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技术调查官制度的检视与完善

近十年来,技术调查官制度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对涉案技术事实的审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基于此,2022年12月《民事诉讼法》第五次修改草案正式将技术调查官纳入民事诉讼中,以更好地建立全方位、多角度的技术事实查明体系。司法实践中,技术调查官在任职模式、选任资质上还存在不足,与相关技术事实查明制度的衔接也存在矛盾,并且存在潜在的审判权让渡风险。为了回应扩大技术调查官制度适用范围的现实需求,有必要通过立法细化其管理与选任的规则,确定技术调查官的身份定位为“独立的审判辅助人员”,对案涉技术事实的争议焦点提出建议,并在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中明确技术调查官制度的适用顺序,重构技术调查官参诉的组合和数量,明确技术调查意见的性质与公开方式,从而优化技术调查意见的采信机制。

技术调查官制度本土化成果评析

技术调查官制度在我国的研究、应用和发展,至今也有十年历史。近年来,除了在知识产权诉讼领域大放异彩,技术调查官制度与生态环境诉讼领域的结合也同样进行得如火如荼。我国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均结合自身实际对技术调查官制度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并不约而同地应用于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中。考察两个地区在技术调查官制度本土化过程中所采用的思路,对在其他类似的案件审判领域中建立相应属性的技术调查官制度也大有裨益。因此,本文对海峡两岸技术调查官制度本土化过程中体现的思路略作评析,以期为技术调查官制度的普及提供参考。

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制度理论证成与框架设计

相较于普通知识产权类案件,生态环境案件具备更强的技术性、专业性和复杂性。因此,有必要引入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这一角色,构建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制度体系,以应对生态环境案件的复杂特征和审理难点。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制度能够保障生态环境案件审理的公平和效度、丰富和细化案件审理相关辅助体系、为案件审理提供独立的专门技术支撑。与此同时,目前涉生态环境案件数量呈奇点式攀升,司法实践亟待明确该制度的专业性难点。创建和发展我国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制度,能够为更好地解决生态环境案件提供制度保障。本文旨在结合技术调查官制度在各国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相关启示,从划定适用范围、厘清能力定位、规范任用来源、制定工作规则、提供监督保障等方面进行框架上的精细化设计,以期实现该制度的稳定发展和良性运作。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技术调查官管理办法的通知粤市监规字[2023]8号

各地级以上市市场监管局,省市场监管局各处室、派出机构,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现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技术调查官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技术调查官管理办法.

技术调查官定位及其作用分析

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建立后,技术调查官制度引入知识产权审判。技术调查官既不同于专家证人、技术鉴定人、技术咨询专家以及专家陪审员,也不是技术法官,而是司法辅助人员。技术调查官帮助法官认识技术事实问题,一定程度上充当法院与知识产权授权确权机关之间的沟通桥梁。但技术调查官并不能解决知识产权审判中的所有技术问题,必要时,技术调查官还需要与技术咨询专家、技术鉴定机构、专家证人等配合,共同释明知识产权案件中的技术问题。

知识产权审判中技术调查官的困境与出路——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

2019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对技术调查官制度进行了全新安排。但现行的交流和兼职式技术调查官的弊端十分明显,技术调查官的设置方式值得进一步反思,技术调查意见是否公开有待进一步考量,与其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的衔接尚需进一步澄清。从完善我国技术调查官制度的立场出发,应当优化技术调查官任职与设置的方式,各人民法院按照案件审理的实际需要合理增加技术调查官的数量,按照二级学科类别设立子专家库;同时还应当适度公开技术调查意见,允许当事人质询和辩论;调整其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的应用规则,在有限适用专家陪审员制度的同时,明确技术调查意见与专家证人证言、司法鉴定意见之间的效力等级。

中日技术调查官制度比较研究

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实施是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所进行的一项重要司法审判改革,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实施满三年后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决定实施情况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以技术调查官制度为考察对象,详细比较中国和日本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实施情况,分析我国技术调查官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认为应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制定关于技术调查官的工作规范和管理选拔办法,避免技术调查官制度在不同知识产权法院实施中出现差异,从而影响技术调查官作为司法辅助人员的中立性和权威性。

知识产权诉讼中的技术事实认定——兼论我国知识产权诉讼技术调查官制度

技术事实审查与认定是知识产权诉讼案件裁判之关键。域外知识产权诉讼技术事实认定采用技术法官模式、技术调查官与专家委员会并存模式、普通法官与技术审查官协同模式、专业法官与技术助理协同模式和技术陪审员模式等。我国知识产权诉讼技术事实认定综合采用技术陪审员参审制度、鉴定制度、专家辅助人出庭质证、技术专家咨询制度,近期初创之技术调查官制度填补了现有技术事实认定制度之不足。但现有各类技术事实认定制度仍存在一定不足,应统合各类制度之关系,进一步完善技术陪审员参审制度,在立法上确立技术专家咨询制度,通过明确技术调查官选任资格、允许技术调查官参与调解程序、保障技术事实认定中当事人程序保障权等途径完善技术调查官制度。

技术调查官制度之实务运作及精进措施——当事人诉讼程序保障之维度

我国技术调查官制度实务运作还存在许多争议问题,尚存在人数过少、程序地位不清、可能导致专利诉讼的主导权发生偏向、可能与当事人主义产生矛盾等不足。其理想的运作模式在于法官、技术调查官、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间的良好合作互动。其改革与精进需调整选任方式以扩大技术调查官来源、合理设置技术调查官的轮调年限、增加法庭上技术调查官人数、促进技术调查官与专利代理人的专业双向交流。客观制度上需给予技术调查官妥善的限制,避免其成为影子法官。基于诉讼当事人的程序权保障,应强制技术调查官对当事人发问,促进双方充分言词辩论,同时还应强制法官公开心证,避免突袭性裁判的发生。

试论技术调查官的职责与作用——与其他技术事实查明制度比较

在我国现有知识产权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制度中,技术调查官、专家陪审员、技术咨询专家、专家辅助人、技术鉴定人各自的法律地位、任职条件、工作职责、出具的专家意见的法律效力等方面都不同,因此各个制度应该相互协调,相辅相成,优势互补,在知识产权案件技术事实查明中最大化地发挥各自的作用。

知识产权诉讼中技术调查官的理论反思与制度完善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对我国的技术调查官机制做出了进一步的制度安排。然而,关于技术调查意见是否公开、是否优先于其他技术查明结论、独任技术调查官可否保障查明技术事实以及是否要构建技术法官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在学理上尚存争议,实践中也有不同的制度诉求。鉴于此,有必要从学理层面全面反思上述问题。从优化我国技术调查官相关机制的角度出发,应当适度公开技术调查意见、根据案件情况区分独任和合议技术调查官的设置,同时,调整其他技术查明机制的应用规则。

论我国技术调查官任职管理制度的完善

技术调查官的任职与管理制度决定了技术调查官队伍的稳定和发展,是查明技术事实的核心。如何选任及管理是有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国家(地区)关注的内容。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对技术调查官都规定了严格的任职条件,并主要采用任期制的方式作为法院的工作人员。我国各个知识产权法院规定了技术调查官的管理办法,但任职条件不同,管理制度缺失。为了促进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发展,应统一从必要条件和禁止条件规定任职条件,分别管理不同类别的技术调查官,如以专业技术公务员序列管理、考核专职人员。

我国技术调查官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对我国技术调查官制度进行了框架性的顶层设计,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技术事实查明体系。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结合审判实际,从技术调查官制度的适用范围,以及技术调查官的定位、类型、来源、选任、退出、工作职责、参与诉讼活动规则等具体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为我国技术调查官制度的有效构建与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样本和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技术调查官制度未来运行中应当注意的有关回避、技术事实与法律事实区分和法官让渡审判权等方面问题。

技术调查官制度研究

技术调查官作为法官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时的技术助手,其针对案件的专业技术问题所提出的技术调查意见,是合议庭认定技术事实的重要参考。在司法实践中,技术调查意见被法庭高比例地采信,但却游离于证据调查程序之外,既不受证据法的规制,也不提交庭审质证。这种状况剥夺了当事人质证的正当程序权利,也突破了案件审理的公开原则,不仅给技术事实的公正认定带来了隐忧,也导致法官的事实认定权让渡于技术调查官之危险。本文认为,技术调查官兼具法院审判辅助人员与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之双重属性,技术调查意见应纳入证据法的调整范畴,为当事人质证与合议庭采信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

论我国技术事实查明机制之完善路径——以技术调查官制度的运行现状为视角

案件技术事实的查明是知识产权审判的重要环节,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本文以技术调查官制度为视角,从技术调查官制度的设立背景出发,通过对引入该制度的必要性以及该制度在审判实践中的运行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和论证,最后提出完善相关制度的建议,以期为健全我国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技术调查官的特殊作用——以药学领域为例

在中国成立专门知识产权法院后,技术调查官应运而生,作为参与知识产权案件司法审判的重要角色,其作用不可忽视。从宏观上讲,技术调查官设置的初衷是为了协助法官准确地查明技术事实,从微观上讲,技术调查官与专家辅助人、专家陪审员、技术鉴定专家等又有不同之处。笔者认为,技术调查官的特殊作用在于查明技术事实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解读技术事实对于解决技术问题的证明力,以及解决领域内的特殊问题。

论技术调查官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角色定位

针对因技术调查官角色定位不明确带来的"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困境,通过微观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上的制度变迁观点,运用比较分析法对比了域外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知识产权审判技术事实认定中辅助角色定位的优劣,并结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案件运行数据,同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论述中国技术调查官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角色定位。技术调查官应定位于法官的"技术助手",在各项具体职责中恪守"有限参与"原则,止于技术事实认定边界。

家事司法改革中调查官的角色干预

家事案件中道德与法理交织,因此法官在缓和两者之间冲突时倾向于自觉修正立法。家事调查官的设立,有助于法官从实质的角度全面把握案件的事实状况,家事调查官对案件事实的干预是一种分类干预。家事调查官介入家事案件具有天然的优越性,以其辅助法官,可以将家事案件统一于情理与法理,实现公正裁断。

对我国技术调查官制度构建的思考

技术类知产案件审理效率低,技术事实认定难一直是困扰知产审判的重大难题。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顺应司法改革的潮流,2014年我国建立了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知识产权专门试点法院,并在三个试点法院的院制建设中设置了技术调查室,以配合我国的技术调查官制度。建制之初,域外立法经验为我国立法提供了有益参考,但各国模式仍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根据我国现有的司法实践,已有的四种主要技术事实调查机制未从根本上解决知识产权审判中技术类案件审判效率低、技术事实认定结果不够精确的问题。文章认为在我国建立以技术调查官为基础,形成与司法鉴定、专家陪审和专家咨询制度有机协调的四位一体的技术调查机制,更符合我国的审判实践,有利于实现技术类案件审判效率、审判质量双提高的目的。

技术调查官制度的理论设计及现实困惑

从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到2017年《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到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我国国家层面的技术调查官制度逐步丰富和完善。但是,我国的技术调查官制度无论是理论设计还是工作机制,仍有不少需要继续丰富和完善的地方。本文试图以制度理论设计与工作实践之间的差异为视角,站在制度实施的主体——技术调查官的立场,从六个方面探讨制度完善的路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