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外法权与中国司法近代化之关系——调查法权委员会个案研究

中国司法近代化与治外法权问题紧密相关,调查法权委员会及其报告书是近代中国撤废治外法权的一个阶段性标志。通过考证调查法权委员会组织的前后经过,对作为调查结论的报告书内容进行分析,可以认为该事件强化了近代中国自学习西方法律和司法制度以来一直存在的为废除治外法权而改良法律和司法的论证逻辑;导致了在此之后发动民众,以运动的方式参与法律和司法事务的先河,从而对中国法律和司法近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郑天挺先生与法权讨论委员会

1923年出版的《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是郑天挺于1922—1927年担任法权讨论委员会秘书期间,在委员长张耀曾指导下主撰的一部著作,也是郑天挺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具有较高的国内国际影响。文章以《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为中心,通过一个组织(法权讨论委员会),一本书(《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以及一个群体(法权讨论委员会),讨论了郑天挺与法权讨论委员会的关系、主撰《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的意义、对收回治外法权的贡献,在法权讨论委员会中积攒的优质人脉资源对其学术起步及日后教育行政工作的影响。

对民国前期新式法院数量的核实

关于民国前期全国新式法院规模,长期以来估算不够准确,出现早且被广泛引据的是《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该报告书的统计数据,未能反映南方各省新式法院设置的新变化。其缺陷源于当时中国处于南北分裂形势下,北京政府的司法管辖不及于南方各省。

接受还是拒绝?——列强对北京政府修约照会的反应

1925年6月24日,北京政府向华盛顿会议与会国递交照会,正式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修约照会发出后,在列强中引起震动。以美英日三国政府为主导,有关各国就如何应对修约照会进行了紧锣密鼓的磋商。经过艰难的协调,列强就复照的基调、是否允诺召集关税会议和派遣法权调查委员会达成了一致,并于9月4日以同文照会答复北京政府。从列强对修约照会的反应可以看出,有关各国迫于形势压力,应允履行华盛顿会议有关召集关税会议及派遣法权调查委员会之承诺。与此同时,列强努力维护内部团结一致对华,将不平等条约存在的合理性归诸于中国的现实状况,力求维持中外关系的既有格局。由此可以预见,随后的有关中外交涉必定是困难重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