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看国际投资新规则形成的前景

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的意义远远超过双边的范畴,协议的谈判与达成将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中欧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以及世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发展。中美之间达成一个高水平、新标准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在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面向全球经济发展的经贸关系,为国际投资新规则的建立和形成发挥示范与引领作用。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最新进展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日趋紧密,曾一度限于僵局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即"中美BIT谈判")峰回路转,加速向深层次领域推进。在当前世界经济规则和格局大幅调整的关键时期,这一谈判过程与结果将会显著地影响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本文在介绍中美BIT谈判最新进展的基础上,分析了即将订立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和风险挑战,继而初步指出了中国在后续谈判中应采取的策略。

简论韩美《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谈判

自1991年韩美签署第1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以来,防卫费分担一直是两国间周期性争议问题之一。因在防卫费分担规模、分担项目、使用去向及协定有效期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故韩美两国为签署第10份协定举行的谈判多次陷入僵局。目前,韩美围绕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问题产生的争议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谈判过程和结果对韩国国内政局和韩美同盟关系,乃至朝鲜半岛局势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双刃剑

近年来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加深,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逐步走出僵局,不断向更深层次的领域推进。然而,不断深入的谈判在促进中国外贸经济往来的同时,也使中国对外投资面临更大的风险。民营企业作为中国"走出去"战略中的主力军,谈判对其海外投资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将在分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以及我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美国2012双边投资协定范本,讨论谈判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提出消除相关不利影响的对策,以保证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步伐。

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探究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指的是东道国与投资国之间订立的,以鼓励和保护本国公民在东道国境内的投资为目的而签署的双边条约。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中已历经3年半的拉锯战,近期在两国元首宣布谈判加速的联合声明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中美BIT出而问世的曙光。把握两国谈判的近况与分析该条约对后危机时代两国经济乃至国际经济法体系的影响具有时代意义。

国际贸易协定谈判的新发展与新规则

国际贸易是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拥有足够多的国际贸易才能带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国际贸易协定谈判在整个贸易环节之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国际贸易的整体发展与合作有着重要的帮助。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贸易协定谈判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为国际贸易协定谈判带来的新的规则与制度。本文以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意见为动机,对国际贸易协定谈判的新发展与新规则进行了有效的分析和探讨。

美国投资协定范本实体透明度规定的可接受性分析

美国投资协定范本实体透明度规定采取高标准和独立的可仲裁性模式,暗含了美国试图在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演进中为透明度义务的内容和性质等核心问题定基调的深谋,结合其范本被一贯坚持的经历,它将成为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的最可能路径。比照中国在WTO下透明度争端解决实践,美国规定对中国投资仲裁所带来的潜在高风险可以得到合理控制,对其接受具有可行性。而且,它符合中国的利益需要,将促进中美之间投资增长,倒逼国内的外资制度改革,为未来缔约提供范本。面对美国规定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一方面完善中美投资协定中的例外制度,另一方面提升国内透明度制度建设。

国家管辖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谈判的挑战与中国方案——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研究视角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国际谈判行将进入政府间谈判第四次大会,这也是各国预计将达成协定的关键阶段。各方在BBNJ国际协定谈判中尚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重大挑战,能否解决这些挑战将直接决定BBNJ国际协定能否达成。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海洋领域具体体现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引导BBNJ国际协定谈判并克服目前谈判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及其海洋法法理基础,可以从被认为是"海洋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找到依据。运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BBNJ国际协定谈判,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步之遥:国家管辖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谈判分歧与前景展望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的国际谈判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在2022年8月结束的第五次政府间谈判中,各国代表团开始就一些议题进行妥协,谈判呈现一些新的特点。尽管各方仍在诸多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多数国家对这些分歧持灵活态度,真正难以协调的实质性分歧事项在减少。与中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且可能会影响下一次谈判能否顺利达成协定的分歧,主要包括海洋遗传资源的货币化惠益分享、划区管理工具的识别与争议海域、决策机制以及争端解决程序等四大议题。对于中国来说,目前BBNJ国际协定案文草案中的部分条款尚不能有效地兼顾我国国家利益,下一次谈判还面临很大的压力。

美中双边投资的政治阻碍——从两国外资安全审查政策谈起

如今双边投资的政治风险以及跨国并购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引发人们的关注。随着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大幅发展,双边投资也逐渐增多。因为中美关系的微妙性与复杂性,中美经贸摩擦就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本文试图从审查机构和审查程序上将两国的外商投资审查政策进行简单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对双边经贸和投资协定的谈判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中国应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2014年以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规定强化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意义,并为文本谈判指明了方向;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同时进行,为中国在全球新一轮贸易投资规则重塑中由被动转向主动提供了机遇。2014年1月、3月和6月的三轮中美BIT谈判开始文本谈判。本文就中美BIT谈判新阶段的两大重点问题,即文本内容确定和制度调整进行分析,并提出中国在核心条款方面的谈判建议。制度分析是研究中美BIT谈判不可或缺的一环,中方必须充分研究美方对外经济政策的决策机制及特点,了解其背后的利益角力,否则,将很难彻底摸清对方的要价,容易使谈判原地徘徊。中国要从全球政治经济布局及中美政治经济关系角度来审视谈判,在"以开放促改革"总体思路下,审慎推进,并平衡各部门的利益冲突。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动因、难点及前景展望

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是中美两国正在推进的重要议题。投资和引资需求,以及政策壁垒促成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启动。双方目前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会拖延谈判的进度。同时,协定对保护和促进双边投资的实际作用也存在局限和争议,但中美对双边投资协定的达成都抱有较高期待。基于协定及谈判的战略意义,中美谈判者会对谈判进度保持耐心,并积极寻求灵活的路径。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中国政商关系转型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推动中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加快发展。建立"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成为下一阶段中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重中之重。从谈判对象国来说,发达经济体和较大经济体会成为主要的选择方向;从谈判议题来说,投资、竞争政策、政府采购透明度等问题会成为今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主要议题。两种发展趋势都会推动更为紧密的政商咨询关系的建立。中国传统的政商咨询模式具有非正式和私人网络的特点,随着越来越多的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纳入政府议程,政商关系有望实现从非制度化向规制型合作关系转变,后者是一种建立在法律和制度基础之上的新型政商咨询模式。

论美国投资条约中的透明度规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透明度原则是WTO的一项基本原则。近年来,透明度的原则和规则逐渐从国际贸易法领域扩展到国际投资法领域,许多国际投资协定中都纳入了透明度条款。美国对外缔结的投资条约中全部含有透明度规则,这既是保护美国投资者海外权益的实际需要,又与美国国内信息自由立法和立法、行政程序公众参与的不断发展有重要关系。当前,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正在抓紧推进,其中一项重要议题就是透明度规则。中国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对透明度规则没有统一的立场,制度设计相对单一,为适应我国目前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的双重身份,在国内立法、司法、行政透明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应当借鉴美国投资条约透明度规则,确立符合我国实际的透明度规则体系。

美国在国际贸易协定谈判中的立场与国内经济调整——以WTO多哈回合谈判为例

2001年以来,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为了更好地维护其国家利益,美国在国际贸易协定谈判中的立场在继承中不断调整,变与不变相互交织。在WTO多哈回合谈判中,美国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打开发展中成员的工业品和服务市场,同时极力维护自身在农业方面的利益。美国在削减农业补贴问题上未能采取实质性行动,不仅农业补贴削减幅度较小,而且还以发展中成员降低工业品关税和放宽服务贸易的准入限制等作为附加条件;在规则和争端解决议题上,极力维护对其有利的程序和规则。这些立场的形成和变化,既受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和调整的影响,也是对国内经济调整的积极回应,即通过努力构建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和国际贸易规则体系服务于国内经济调整。

论国际投资协定再谈判的“政策空间”之争

投资者针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提出投资争议仲裁请求,此现象核心在于"政策空间"之争,并因而引发了投资协定再谈判。此种现象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主权均产生了影响。在当前BIT条约范本的修订当中,各国普遍对各方权利义务进行澄清;但印度与南非等国同时对投资者实体权利进行了削减。前者是实现国际投资法制化的有效途径,而后者很可能激化矛盾与冲突。中国目前同时是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因此,在未来的BIT谈判当中,不仅需要完善间接征收、公平公正待遇等条款以避免遭遇滥诉,与高风险国家缔结条约时还需坚持缔结清晰的投资者保护条款。

公平竞争议题下国有企业相关法律问题的挑战与应对

当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正在紧张进行。公平竞争议题成为美国力推达成的投资保护目标之一,其剑指中国的国有企业。国际竞争法律政策领域兴起的竞争中立政策也将国有企业作为主要的规制目标。我国国有企业由于其内涵的特殊性,存在着补贴、红利等特殊的法律问题。面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我国应通过承认公平竞争议题目标基础、完善国内竞争法律法规体系、通盘考虑谈判策略等方式积极应对。

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对全球治理体系,中国有三大诉求：一是降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投资壁垒,尤其是将东道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去政治化;二是保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安全;三是希望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投资模式得到尊重和认可。目前国际上缺乏一个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多边投资协定。这一缺失既是问题,同时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提供了机遇。中国需要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而相对于区域协定,最佳路径是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使之成为构建多边投资框架的范本和平台,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是否有望重启

在贸易领域,全球活动由世界贸易组织(WTO)相关规则及共识加以约束,但在投资领域却不存在被普遍遵守的多边规则。同贸易方式相比,投资活动更为灵活多样,对外部环境的要求也更高。有鉴于此,不少国家通过对外商签双边投资协定,为本国投资者提供避免被征收或国有化的保障,创造适合投资的稳定环境。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发展的新趋势——TTIP形成中的欧盟模式及中国应对

以条约为基础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因其正当性危机受到了质疑和批评。伴随TTIP的谈判,新一代欧盟模式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正在逐渐成型,该模式具有较高的透明度要求,利用制度设计防止滥用争端解决机制,规定较高的仲裁员资质要求和仲裁员行为准则,引入两审终审的常设投资法庭;它将对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国在与欧盟进行投资协定谈判时,应深入了解和分析形成中的欧盟模式的特点,结合双方的谈判诉求,制定合理的谈判策略,积极抓住制定和决策国际投资规则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