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合理性评价与调节路径研究

自2008年以来,为消除世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经历了一个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快速提升的阶段,并在2017年初达到157.7%,远远超出发达经济体88.9%的平均水平。由于高杠杆与高风险并存,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去杠杆、防风险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经济工作。通过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形成与调节机制进行分析梳理,基于非金融企业的理性经营行为,构建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合理水平测算模型、评价模型和调节模型,并在相关数据采集和模型检验的基础上,对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合理性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长期处于不合理状态,且近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非金融企业生产税净值率和最终产品价格、央行存款准备金率对其杠杆率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作用。因此,调节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不合理性,可以从生产税净值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两条路径来进行。

基于内外循环互动机制的经济运行调节路径研究

202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外循环受阻、内循环不畅的不利局面,为扭转该局面,中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需求视角来看,经济运行的内外循环互动,在方向上受制于本国常住单位的对国内外综合商品偏好以及本国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在规模上受制于国民总支出的变化,据此可以构建经济运行内外循环调节模型。相关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经济内循环对经济运行的拉动力呈现出一种逐年缩减的趋势。为了扭转这种趋势,经相关调节路径分析,建议多措并举,不断提升本国常住单位对本国综合商品的偏好;各种调节路径结合运用,努力提升各种调节政策的政策效率;在不断提升国民收入的同时,加大消费的激励力度,不断增加国民支出。

基于sweep法的自动引导车路径追踪调节器设计与仿真

提出了一种基于sweep法的自动引导车路径追踪调节器的设计方法。根据自动引导车的状态空间模型,采用成本函数最小的标准来推导求解反馈矩阵的最佳控制问题,并对该两端点边界值问题引入sweep法解得要求的时变最佳控制。仿真实验结果表明,自动引导车在该路径跟踪调节器的速度及加速度补偿作用下可以很快消除3个追踪误差量,保证自动引导车具有准确跟随预定路径的能力。

基于Sweep法的自动引导车路径追踪调节器设计

提出了一种基于sweep法的自动引导车路径追踪调节器的设计方法.根据自动引导车的状态空间模型,采用成本函数最小的标准来推导求解反馈矩阵的最佳控制问题,并对该两端点边界值问题引入sweep法解得要求的时变最佳控制.仿真实验结果表明,自动引导车在该路径跟踪调节器的速度及加速度补偿作用下可以很快消除3个追踪误差量,保证自动引导车具有准确跟随预定路径的能力.

技术路径被动锁定与技术创新绩效——技术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诸多行业领域内存在很多陷于"被动锁定"的企业,并且其中的多数企业面临着"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因此,厘清被动锁定程度与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变得尤为重要。以中国技术密集型的后发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企业技术被动锁定程度、创新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并采用调节路径分析法进行假设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的技术路径被动锁定程度分别与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而创新能力在被动锁定程度与创新绩效的倒U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调节贫富分化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低中等收入国家步入高中等收入国家必然要经历与跨越的鸿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贫富分化逐渐加剧,调节贫富分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文章探寻了贫富分化加剧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可行的贫富分化调节路径,这将兼具宏观总体层面的指导性与中观局部层面的可行性。

企业家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有调节的双路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

以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社会资本互惠交换理论和高阶理论,探究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企业家的政治关联不利于企业创新意愿的提高,同时也对企业采取差异化战略的程度与税收优惠均起到负向作用,差异化战略、税收优惠在二者中起到双重中介作用,且税收优惠的中介效应相对更大,企业产品面临的市场竞争强度负向调节了差异化战略对企业创新意愿的正向影响作用,正向调节了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意愿的正向影响作用。

马克思的劳资关系理论研究--基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分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私营经济领域的劳资关系逐渐成为国家和民众关注的重点。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劳资关系的本质,即劳动与资本处于相互制约、相互依存而又不平等、不平衡的关系之中,劳动者与资本家的根本利益是始终对立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劳动者在与资本家的竞争中只会越来越处于劣势,实际工资也会不断降低。在《雇佣劳动与资本》附录中提及几种调节劳资关系的路径,在实践中也正在发生,如划定最低工资、降低税收、利用储蓄银行、利用工人联合会、提高劳动技能、减少生育等。这些调节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劳资矛盾的效果,但依然无法阻止资本增长、工资降低的整体趋势。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私营经济领域劳资关系日益重要的今天,只有认识到劳资关系的本质以及各种调节路径的优势与局限,才能有预见性地采取措施,在私营经济领域调整好劳资关系。

货币价值波动的居民福利效应研究

居民福利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如何提升居民福利,不仅为大众所关心,也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居民福利的变动与货币价值的波动有着紧密联系。本文通过对货币价值决定机制、货币价值波动的居民福利效应机制及货币价值调节机制进行分析梳理,构建货币价值波动的居民福利效应合理值测算模型、评价模型及调节模型,并在相关数据采集和有效性检验的基础上,分析我国货币价值波动的居民福利效应变动的影响因素,对货币价值波动的居民福利效应合理性进行评价。结果显示,近些年来,我国货币价值波动的居民福利效应处于不合理的时期较多,因此调节货币价值波动的居民福利效应应作为我国目前的一项重要经济工作.

展现还是隐藏竞争优势:新企业竞争者导向与绩效U型关系及组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中国情境下新企业的大样本调查数据,结合竞争者导向与组织合法性视角提出并验证了竞争者导向分别与组织合法性和新企业绩效间的U型曲线关系,以及竞争者导向通过合法性的中介传导作用影响新企业绩效的假设。本文结论对于从市场导向与制度合法性两个视角更加完整的理解新企业成长具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研究结论说明了新企业为实现稳健成长,需要选择展现高竞争者导向或隐藏竞争者导向策略,而避免陷入"中等竞争者导向陷阱",并需要将竞争者导向行为合法化来实现绩效的提升。本文还比较了采用Edwards和Lamber(t2007)调节路径分析方法与采用Baron和Kenny(1986)的基本中介模型的检验结果,说明了运用后种方法可能产生的分析偏误,证明了基于Edwards和Lambert(2007)调节路径分析方法的研究结论更加可靠。

不同环境下的供应链运作柔性的绩效研究

在对供应链运作柔性相关研究的评述基础上,区分物流分销柔性和需求管理柔性两个维度。收集有关制造商柔性和绩效的212份有效问卷,验证需求管理柔性在物流分销柔性与关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利用以调节回归分析和有条件的非线性回归模型为基础的调节路径分析,深入、全面地探讨环境不确定性在这一中介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物流分销柔性对关系满意度的直接作用更强;在稳定的环境中,需求管理柔性对关系满意度的直接作用更强;物流分销柔性对关系满意度的总作用不受外部环境影响。因此,同时提高两种柔性显然会提高关系满意度,但是单独调整其中任意一种柔性都要首先考虑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