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执行2004年《北京市建设工程概算定额》第四次调整系数及补充规定的通知

京建法[2014]5号各有关单位:为加强工程设计概算的动态管理,合理确定设计概算阶段的工程造价,根据《关于执行2004年〈北京市建设工程概算定额〉的有关规定》(京造定[2005]1号)文件精神,结合2012年《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一预算定额》及计价办法和市场价格变化情况,现发布概算定额第四次调整系数及补充规定,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自2014年4月1日(含4月1日)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院系调整及启示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新中国效仿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着手对旧式高等教育体系进行改造,于1949—1957年间对全国高校相继进行了小规模调整、全面调整以及局部调整。此次高校院系调整改善了旧式高等教育分布不均的状况,扭转了旧中国工业人才薄弱的局面。从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的院系调整中可以挖掘三点启示:一是高等教育改革应从长计议;二是应大力推行教育试点改革机制;三是须切实加强学科间的交叉融合。

地质下沉对汽轮机轴系的影响及调整方案分析

某火电350MW超临界汽轮机扣盖结束后因地质下沉,联轴器中心变化超出设计值,在轴系修正后由于工程暂缓投产,沉降数据继续变大导致联轴器中心在投产前再次超出设计要求。文章探讨如何在机组不进行汽轮机揭缸作业的前提下,保证联轴器中心数据符合设计要求和机组安全投运的调整方案。

20世纪50年代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原因探析

纵观学界对20世纪50年代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研究,对其影响评价褒贬不一。但很少有学者系统分析院系调整产生的原因,未曾从原因入手对院系调整的得失进行评价与反思。本文重点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的原因,认为院系调整是出于满足国家经济建设所需、实现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统一和集中的领导,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和解决高等教育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因此,院系调整的最终效果是符合原有预期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环节。

基于改进型自调整轴系幅值收敛电流解调算法的旋转高频电压注入法

应用于旋转高频电压注入法的自调整轴系幅值收敛(SFAC)电流解调算法简单实用,可实现静止工况下永磁同步电机转子初始位置高精度辨识。但分析发现,由于位置估计误差随转速变化而变化,该算法不适用于非零速区间。为此,提出一种改进型SFAC(ISFAC)电流解调算法。该算法在估计dq坐标系下对高频电流解调并构造转子位置误差信号,利用正序、负序高频电流相移等值异号的特性实现电流相移自动抵消,不仅省去复杂的位置误差补偿策略,而且将原SFAC算法的速度适用范围由零速区拓宽至非零速区。该文对SFAC算法的原理以及导致非零速区位置估计误差的原因进行分析,并介绍ISFAC算法的实现过程。最后利用RT-Lab平台对传统SFAC算法与ISFAC算法的位置估计性能进行对比验证。

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中江苏高等院校的变化研究

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是最具"速度性"和"震荡性"的,使当时江苏的高等教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高等院校的变化表现得尤为明显。江苏高校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形式结构、区域结构等多个方面在院系调整前后都发生了改变。江苏本科层次的院校有所加强,而专科学校的数量削减幅度则较为明显。我国仿效苏联的高等学校的类型结构,将高等院校分为综合大学和专门学院两种,适当保留一些专科学校。在院系调整中江苏的专门学院得以迅速发展,综合大学的实力明显削弱,专修科随之兴起,而私立高校则彻底消失。江苏高等教育还出现了成人教育、业余教育等多种类型、形式的兴盛,工农速成中学也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江苏高等院校的区域结构也伴随着院系调整的阶段发展不断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奠定了现代高等教育的格局,也对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0年代以来关于五十年代高校院系调整研究综述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为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 ,一些高等院校及其系科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合并或重组 ,进行着新一轮的院系调整和改革。“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半个世纪前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 ,对我国的教育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很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和反思 ,重新审视了那段历史。本文拟对人们的研究状况进行简略的回顾与述评 ,以追思新中国高等教育走过的五十年风雨沧桑。

对中国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的异域审视

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对新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中国学者已对此做了大量研究。国外的知名学者对中国院系调整的评价,他们对其原因的探寻、利弊的陈说和中国学者有一些不同之处。这些来自异域的对院系调整的审视,也许能给我们某些启发。

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对我国高等化学教育的影响

解放初期,在举国上下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坚决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的高潮之中,高等教育部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总方针指导下,1952年下半年,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刚刚结束之后,开始了对全国各高等学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1],p.71)当时任高教部部长的马叙伦先生曾撰文总结:“这次院系调整是依据苏联高等学校制度,从庞杂纷乱的旧大学中取消院的一级,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系科独立建院或与原有同类学院合并集中,并根据培养国家建设各类专门人材的需要,结合各校师资设备等条件,普遍设置各种专业,根本改变了旧的高等学校设置混乱,系科重迭,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而使学校系科专业设置成为新型而能有效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2],p.19)

关于建国初期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综合述评

建国初期中国模仿苏联教育进行了长达数年的院系调整工作,调整涉及到了全国高等学校的系科合并、专业设置及地域布局等方面。通过调整,中国高等教育建立起了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及苏联式的专业设置和教学计划,为当时国内经济建设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这次调整也存在着过分削弱综合大学、忽视文科建设及专业设置狭窄的缺陷。

1952年院系调整再解读

今天,学术界对发生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的评价存在很大分歧。肯定者鉴于它在短时间内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为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做出了明显贡献,遂认为它是基本成功的;否定者则以其中断了中国官学与私学并行的古老大学传统,并走向了狭隘的专业化道路,认为从长远来看它是得不偿失的。这种分歧,从学术立场来看,反映的是中国学术场域中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分野。应该看到,大学既是知识生产、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又是一个文化传承和创造实体,因而应兼顾短期效果与长远效应。但这只是我们的后见之明。60年前的那场改革,面临的历史情势是: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中西方冲突十分剧烈,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生死考验。在这种历史情势下,看重短期效果也有其不得不然的历史逻辑。如今我们研究那段历史,不能简单地用现在否定过去,而应在今昔对照中准确把握我们的发展方向。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其改革已能够也应该在科技与人文、短期效果与长远效应的平衡中从容前行。

20世纪50年代浙江普通高校“院系调整”研究

浙江现代高等教育发端于1897年,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院校格局,但是规模不大,在全国的影响力也不强。20世纪50年代浙江的高校经历先"稳妥"后"急进"的"院系调整"。经过调整,中央实现了预期的目的,而浙江则是损失大于收益。从历史的眼光看,"院系调整"虽然解决了当时的困难,但也产生了很多影响至今的后遗症。

毛泽东与建国初期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毛泽东非常关心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建国初期他提出向“苏联学习”,在其影响下,我国仿效苏联模式对高校进行了长达数年的院系调整,建立了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从我国实际出发,重新审视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和我国的院系调整,其反思成果对今天的高等教育发展仍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两次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及其哲学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两次大规模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一次强调通过调整实现高等教育专业化发展,后一次强调通过调整实现综合化发展。本文在深入探讨改革的动力机制,阐述这两次院系调整基本情况之后,对其进行了哲学分析以试图找出高教结构改革的哲学背景。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高校院系调整的几点辩证

上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此事件的评价有先褒后抑的倾向。笔者认为全面看待此次调整需要注意三方面的问题,其一,院系调整是知识分子为服务新社会建设自觉的选择;其二,在调整过程中借鉴了前苏联模式而且结合了中国实际;其三,建国后大师的匮乏与此次调整无直接的关系。

“院系调整”后新建高校的校园景观更新研究——以郑州大学工学院的校园景观为例

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带来一股高校校园的建设热潮,并诞生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校园景观。经过近50年的发展与新世纪学校发展战略的调整,其中的大多数校园景观存在着退化与消亡的危机,郑州大学工学院校园即为一例。校园的景观更新涉及建筑、景观、遗产保护等诸多学科,通过对校园景观的更新,使其既能延续历史文脉,也能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

对当前中国高校院系调整热的冷思考

经过十几年的大规模扩招后,国内外激烈的教育质量竞争压力与生源危机迫使中国高校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与实施质量工程是其主要手段。但由于中国高等教育长期受苏联式专才教育思想和理想化的通才教育思想的影响,加上官本位的强化与权力异化,导致一些高校的院系调整误入歧途。只有进一步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打破僵化的人事体制,加强高校的民主体制建设,才能进一步完善高校院系调整机制,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教育质量,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我国50年代院系调整及其反思

我国 5 0年代的院系调整不仅是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整个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其深层的影响在于它动摇了中国文化中重人伦事理、轻实用技艺之传统的根基。这次院系调整给予我们以重要启示 :高等教育的改革尤其要注意处理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深刻领会综合性大学的内涵、挖掘大学合并和拆分的原动力 ;要充分考虑本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

重读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基于教育政策借鉴理论的视角

教育政策借鉴理论为重新审视中国二十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运用著名教育学家大卫.菲利普斯教育政策借鉴理论的基本模型,对上世纪50年代具有典型借鉴特征的“院系调整政策”案例从跨国吸引,决策,实施以及内化/本土化等四个过程进行详尽分析,以期丰富教育政策借鉴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与应用。

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

院系调整是学术界近年来的热门的研究题目之一,但由于资料发掘不够,仍需进一步研究。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是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内在要求。取消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使大学丧失了自主权,成为政府的附属物,肢解人文学科,大学蜕变为技术培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