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投资环境与创业投资——基于双重调节效应模型

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创业投资活动的开展,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本文将投资环境细分为信息环境、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竞争程度,并基于双重调节效应模型,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影响的机制路径,结果表明:企业信息环境越好,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并且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竞争程度能够强化信息环境的正向调节作用。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业投资,进一步提升企业账面价值、市场价值和创新产出,为数字化转型和创业投资赋能企业发展提供了新证据。

医护人员共情疲劳的发生机制: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本研究采用中文版共情疲劳简短量表、中文版人际反应指数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与自我复原力量表对265名医护人员进行调查,分析了医护人员的共情疲劳水平,以及共情、自我复原力、领悟社会支持对医护人员共情疲劳发生机制的影响。结果表明:(1)医护人员共情疲劳与共情正相关,共情疲劳与领悟社会支持和自我复原力均存在负相关;医护人员共情水平对共情疲劳具有预测作用。(2)医护人员共情疲劳的发生机制符合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即领悟社会支持对共情与共情疲劳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这种调节效应以自我复原力为中介。结论:共情水平越高而社会支持越低的医护人员,更有可能发生共情疲劳;但这种调节效应受到了自我复原力的中介作用的影响;提高自我复原力是克服共情疲劳的主要因素,增加社会支持对医护人员共情疲劳也具有预防作用。

基于调节效应模型的外贸出口增长与流通业增效关系研究——以批发零售业为例

外贸出口增长对流通业增效具有调节作用。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假说:即从战略产业论的角度看,外贸出口增长是流通业发展的动力之一,也是流通业增效的最终目的之一。从国际贸易学的角度看,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能源消耗强度、成本利润率等严重影响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商品竞争力的强弱制约着外贸商品出口的增长。文章采用中国入世后2004-2017年批发零售业的年度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和调节效应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该假说,最后提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HOV公交优先道使用意愿分析——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为解决公交专用道效率低和私家车空座率高对道路资源造成的浪费,允许多乘员车辆使用公交专用道,将现有公交专用道调整为公交优先道。有必要开展公交合乘优先控制方法设计及其使用意愿研究。基于国内外公交专用道和HOV车道设置经验设计了1种新的车道类型—HOV公交优先道,并提出HOV2+和HOV3+2种在公交优先道实施的交通组织优化方案。设计并开展了HOV公交优先道使用意愿问卷调查,以HOV公交优先道属性(合法车辆、行程时间缩短量等)、社会经济属性作为调节变量,出行体验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出行者选择公交优先道的意愿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出行体验对HOV公交优先道选择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当出行满意度为1时,66.7%出行者选择使用HOV公交优先道,而当满意度提升至4、5时,比例分别降至24.1%、45%,HOV公交优先道属性对此过程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出行特性通过影响出行体验而对HOV车道选择行为产生影响,随着出行距离、出行时间、出行乘员人数与最大可接受拼车人数上升,出行者感受到的体验出行体验越差,出行者越倾向于使用HOV公交优先道,驾龄、家庭乘员人数与家庭车辆保有量等社会经济属性对此过程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对林业碳汇增量影响及路径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林业碳汇作为减排的有效手段之一,对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利用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数据,使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研究数字经济对林业碳汇增量的影响及实现路径。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林业碳汇增量产生正向影响,促进效应为0.85,异质性分析发现中部地区的促进效应大于东部和西部地区。(2)绿色金融在数字经济和林业碳汇增量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具体表现为数字经济正向影响绿色金融,绿色金融显著提升林业碳汇增量。(3)环境规制对林业碳汇增量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抑制效应为2.64。(4)环境规制对绿色金融的中介效应及其后半段路径产生负向调节作用,抑制效应分别为2.99和2.23,环境规制对绿色金融中介过程的前半段路径不产生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政策启示:(1)促进数字技术普及和产业数字化转型,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2)拓展绿色金融和绿色保险等金融商品,解决林业碳汇项目融资问题。(3)因地制宜实施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提高环境规制效率。文章探讨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林业碳汇增量的影响,为林业碳汇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企业创新的“量”与“质”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与门槛效应

运用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企业创新的“量”与“质”方面来考察企业创新能力,并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研究框架,利用调节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来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在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从调节效应来看,企业创新数量对企业财务绩效起到促进作用,而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这种促进作用,同理,企业创新质量如是。此外,在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下,高质量企业技术创新比低质量企业技术创新更有利于提升企业未来的财务绩效。从门槛效应来看,在知识产权保护下,企业创新数量对企业财务绩效通过单门槛检验,促进作用不断增加;低质量企业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通过双门槛检验,由抑制作用转为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愈来愈大;高质量企业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通过单门槛检验,由抑制作用转为促进作用。

股权混合度、高管团队特征与公司绩效——基于全效应调节模型的实证研究

混合所有制企业异质性股东对高管团队构成的改变是否最终影响公司绩效?基于Edwards和Lambert的全效应调节模型,本文以2014-2016年沪深两市A股混合所有制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股权混合度、高管团队特征与公司绩效三者之间的综合关系。研究发现:股权混合度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U"型关系,说明较低程度的股权混合并不能达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只有当股权混合度达到60.19%这一临界值时才会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特征对股权混合度与公司绩效的"U"型关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而股权混合度在高管团队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中起到的调节作用不具有稳健性。研究结论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实践思路。

财政补贴、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制度差异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基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技型企业专项数据库,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以及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和制度差异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财政补贴显著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并对非国有企业有更高的激励效应;研发投入规模是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中介因素;制度差异对研发投入规模的中介路径中产生了前半路径为正和后半路径为负的调节效应,即由财政补贴到研发规模路径中财政补贴对非国有企业研发规模激励效应强于国有企业;由研发规模到企业创新绩效路径中国有企业研发规模的扩张可以创造更多的创新绩效。

科技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产业集聚调节作用

基于产业集聚的视角研究科技创新成果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对促进中国科技创新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保障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步调一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基于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市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SBM(slacks based measure)模型和GML(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30个省市的动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运用门限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金融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对科技创新成果和绿色全要素生产关系的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科技创新成果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显著为正;2)金融业集聚对科技创新成果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有正向调节和单门槛效应;3)制造业集聚对科技创新成果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4)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外商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应关注科技创新成果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匹配度,注重数字金融的发展打破金融业的空间壁垒,引导制造业转向高质量集聚,实现财政资源在环保领域的合理配置,加强对外商投资环保监管。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数字经济助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同时,碳中和作为环境治理的目标被提上日程,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亟待探讨。选取2014—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环境规制的中介路径与绿色创新的调节效应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经济不同维度和碳排放强度、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之间的异质性关系。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降低碳排放强度;环境规制在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绿色创新在数字经济通过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不同绿色创新水平下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同;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化显著抑制碳排放强度,而产业数字化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呈“U”型变化。

自尊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目的:探究自尊、负向评价恐惧与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社交焦虑发生机制的影响。方法:采用社交互动焦虑量表、自尊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与简版负向评价恐惧量表对290名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1大学生社交焦虑与自尊、领悟社会支持均存在负相关(r=-0.27,-0.12;P<0.05),社交焦虑与负向评价恐惧存在正相关(r=0.48,P<0.001);2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发生机制符合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即负向评价恐惧在自尊与社交焦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这种中介效应受到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γ=-0.20,P<0.001)。结论:1自尊水平越低且负向评价恐惧越高的大学生,更有可能引发社交焦虑,但这种中介效应受到了社会支持的调节;2提高自尊水平和降低负向评价恐惧是缓解大学生社交焦虑的主要途径,增加社会支持不仅能通过降低负向评价恐惧来间接缓解社交焦虑,还能对社交焦虑的改善直接发挥作用。

人口增长与收缩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基于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的调节效应

【目的】提高经济韧性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前城市人口分化日益明显,探究人口增长与收缩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对增强城市韧性、应对不确定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口增长与收缩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结果】研究发现:①人口增长与收缩对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城市抵御风险能力的影响大于对经济恢复能力的影响。②机制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在人口增长与收缩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③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具有城市规模和资源禀赋异质性,其中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大城市和非资源型经济地区较为明显。【结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加快产业集聚和升级是人口分化背景下增强城市经济韧性重要策略,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为不同地区制定适应人口增长与收缩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重要参考。

内控缺陷抑制数字化转型创新作用的证据

文章以我国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上市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从调节模型的角度验证内部控制缺陷对两者关系的抑制作用。研究显示:上市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自身创新能力,但内部控制缺陷会抑制该作用的发挥;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对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对国有企业更加明显、对两职合一企业更加明显。

碳交易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本文选取2006—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双重差分法评估碳交易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性,并利用递归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碳交易对低碳经济的影响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碳交易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有着显著促进作用且逐年增强;东部地区碳交易的低碳经济发展效应优于中部地区,而碳交易对西部地区低碳经济发展影响不显著;能源强度、国际贸易是碳交易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两条路径,都具有部分正向中介效应。因此,可以在全国大力推行并逐步完善碳交易市场、制定鼓励能源技术升级的相应配套政策、提高低碳清洁型产品的进出口、继续推进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来提高低碳经济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居民消费升级

数字经济是推动消费模式优化的新动力,亦是驱动居民消费升级的新引擎。本文选择2015-2021年全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剖析数字经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居民消费升级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居民消费升级之间具有正向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数字经济推动居民消费升级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效应。故此,相关部门应完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有效衔接数字经济与生产性服务业、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率,推动居民消费升级。

社会资本对农户民主决策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目的]基层治理共同体能否形成,公众参与是关键。深入分析农户民主决策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对完善乡村自治,实现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数据,综合运用Logistic回归、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民主决策参与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1)社会资本对农户民主决策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有效促进农户民主参与。(2)政治效能感是社会资本影响农户民主决策参与意愿的中介变量,其间接影响占比为78.1%。(3)收入水平在政治效能感对农户民主决策参与意愿影响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农户收入水平越高,政治效能感对其民主决策参与意愿的促进作用越强。[结论]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户民主决策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应重视农户社会资本的培育和提升,努力提高农户政治效能感和收入水平。

数字经济、城乡二元结构与农村环境治理

文章在系统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农村环境治理的直接机制及城乡二元结构在其中起到的调节机制基础上,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度了数字经济与农村环境治理水平,然后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对长江经济带农村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农村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城乡二元结构在数字经济助力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运用剔除特殊值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同时,异质性分析发现,长江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数字经济的正向效应显著,中游地区表现乏力;长江下游地区城乡二元结构的调节效应显著,中游地区调节效应存在但并不显著,上游地区调节效应不存在。

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的边际效应研究——基于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影响

以2011—2018年A股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两种政府激励方式并行时的激励效果、创新投入的中介路径、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差异化战略的调节效应,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讨论两种政府激励政策的协同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正向激励企业绩效和创新投入,但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更胜一筹;地区市场化程度正向调节政府激励与创新投入关系;差异化战略正向调节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具有交互激励效应。文章据此提出发挥政府激励组合效应、提高地区市场化水平、找准企业竞争战略等对策建议。

采用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有助于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吗?

粮食绿色生产方式下如何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一直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也是建设农业强国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基于2021年河南、山东、江苏、四川、湖北五省的1163份农户调研数据,利用Logit、调节效应模型考察了采用粮食绿色生产技术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以及政府规制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采用粮食绿色生产技术可以有效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发挥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第二,采用粮食绿色生产技术通过改善耕地质量、提高种粮收入、增强风险承担能力、增加种植成本四种渠道来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其中,增加种植成本的渠道较弱;第三,政府宣传、政府激励显著促进了粮食绿色生产技术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正向作用,但是政府监管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因此,本文认为,提高农业科技创新水平,降低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成本,强化对政府监管的社会监督,全方位构建有效监管机制,可以有效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

我国农业保险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7—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年鉴数据,运用IPCC碳排放系数法测量各省农业碳排放总量,并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我国农业保险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得出结论:农业保险促进了农业碳排放总量;农业技术进步在农业保险影响农业碳排放过程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具体表现为农业保险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农业技术进步抑制农业碳排放;农业人力资本在该中介模型中具有显著调节效应,能够加强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基于研究提出建议:提高对减排效果佳的农业生产主体的农业保险补贴力度;设计和推广绿色农产品保险;加强农业人力资本的教育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