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依靠群众到群众失语——新中国村庄调解实践的法政治学分析

在新中国早期的村庄调解实践中,受到大民主这一政治框架的影响,一种依靠群众的治理得到适用,在这种治理方式下,通过群众辩论,以及制定爱国公约、成立调处委员会等一系列措施,群众、村庄被纳入到新中国的村庄调解实践当中。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大调解取代大民主,成为村庄调解实践的外部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服务群众取代依靠群众,政治分类法的消失导致了群众的失语。这使得在这种框架之下,群众无法被纳入调解治理当中。面对当下中国基层社会矛盾的激增,探索出一条依靠群众的调解实践成为解决当下中国治理困境的重要思路。

20世纪40年代晋冀鲁豫边区调解制度实践——以太行区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40年代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制定颁布了一系列调解法律法规,通过立法形式对以往自发性的调解机制做出了制度性规定,建立起民间调解和官方调解相结合的调解制度,从而使调解成为边区化解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从边区司法档案来看,绝大部分纠纷的解决都必须先经过调解环节,只有调解失败后当事人才能提起诉讼。在纠纷调解实践中,调解人往往运用法律法规、地方习惯、情理等多种规则进行纠纷调解。由于调解机制自身缺乏强制性,使得调解需要外在的强制手段作为其支撑,因此,在纠纷解决实践中调解与诉讼相互之间形成了合理的分工、配合和监督关系。

中国城市的调解制度及运作方式

纠纷的“民间”调解作为我国一种重要的历史、社会和制度资源,在维系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尝试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民调解制度的特征、实际运行方式以及支持该制度运行的背后的权力网络进行分析和解读,以期达到对中国社会运行逻辑更深入的理解。

人民调解制度的技艺实践考

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政法战略之一。从国家治理技术现代性变革的视角看,其得以成功运转所依托的调解技艺实践是决定人民调解能否顺利实现预期治理目标和价值追求的实践理性之维。调解技艺实践附着于年龄、阅历、符号资本等特定要素构筑相应的社会信任机制,进而借助“地方性知识”、法律能动主义、修辞策略等解纷技艺的展开,有机整合情、理、法,充分落实实质理性,有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在新时代,与城市化、工商化、陌生化的社会转型进程相适应,人民调解制度的技艺实践出现了法治化、专业化、品牌化的变迁与创新。调解技艺实践考所揭示的人民调解制度的运行逻辑,是对这一作为“东方经验”典型代表的解纷之道的实践理性意涵之解读,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和国家治理技术的优化。

简讯

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发布《中国商事调解年度报告(2022-2023)》。2024年1月5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发布了《中国商事调解年度报告(2022-2023)》(以下简称《报告》)。据介绍,《报告》在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编写,既有理论支撑又贴合调解实践。

“六法宝典”助调解(上)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要根椐时代变化+断自我完善和创新,特别是在调解实践屮,要探索出顺应时代、符合群众新需求、行之冇效的调解方法“六法调解”是笔者结合多年经验,提炼出来的一部调解纠纷“六法宝典”,本期圯介绍前三种方法。

“共情”调解,让群众“事心双解”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一六一团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从事专职人民调解员工作已一年有余,之前我一直在学校:工作。刚从事这份工作时,我以为调解员只是处理一些家长里短的劝和之事,只要有一份热心,就能像之前做学生和家长工作一样游刃有余。但经过一年多的调解实践,我对这项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