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与调解前置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农村基层的民间纠纷,绍兴诸暨的干部积极运用基层智慧予以解决,避免了矛盾升级,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推进,“枫桥经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由过去专门解决农村基层的民间纠纷到现在解决带有熟人社会性质的城市居民间纠纷。我认为在民间纠纷的预防和解决方面,“枫桥经验”所提供的样本对于解决其他地区的民间纠纷有非常巨大的参考价值和启示。

论民事诉讼调解前置程序的构建

我国民诉法并未规定调解前置程序,为充分实现非诉机制诉源治理的功能,调解前置程序成为今年来司法界讨论的对象。具有悠久历史的调解、非诉机制构建的良机和先行调解的司法实践,为调解前置程序的构建提供可行性,基于该程序还存在与现行法冲突、限制当事人诉权以及与诉讼程序衔接不畅的问题,结合国情,文章从通过法律明文规定调解前置程序、划定受案范围、设定规则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大陆法系视域下的家事调解前置机构比较与借鉴

由于对调解是否属于司法权的认识不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调审分离”的实现路径上存在差别。我国内地属大陆法系,在司法理念和调解实践上与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可在借鉴其家事调解前置机构设置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内地情况选择适宜的制度设计。设置单独的家事调解前置程序,确立家事调解法官和家事调解委员会调解两种调解模式。家事法官负责行使司法职权,调解员负责具体的调解事务,以此实现彻底的“调审分离”。调解成功后可作出合意裁定或调解书,明确其具有与确定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调解不成的及时转交审判机构,审理时发现确有调解必要的,移付调解机构调解,但除特殊情况外以一次为限。

特定类型案件调解前置机制研究

随着大众法治意识的增强和立案登记制度的逐步推广,法院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凸显.为了有效应对当前的局面,一味地增加司法资源并非良策,寻求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才是根本.对于人身损害类案件、社会关系修复类案件、婚姻家庭、监护赡养、邻里纠纷以及小额民商事纠纷等特定类型的案件,强制启动诉前调解程序,并在诉前完成鉴定流程固定损失,规范化选任调解人员,将矛盾双方达成的调解书定位成准司法文书,此种方式可以最大化地调动社会资源化解矛盾、解决纠纷.

非诉调解前置主义的反思与走向

实行非诉调解前置主义,有助于推动相当数量的纠纷在诉前分流、增加非诉调解的案源、促成纠纷平和低廉地解决。探索建立立案前的调解前置程序,事实上具有强制性。法院急功近利地争取诉源治理的政绩和迫不得已地追求办案压力的疏减,使得非诉调解前置主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变相存在。强制特定纠纷的当事人参加非诉调解,不构成对调解自愿原则的颠覆。非诉调解前置主义与调解自愿原则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诉前调解的含义回归到司法文件的界定,可使得委派调解顺利地成为非诉调解前置主义的实现载体。立法规定非诉调解前置主义,涉及到对诉讼与非诉调解之关系的重大调整和对诉权限制之合理性的证成,不可交由司法解释或司法文件完成,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期满后的修法可为非诉调解前置主义入法提供良机。非诉调解前置主义之适用范围的负面清单应采取例示主义,正面清单应采取列举主义并应同时重点考虑争议标的额和多发案由两个因素。为配合非诉调解前置主义的运行,诉前财产保全规则应做适当的改进。

调解前置: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化路径选择

以法院为主导、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强调充分发挥社会解决纠纷矛盾的力量,就必然要求进一步发挥调解的作用,将更多来自社会的矛盾在社会中得到解决。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开庭前有效化解了一部分矛盾,但主要的调解工作依然是由人民法院成立专门的调解部门去进行,无形中也加重了地方法院的工作压力。而调解前置程序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调解的解纷作用,还能有效减轻法院的案件压力、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促进民间调解机构的发展,也有利于增强法院的权威性。因此,我国有必要逐步建立起真正的调解前置程序,由法律对调解前置程序的受案范围、调解机构与调解人员的资质认定及调解协议的结果与效力方面均作出明确的规定,以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前置问题

由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前置问题的立法不统一,常导致纠纷当事人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意愿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实现。文章指出,基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开展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活动具有理论可行性;通过构建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激励机制、明确调解案件范围、灵活把握调解成立条件、加强对调解结果关联被追诉者刑罚待遇的理由说明等,以增强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前置的现实可行性。

调解前置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研究——基于B市基层法院改革试点的调查分析

根据调解前置程序的功能定位,调解前置程序适用的案件可分为分流型纠纷和促进型纠纷两类。通过对B市4家基层法院调解前置程序改革试点中不同类型案件适用调解前置程序成熟度的分析,界定分流型纠纷中适宜的案件范围。以案件当事人的特殊关系为基础依据,从妥善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角度分析促进型纠纷适用调解前置程序的适宜性。

调解前置的案件类型及制度构建

调解前置制度,系特定类型案件在诉诸法院之前强制进行调解,未经调解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向法院起诉的制度。无论是规范逻辑与常识逻辑之间的冲突、二元解纷结构的对立紧张关系,还是"案多人少"的现实矛盾,都亟待解纷方式的优化以缓解现状。出于稳定社会关系和优化诉讼成本的考虑,家事纠纷、邻里纠纷以及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应当被纳入调解前置程序中,并遵循法定性、前置性、强制性以及不公开调解等基本原则。德国民事诉讼法对调解前置程序具有详细规定,我国由于"调判结合"司法政策的长期确立、社会调解机构不够健全等原因,调解前置一直处于理论状态。通过当事人主动申请或法院依职权告知启动程序,配备专业性的社会调解机构和调解队伍,赋予调解协议准司法文书的性质是调解前置程序的完善方向。

构建调解前置程序的路径选择

探索建立调解前置程序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优化解纷资源配置,让每一个公民"接近正义"的重要途径。但是现阶段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调解前置程序在其最重要的四个运行维度——主体、启动、范围、衔接上都面临"向左走,向右走"的艰难抉择。调解前置程序应以特邀调解员或特邀调解组织为主体,以"二元模式"为启动方式,以要素指引法确定适用范围,以"被动审查"方式进行衔接,才能消解构建调解前置程序过程中的路径混乱问题。

新闻调解前置的可行性与现实意义

诉讼一直是我国当前解决新闻纠纷的最主要形式,却不是最好形式。调解在新闻纠纷的化解上有着先天优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调解在新闻纠纷上的调解功能并没有被完全释放。在法律上明确将新闻调解前置于新闻诉讼,有着国内良好的基础和域外可借鉴的成功经验,不仅有助于减轻新闻纠纷当事人讼累、减缓法院诉讼压力,还有助于专业化、彻底地解决新闻纠纷,完善我国新闻纠纷的多元化解决体系。

论社区医疗纠纷调解前置程序的设置

社区医疗服务机构是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它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健康卫生指导和基本医疗服务,但同时各地也出现了较多的社区医疗纠纷,这类纠纷具有纠纷当事人身份特定、纠纷事项特殊、标的较小等特点,在处理这类纠纷时要注意结合社区医疗纠纷的特点来寻求其解决机制。分析介绍了社区医疗行为以及社区医疗纠纷的特点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当前我国解决该类纠纷的方式及其缺憾,进而建议设置社区医疗纠纷的调解前置程序,并从其必要性、可行性和具体制度方面进行了论述,建议将社区医疗纠纷作为一类典型纠纷在法律中加以规定,采用委托调解的方式,将其调解组织与审判组织相分离,促进调解的有效实施。

我国家事案件调解前置的制度构建研究

我国从2016年试点家事案件调解前置以来,各试点法院都在积极地推进调解程序,但是做法不一,实践中还存在调解前置的案件范围不明、调解组织混乱、程序衔接不足等诸多问题。因而,基于实际需要,我国应当尽快建构与完善家事案件调解前置制度,明确家事调解的范围,统一调解组织,科学设计家事调解与审判的衔接,实现家事案件的平稳、妥善解决。

民事纠纷调解前置程序的法律规制研究——以上海法院诉调对接的“先行调解”模式为样板参考

建立统一规范的调解前置制度,既是重构优化民事纠纷解决与司法资源配置平衡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借鉴域外经验,并以近年来上海法院诉调对接的"先行调解"模式为参考,我国可以明确应当进行调解前置的案件适用范围、调解组织和人员,并规范完善调解程序、司法确认程序等相关配套措施,进而构建起民事纠纷调解前置的法定化程序。

我国智慧法院建设中诉讼平台的规则嵌入——以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的调解前置规则为例

规则嵌入是指将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嵌入各种系统和程序,而该系统或程序的使用者不必知道具体法律规定的细节、无需法律人的提醒就可以遵守法律,其特征在于科技与规范的合一性。我国智慧法院建设中诉讼平台的规则嵌入最典型的体现当属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调解前置程序。从调解前置程序在诉讼平台嵌入的背景、特点及成效可以分析我国智慧法院建设中诉讼平台的规则嵌入与智慧社会的相互影响。从调解前置程序嵌入诉讼平台所体现出的“不易为人察觉的强制性”问题可以分析我国法院诉讼平台规则嵌入的完善举措。规则嵌入的深入与广泛应用将开启我国法治的新形态。

家事纠纷调解前置制度之失衡及反思

家事纠纷在新时期呈现出数量不断增加、处理难度较大等特点,亟须有针对性地对家事纠纷案件进行诉前分流,让大部分的家事纠纷案件在进入诉讼阶段前先行调解,以温和的纠纷解决措施化解矛盾,家事纠纷调解前置制度能够更好地适应家事纠纷隐私性强、对弱者权益侵害大、非理性因素多的案件特殊性。针对家事纠纷解决的现实问题,应加快家事案件专门立法进程,明确家事纠纷调解范围,扩充家事案件调解团队,提升调解人员素养,共建家事纠纷前置调解的良性环境。

对人民法庭调解前置相关工作的认识

人民法庭作为法院参与基层治理和诉源治理工作的重要抓手,作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主阵地,不仅通过个案审理抓末端、治已病,还要延伸审判职能抓前端、治未病,以能动司法展现人民法院的担当作为。

人民调解前置制度之反思——以民事程序选择权为讨论的出发点

民事程序选择权是程序主体性原则和处分原则的要求,纠纷解决方式选择权是民事程序选择权的首要内容。民事程序选择权是当事人一项的基本程序权利,而调解前置制度的设置实际上是对纠纷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纠纷解决方式选择权)的一种限制。立法是否设置调解前置,在什么范围内设置调解前置,体现了立法在对自由价值和效率价值衡平之后的结果。我国尚不具备实行人民调解前置的条件,而且该制度的实施也缺乏必要性。

我国家事纠纷诉讼调解制度研究

家事调解制度作为替代家事审判的关键工具,在推动家事审判改革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随着家事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我国的家事调解制度逐渐显露出无法准确适用的问题,面临多个方面的挑战。为此,本文从调解程序、调解主体、以及配套机制等三个方面着手,对我国的家事纠纷诉讼调解制度提出完善建议。

论创设自诉前置调解程序

前置调解程序的确立,不仅可以将绝大多数刑事自诉案件在前置调解程序中予以调解处理,节约大量审判资源,而且在前置调解程序中,通过警署的介入,案件证据被及时锁定,事实得到确认,自诉人得到应有的司法援助,为法官顺利对案件作出裁判奠定基础。本文论证了创设自诉前置调解程序的可行性,提出了与之相匹配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