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资助对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政府资助对于非营利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有文献就其对金钱捐赠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积累了深厚的研究基础。本研究意在探究政府资助影响个体参与志愿服务的潜在机制,以及不同群体的异质性反应从而增进相关的学术讨论。基于一项调查实验发现,政府加大资助力度对个体参与志愿服务具有挤入效应,该过程通过影响个体在受资助组织中感知到的参与体验,影响其志愿行为决策。此外,政府加大资助力度更能提升现实生活中参与志愿服务频率较低的公众感知到的参与体验、参与意愿和意向频率。研究发现,政府资助不仅是一个积极的政策信号,能够动员公众参与到志愿服务中,也能为志愿服务组织能力建设提供资源支持,即通过优化个体参与体验的方式吸引公众参与其中。本研究可为进一步理解政府资助在非营利领域发展中的作用提供学理依据,并为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实践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发展?——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以2013—2022年中国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微观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地抑制企业金融化发展,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该抑制效应存在产权属性异质性及企业规模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发展;行业竞争激烈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融资约束的缓和效应减弱,其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抑制作用也会削减。应引导企业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多方位施策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鼓励企业创新、着眼长期发展以营造良性行业竞争环境,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水平。

HOV公交优先道使用意愿分析——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为解决公交专用道效率低和私家车空座率高对道路资源造成的浪费,允许多乘员车辆使用公交专用道,将现有公交专用道调整为公交优先道。有必要开展公交合乘优先控制方法设计及其使用意愿研究。基于国内外公交专用道和HOV车道设置经验设计了1种新的车道类型—HOV公交优先道,并提出HOV2+和HOV3+2种在公交优先道实施的交通组织优化方案。设计并开展了HOV公交优先道使用意愿问卷调查,以HOV公交优先道属性(合法车辆、行程时间缩短量等)、社会经济属性作为调节变量,出行体验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出行者选择公交优先道的意愿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出行体验对HOV公交优先道选择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当出行满意度为1时,66.7%出行者选择使用HOV公交优先道,而当满意度提升至4、5时,比例分别降至24.1%、45%,HOV公交优先道属性对此过程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出行特性通过影响出行体验而对HOV车道选择行为产生影响,随着出行距离、出行时间、出行乘员人数与最大可接受拼车人数上升,出行者感受到的体验出行体验越差,出行者越倾向于使用HOV公交优先道,驾龄、家庭乘员人数与家庭车辆保有量等社会经济属性对此过程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采取数字化转型战略,帮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并实现持续创新。本文以企业家精神为研究对象,以数字化转型为中介变量,以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研究企业家精神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机制和路径。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家精神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三者之间的前半条中介路径。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不仅有力补充了当前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也为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提供了实践参考。

数字经济、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口老龄化相互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选取2008—2018年全国31个省份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老龄化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用不同,存在前期抑制后期促进的“U”型影响效应。人口老龄化通过劳动成本和储蓄率抑制外商直接投资,而数字经济能够调节劳动力成本和储蓄率,从而弱化老龄化对外商投资的不利影响。因此,要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配套设施和制度建设,强化数字经济在调节劳动力成本和居民储蓄率,吸引外商投资流入,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管绿色认知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战略认知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分析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探究整个研究路径在环境规制下的作用边界。对2012—2019年深沪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绿色认知正向促进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绩效存在U型关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绩效发挥U型中介作用;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绩效发挥线性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经济绩效间的U型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环境绩效间的线性中介作用。

分析师跟踪何以影响并购绩效?——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识别

本文以2010—2017年A股市场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2010—2020年为并购绩效的时间区间,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分析师跟踪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揭示股票错误定价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和投资者情绪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没有分析师跟踪的情境,有分析师跟踪的主并公司并购绩效更差,而且股票错误定价在其中起到不完全中介作用。此外,研究还发现投资者情绪对分析师跟踪与股票错误定价具有正向调节关系,即前半路径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一般自我概念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采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和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调查某高校280名大一至大四学生的职业成熟度、一般自我概念和心理控制源,以探讨一般自我概念对职业成熟度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职业成熟度与一般自我概念呈显著正相关,与内控性间相关不显著,与外控性间呈显著负相关;职业成熟度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大四学生的职业成熟度显著低于其他年级,大三学生的职业成熟度显著低于大一学生;一般自我概念不仅直接预测职业成熟度,而且还通过外控性显著预测职业成熟度,外控性在一般自我概念与职业成熟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内控性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一般自我概念经过外控性对职业成熟度的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受到年级的调节,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随着年级的升高,外控性对职业成熟度的负面影响有增加的趋势。

数字经济对林业碳汇增量影响及路径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林业碳汇作为减排的有效手段之一,对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利用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数据,使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研究数字经济对林业碳汇增量的影响及实现路径。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林业碳汇增量产生正向影响,促进效应为0.85,异质性分析发现中部地区的促进效应大于东部和西部地区。(2)绿色金融在数字经济和林业碳汇增量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具体表现为数字经济正向影响绿色金融,绿色金融显著提升林业碳汇增量。(3)环境规制对林业碳汇增量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抑制效应为2.64。(4)环境规制对绿色金融的中介效应及其后半段路径产生负向调节作用,抑制效应分别为2.99和2.23,环境规制对绿色金融中介过程的前半段路径不产生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政策启示:(1)促进数字技术普及和产业数字化转型,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2)拓展绿色金融和绿色保险等金融商品,解决林业碳汇项目融资问题。(3)因地制宜实施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提高环境规制效率。文章探讨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林业碳汇增量的影响,为林业碳汇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新冠疫情背景下风险认知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2020年5月至10月间有过出游经历的317个家庭旅游决策风险认知、负性情绪以及合作意向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分析新冠疫情背景下风险认知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的影响。结果表明:体验风险认知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家庭成员感受到的体验风险越高,在家庭旅游决策中的合作意向越强;体验风险认知以负性情绪为中介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超过1/4;感染风险认知以负性情绪为中介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收入对感染风险认知对负性情绪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感染风险认知对负性情绪、体验风险认知对负性情绪、负性情绪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积极心理资本对大学生拖延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为探讨积极心理资本对大学生拖延的影响,重点分析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作用和一般健康状况的调节效应,采取目标取样和方便取样相结合的方法,在问卷星平台发放问卷,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家在线学习的982名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积极心理资本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拖延行为,而且可以通过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作用对大学生的拖延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一般健康状况调节了积极心理资本通过时间管理倾向影响大学生拖延行为的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结论:积极心理资本通过时间管理倾向对大学生拖延行为产生间接影响,随着一般健康状况的提升而增强。

儿童中期和青春期早期独处偏好与心理适应之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采用自评独处偏好量表、儿童孤独感量表、儿童抑郁量表、儿童自我觉知量表以及同伴提名对1026名儿童中期和青春期早期的儿童进行调查,考察独处偏好与心理适应的关系、同伴接纳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年龄对上述中介作用的调节。研究结果表明:(1)独处偏好的年龄差异显著,青春期早期的独处偏好程度高于儿童中期;(2)独处偏好与孤独、抑郁呈显著正相关,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3)独处偏好经由同伴接纳影响心理适应各指标的中介作用受年龄的调节。同伴接纳的中介效应只出现在儿童中期,在青春期早期并不存在上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验证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独处偏好与心理适应不良相联系的假说,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二者关系背后可能的原因与作用机制。

工作满意度影响教师职业成熟度: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以自我调节学习理论和控制-价值理论为基础,考察工作满意度对教师职业成熟度的影响,以及学习策略和一般教学效能感在其中的作用。采用"一般教学效能感问卷"、"教师工作满意度量表"、"教师学习策略问卷"和"教师职业成熟度问卷"对1 197名中小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教师学习策略在工作满意度影响职业成熟度的路径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2)一般教学效能感调节着工作满意度对教师学习策略的影响,一般教学效能感较低的教师更注重学习方法和调控,学习策略水平更高。

政府经济干预、公司管理层过度投资与公司业绩——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笔者基于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政府经济干预、上市公司管理层过度投资及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计量模型依次进行假设检验。研究表明,政府经济干预与公司的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政府经济干预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并且受到过度投资的部分中介作用;同时,公司控股性质在其中介作用中具有调节效应,即相比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政府经济干预对国有控股公司的过度投资影响更大,因而对其公司业绩的影响也更大。笔者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政府经济干预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和经营状况造成的后果,从而为政府监管部门制定经济发展对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以促进我国经济在转轨时期的健康有序发展。

组织记忆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通过调查中国274家企业,研究组织记忆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过程,研究结果表明,组织记忆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共享行为在其中起到部分的中介效应,而企业家社会资本调节了知识共享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并对研究结论进行讨论。

媒体自杀接触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作用:两阶段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以北京市427名大学生为被试,使用媒体自杀接触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对自杀者家属态度量表和自杀意念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采用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58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采用Bootstrap方法(重复抽样5000次)以探讨抑郁和对自杀者家属态度在媒体自杀接触与自杀意念关系间的作用。结果发现:抑郁分别在媒体自杀接触与自杀意念及三个子维度的关系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对自杀者家属态度在媒体自杀接触与自杀意念总分、想死欲念与自杀动机等三个中介模型中起到两阶段的调节作用,对媒体自杀接触与自杀计划的中介模型起到第一个阶段的调节作用。

生命意义对大学生学业拖延与抑郁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目的考察大学生学业拖延、生命意义和抑郁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学业拖延量表、生命意义量表、状态抑郁量表对497名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1)学业拖延、生命意义及抑郁的关系之间呈现显著性两两相关;(2)拥有意义在学业拖延对抑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追寻意义不起中介作用;(3)性别对生命意义的中介效应起调节作用,拥有意义在女生学业拖延与抑郁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在男生中则不起作用。结论拥有意义在大学生学业拖延与抑郁中起中介作用,这一中介作用受到性别的调节。

财政补贴、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制度差异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基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技型企业专项数据库,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以及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和制度差异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财政补贴显著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并对非国有企业有更高的激励效应;研发投入规模是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中介因素;制度差异对研发投入规模的中介路径中产生了前半路径为正和后半路径为负的调节效应,即由财政补贴到研发规模路径中财政补贴对非国有企业研发规模激励效应强于国有企业;由研发规模到企业创新绩效路径中国有企业研发规模的扩张可以创造更多的创新绩效。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数字经济助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同时,碳中和作为环境治理的目标被提上日程,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亟待探讨。选取2014—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环境规制的中介路径与绿色创新的调节效应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经济不同维度和碳排放强度、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之间的异质性关系。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降低碳排放强度;环境规制在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绿色创新在数字经济通过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不同绿色创新水平下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同;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化显著抑制碳排放强度,而产业数字化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呈“U”型变化。

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与粮食生产——气候条件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将社会经济与自然气候条件相结合,构建了一个集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气候条件与粮食生产于一体的理论框架,实证评估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路径。基于2000—2018年330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气温、降水量和日照时数等气候变量调节作用下耕地集约利用在城镇化影响粮食生产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了该中介效应的程度变化及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①城镇化对粮食生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效应能够削弱城镇化的负向影响。②气候条件能够在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路径中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气温、降水量与日照时数均能够显著调节该中介作用的全路径,但在不同气候变量的调节下,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③气温在胡焕庸线以东大部分地区、日照时数在长江流域以北大部分地区,耕地集约利用能够发挥正向中介效应,而降水量在高于800 mm等降水量线的大部分地区则部分削弱耕地集约利用的负向中介效应,即不同气候变量调节的共同作用能够弱化甚至完全抵消耕地集约利用的负向中介效应。总体上,耕地集约利用中介效应与气候条件调节效应的双重作用能够削弱城镇化的负向影响。文章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中国城镇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评估框架,在实践上也有助于为政府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保障粮食安全均衡协调提供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