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优先”质疑论

法院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民事审判的特点和优势之一,其有效地弥补了刚性审判的不足,缓解了法院的案件压力,同时满足了当事人纠纷解决的多元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但当前的司法实践过分强调"调解优先",无异于是"调解为主"的翻版,既模糊是非,破坏规则之治,又违反了"自愿、合法"原则,不能彻底解决纠纷,也无助于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因此,必须重新审视"调解优先"政策,吸取历史教训,在重新厘定法院调解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坚守"自愿、合法"底线,确立以保障诉权为前提的适当性、补充性的民事诉讼调解政策。

“调解优先”的反思——以民事审判结构理论为分析框架

最高人民法院当前确定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民事审判工作基本原则,强化调解已经成为今后的基本趋势。根据民事审判结构理论,这一转换源于国家对当前社会矛盾高发的回应,其转换的逻辑是:社会结构层面矛盾的高发——政法型司法体制层面政治对法律的深度介入——具体民事审判结构层面调解的强化。但是,社会结构层面矛盾的高发可能存在误判,而且还忽略了社会结构层面越来越强烈的法治化取向。因此,该政策转换不仅可能欠缺社会结构层面的原因,而且还与社会结构层面的法治化取向存在冲突。在双方合力的作用下,该政策转换将会从正反两方面产生"叠加效应",对民事审判结构、司法体制、社会结构转型施加双倍的负面影响。

民事案件“调解优先”政策再思考——以新《民事诉讼法》先行调解制度为视角

目前的民事案件调解优先政策在实践中容易引发强迫调解问题。近期的司法实践表明,新《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先行调解制度不但无助于解决该问题,还存在将其进一步放大的风险。通过对法院调解的V字型历史趋势以及调解过程中法官与当事人地位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强迫调解的根源在于我国法官对于调解本身掌握了过强的主导权和控制力,这种权力与近年来法院面临的客观困难相结合形成了法院的调解偏好,中国社会纠纷的现实状况又给调解制造了大量的客观障碍。法院的调解偏好与调解在中国社会的现实障碍相冲突,才引发了强迫调解。在无法彻底放弃调解优先政策的现实条件下,应改革现行的法院调解考核机制,增加评价指标,将案件具体情况与当事人自然状况作为考虑因素共同纳入考核体系。

法院调解优先之忧思

法院调解优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深入司法领域的产物,是把调解定性为法院参与和谐社会建构之重要方式和主要形式的结果。调解优先并不能促进案结事了,调解案件执行"双高"现象普遍存在就是明证。调解优先既侵犯了当事人宪法上的诉讼权,又干扰了法官的司法裁判权,此种对当事人权利和法官权力同时予以否定的司法政策理应废弃。对调解业绩突出的法官给予各种奖励只会进一步强化法院已然存在的行政化倾向,其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司法与政治理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司法参与和谐社会建构之正道是依法审判而非调解优先。

“调解优先”:政策考量与程序规制——以程序保障为视角的分析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确立,标志着人民法院民事司法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却未引起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关注。笼统地说"调解优先"并不科学,应从案件性质、发生地域、诉讼程序和法院审级等方面进行细化分析。"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容易导致对不顾当事人意愿强制调解的担心,必须采用以当事人对席的方式进行调解,调解方案应依照预测的判决提出等有效的程序保障手段加以规制。

重读“调解优先”——一种法社会学的分析进路

"调解优先"标志着柔性司法层层加码,理论界对此多有质疑。在法社会学意义上,法律职业化受阻是其时代背景;法院权威不足是其实务依据;而涉诉信访则是其政治动因。从长远来看,"调解优先"不可回避,但其内在的不足也使其无法真正解开我国法院所遭遇的司法困境。中国司法现代化必须迈过调解这道文化意义上的"坎"。

科学发展观与“调解优先”理念的思考

论文深入探讨了社会转型期司法所推出的调解优先理念的内涵,认为调解和判决何者优先我国经历过不同的认识发展阶段,而主张"调解优先"理念却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具有契合性。论文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为例,具体分析了"调解优先"理念在司法实践中是如何和法院的制度设计合理地相结合并得以应用,针对学界、司法界对于调解优先所提出的质疑,作者就调解优先是否偏离了法治,调解优先是否意味着调解万能,调解优先与司法职业化是否相矛盾等问题做了深入分析。

论“调解优先”司法工作原则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了"调解优先"的司法工作原则。"调解优先"具有比较明确的适用范围。在运用"调解优先"的司法实践中,主要有诉前调解、立案调解、庭前调解、委托调解和协助调解五种形式。在适用"调解优先"的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判决和调解的关系,遵守自愿原则,严格依法进行,注重社会效果。

无条件“调解优先”倾向应当刹车

随着民商审判中"调解热"的不断升温,无条件"调解优先"之风冲击着我国民商审判方式改革取得的成果,冲击着人们要求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诉讼理念。本文对当前司法实务中出现的无条件调解优先倾向的态势和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主张民商审判中调、判关系的定位,应当回归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十六字指导原则上来。

论调解优先原则的司法适用

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国人独有的民族个性使得调解作为审判的补充出现在纠纷解决方式之中。随着调解制度逐渐成为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调解优先原则成为国家为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而提出的全面深化调解的司法原则。司法调解贯穿民事诉讼全过程,并在司法实践中广泛适用,使各法院每年的调解结案率都保持在较高水平。但目前的调解制度在我国司法适用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现有的调解机制需要进行改革和完善。

“调解优先”——一个待证的司法新命题

调解复兴,于今为盛。"调解优先"是我国司法实务界于当下推出的一个颠覆性新命题。虽然其是一个美好的司法新命题,但它相对稚嫩,在正当性、实效性和合法性等诸多领域仍需进一步确证。

调解制度的反思与完善——兼评最高人民法院“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

在社会转型、纠纷大量增加及公民解决纠纷意愿提升的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调解制度可以弥补制定法的自身局限性、改善诉讼体制的不足、满足公民的自主选择权。其存在的问题在于调解依据不明确、调解组织与人员配置体制不健全、调解效率与效力保障不足。应从重视民间社会规范的作用、推进判例法方法的实施、推动调解组织与人员的构建、完善调解与诉讼的衔接等方面加以完善,以进一步发挥调解制度在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调解优先的理念在治安处罚中的运用

因民间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大量增多,在治安处罚中应遵循调解优先的理念,这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应依法履行的职责,也可以说是慎用公权力的体现。在立法中、民警的执法意识上,实践操作中都存在一些问题,应从这些角度更好地去完善贯彻这一理念。

法院审理医患纠纷应利用好医调委平台贯彻调解优先的原则

医患双方选择诉讼来解决纠纷时,法院立案后在审理过程中多数需要做医疗损害鉴定,这样做不仅造成通过诉讼来维权的经济成本远远高于其他解决方式,而且由于鉴定时间不计算在审限内致使结案时间明显延长。为弥补法院审判系统医学专业不足的缺陷,法院的审判系统必须充分利用好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个免费、专业化的调解平台,贯彻好调解优先的原则,使医患双方以最小的成本付出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法院调解优先复兴之原因探析

法院调解优先的复兴遭到了学界的普遍批评。学界认为法院调解优先的复兴对诉讼效率、诉讼公正有较大影响,可能成为构建法治社会的阻碍。然而,在实践中存在案多人少、法律规则与社会生活不相容的问题,加之需要维系人际关系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因素使得法院调解优先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学界与实务界在法院调解优先制度上的激烈冲突是社会转型期法制与经济水平的不完全契合所致。我国经济水平总体低位运行、地区间经济水平差异巨大以及立法超前使得法院调解优先符合现实的土壤,并成为基本的司法政策之一。囿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漫长过程,在可预计的未来,法院调解优先制度仍将长期存在。

关于“调解优先”的深思考

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并用与联动,形成"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加强调解机制,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然而在推进"大调解"时,应当注意我国社会转型的法治需求,通过司法建立规则,注意法院活动的独立性.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法律制约;应当正确理解和运用"能动司法".尊重司法规律和现实国情,坚持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相结合,区别不同情况.有所为有所不为。

坚持执法调解优先原则 努力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执法优先原则,就是把矛盾解决在基层,消除在初始状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这不仅可以使公安工作事半功倍,也可使公安机关能集中精力和警力集中打击、解决影响社会群众安全的突出问题。

民事诉讼中调解优先原则的运行偏差与纠偏

基于对社会矛盾高发的回应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我国在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将调解优先由司法政策确立为基本原则,并落实为具体的制度规定。调解优先原则旨在促进民事司法目标的实现、优化司法资源的配置、满足当事人纠纷解决的多元化需求。但是,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中过度强调"调解优先",无异于是"调解为主"的翻版,在立法理念、运行程序、适用条件等方面将出现巨大偏差与异化,与立法原旨相违背。因此,重新厘定法院调解在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是正在进行的民事司法改革中的重点,也是构建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体系和大调解格局的前提。

调解优先原则与律师执业方式改革的研究

律师传统执业方式具有局限性,与审判工作发展不相匹配,与民商案件纠纷化解任务不相适应。所以,我国应充分借鉴国外律师执业方式的成功经验,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创新律师执业方式,积极引导律师全面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担纲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任。

调解优先治“未病”——南京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之一,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江苏省委十三届十次全会指出,江苏社会治理面临新的阶段特征,既有城乡关系重构、社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演变带来的新挑战,也有未知的重大突发事件带来的新冲击,要提高风险预防和处置能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