕产服务需求将明显增加。结论:北京市应加大对薄弱地区的扶持力度、均衡资源分布,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加大医保政策对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倾斜力度。

生育政策调整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影响

本文在阐述当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现状及生育政策调整影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机理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二孩生育政策调整,测算了我国未来人口增长趋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模拟推演由于二孩生育政策所引致的人口因素变化对我国未来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