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劳动立法看我国集体谈判权的保障

集体谈判,对劳动关系的调节十分重要。尽管如此,很多国家并未把集体谈判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加以保障。而且,即便确立了集体谈判制度,也并不意味着集体谈判权一定能够得到保障。我国现状即是如此。而日本劳动立法把集体谈判权的保障放在重要地位,对日本劳使关系的调节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检视日本劳动立法及其实践可以发现,建立行政救济制度,将拒绝谈判作为不当劳动行为加以规制;建立司法救济制度,将回应谈判、诚实开展谈判从法律上义务化,是保障集体谈判权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劳动合同法》和集体谈判权的理论基础

限制自由的关键是权力集中,这不仅体现在政治权力的集中,也体现在金钱权力的集中。同时,两类权力集中的成因和特性是不同的:政治权力的集中主要依靠组织力量,提防其集中就要求组织的分立和多元;金钱权力的集中主要依赖交换机制,提防其集中就要求交换机制的公正和合理。相应地,一个良善社会的基本特征就在于:一是政治自由主义,防止政治寡头铁律所导致的个人权利受损;二是经济民生主义,防止市场马太效应造成的财产权利过分集中。正是在市场机制的马太效应作用下,财产权利以及相应的金钱权力会不断集中,这不仅会妨碍人们的真正自由,而且还会不断拉大社会收入差距。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壮大劳工阶层的权力,而这为《劳动合同法》和集体谈判工资制的施行奠定了理论基础:《劳动合同法》通过引入第三方力量来辅助弱者和抑制强者,集体谈判权则赋予弱者以联合力量抗衡强者。一些经济学人之所以批判《劳动合同法》和集体谈判工资制,则在于他们受制于现代经济学流行教材的"传统智慧"。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与集体谈判权

集体谈判权是劳动基本权中核心的权利,劳动者的权益通过集体谈判实现,但集体谈判权是劳动者通过工会来享有的,集体谈判权与工会组织的发展密不可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企业劳资矛盾凸现,劳资纠纷陡增,集体谈判应运而生,今后我们要在立法中更进一步明确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劳动者集体谈判权的理论基础

集体谈判制度在我国劳动法中虽已确立,但现实中运行状况并不理想,理论基础的薄弱和制度设计缺陷都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人力资本理论、企业契约理论和不完全合同理论有着内在有机联系,共同成为劳动者集体谈判权的理论基础,劳动者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是以人力资本出资的一方契约主体,企业本身是一种契约组织,主要是劳动者和投资者之间的契约,劳动者理应有分享企业经营成果即利润的权利。劳动合同是不完全合同,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劳动者有要求再谈判的权利,劳动标准的共同性决定了劳资双方的再谈判必然采取集体谈判方式。

我国集体谈判权发展分析

集体谈判权作为集体劳权通常是由劳动者集体享有,并由工会作为劳动者的代表来行使的权利,是集体劳权的核心权利。集体谈判权是通过集体谈判制度来实现和保障的。我国集体谈判权的发展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们必须从多方面加以重视。

劳动关系中集体谈判权利主体的弃权现象研究

劳动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我国劳动关系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率在加快、规模在升级,已经进入高发期和多发期。而如此高发的劳动关系矛盾表明我国的多元利益主体已经形成。集体谈判机制的确立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利益表达机制。国家法律明文规定了劳动者的集体谈判权,但该权利在运行过程中却有各种侵权现象出现,这里有义务主体和特殊主体的侵权,也有权利主体的自我弃权。通过对集体谈判中权利主体的弃权现象的分析,将为对该项权利的救济找到基本原因和提供理论基础。

论确立集体谈判权的法理基础

集体谈判权是现代工业社会劳动者应当享有的一项权利,通过集体谈判解决剧变时期出现的劳资冲突成本最低且最为有效。集体谈判权使个体劳动组织成为可以与雇主抗衡的集体力量,提供了雇主与雇员之间平等谈话的机会,成为连接政府、雇主、工人组织的比不可少的链条,是现代劳动法制不可缺少的环节,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论确立集体谈判权的法理基础

集体谈判权是现代工业社会劳动者应当享有的一项权利,通过集体谈判解决剧变时期出现的劳资冲突成本最低且最为有效。集体谈判权使个体劳动组织成为可以与雇主抗衡的集体力量,提供了雇主与雇员之间平等谈话的机会,成为连接政府、雇主、工人组织的比不可少的链条,是现代劳动法制不可缺少的环节,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论劳动者谈判权和收益权的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劳动力资源逐步从国家计划配置到由市场配置,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制度的缺失和改革进程的不平衡性,我国劳动者的权益和收益未得到足够的保护。由于劳动者往往不掌握资本这一关键性的生产性资源,使得他们在与雇主的谈判中往往处于不对等的弱势地位。本文认为,从经济长期、持续的发展来看,不论是微观层面上出于对劳动要素的保护还是对企业长期竞争力的建设和提升,又或者是宏观层面上对我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可持续发展指标的修正,增强普通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和提高他们的收益权都将是有益的。

给农民以征地谈判权

随着“两会”的召开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三农”问题越来越成为亟需解决的焦点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不但涉及到农民自身的生存和生活质量,而且也关系着改革进程中的社会安定。目前,因为征地引发的此类事件已经占到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征地纠纷目前成了影响农村稳定的最大因素。如何采取措施切实保障农民的权益,使失地农民的补偿得到应有的保障,是新农村建设任务的重中之重。从当前的情况看,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算法,改变了以往单纯按亩产值的倍数确定征地标准的做法,使我国的征地补偿标准逐渐从依据“前三年主要农产品的平均产值或产量”向“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发生转变,从而使土地价格更趋于合理化和市场化。但是,现行征地制度依然没有给被征地农民相应的权利。事实上,建国初期的征地并非强制行为,如1953年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既应该根据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保证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土地,又应该照顾当地人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对被征用土地者的生产和生活有妥善的安置。如果对被征用土地者一时无法安置,应该等待安置妥善后再行征用,或者另行择地征用。”但是,现在...

集体谈判权研究——以武汉餐饮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为例

2012年4月23日,经过3轮谈判、5轮协商、大大小小100多场会议,《武汉市餐饮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正式出炉。该合同成为截至目前我国涉及从业人员最多的一份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武汉模式引发全国轰动,也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供了一个可供探讨的范本。以武汉餐饮业工资集体专项合同为例,对集体谈判权展开论述和研究,分析我国在集体谈判权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论农民工集体谈判权的价值与创建

集体谈判是指劳方集体性地透过工会,与资方谈判雇佣条件,而资方必须参与,而谈判结果具有法律约束力。其目的是希望劳资双方能够在一个较平等的情况下订立雇佣条件,以保障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劳方应有的权益。而集体谈判权就是一些国家及地区赋予劳工的一种权利。市场经济条件下,赋予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者集体谈判权是保障农民工利益的有利武器。

工会集体谈判权缺位的制度障碍与策略研究

工会履行集体谈判权能使劳资双方以缓和的、非直接对抗的方式缓解冲突,化解分歧。然而,我国集体谈判程序保障机制薄弱导致工会集体谈判权缺位。落实工会集体谈判权,应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健全工会集体谈判的程序保障机制,建立多层次的集体谈判机构,强化集体谈判的违约责任。

试析集体谈判权

集体谈判权确立于19世纪60—70年代。一个多世纪以来,集体谈判的内容从基准条款发展到权利条款;集体谈判的范围从企业发展到行业、地区、国家,西方各国的劳动法和国际劳工公约都确立了集体谈判权的相关内容。我国的集体谈判权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集体谈判权是防止劳动争议产生和解决劳动争议的有效办法,是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良性运转的重要手段。

集体谈判权研究——以《武汉餐饮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为例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劳方与资本利益上的差异逐步凸显，并引发了劳资冲突和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正是理顺新形势下的劳动关系、促进产业和平发展的有效机制。中国式工资集体协商不同于西方的集体谈判，它强调劳资双方的平等对话，用协商而不是冲突的方式解决劳资矛盾。近年来，我国的集体协商工作已经取得非常大的进展，其中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中，尤其以武汉市餐饮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协商的影响最大。通过分析具体案例中集体合同签订及其实践的过程，从而总结启示与经验，是研究完善集体谈判权的必途径之一。

以构建补偿谈判权为视角看失地农民权益保护

鉴于在现行土地征收过程中,失地农民的补偿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情形,常常出现受偿主体缺乏监管和补偿内容忽略失地农民发展权的现象。构建土地征收补偿谈判权尤为重要,即通过被征地农民和征收主体或是征地受益人之间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就土地征收补偿事项进行协商、谈判,确保失地农民充分将其需求向补偿主体表达清楚,进而明确补偿内容由生存权层面向发展权角度转变,力求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最大限度地保障失地农民权益。

论作为核心劳工标准之一的集体谈判权

在劳动法律体系中,集体谈判权并不是一项单独的或孤立的权利,而是劳动者权利体系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它与罢工权和团结权共同构成了“劳动基本权”。集体谈判权的组织保障是工会,集体谈判权的行动保障是罢工。

集体谈判中政府侵权现象研究

政府在集体谈判中是一个特殊的法律关系主体,其特殊性表现在政府在和劳动者的法律关系中主要是保障其权利的义务主体,但在与雇主的法律关系中则主要是权利主体,因此,政府的定位对集体谈判的实现至关重要。在集体谈判制度的运行中,政府存在许多越位、缺位、错位现象,而这也是造成有集体协商无集体谈判、有集体合同缺集体认同的主要原因。认识政府的不当位置并及时归位,是其在集体谈判中合理定位并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关键。

全球劳动治理中的工会和集体谈判权

全球劳动治理的显著特征是各种治理形式互相交织混合,其建立和执行依赖于众多参与者的复杂互动。尽管在劳动监管领域工会的话语权存在下降的趋势,但其在当代全球劳动治理中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工会和全球工会联合会通过介入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决策过程,直接影响劳动标准的设定和执行机制,这同时增加了国际政治的代表性。通过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和共同倡议,工会可以利用其全球网络实现跨国动员,并改善公共和私人治理组织的集体谈判结构。对清洁服务运动和海洋运输集体谈判两个案例的分析表明,工会对于私人治理倡议的成效和利用国家科层阴影维护劳工权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由结社权、集体谈判权与我国劳动法制

自由结社权和集体谈判权是劳工权的基础与核心，是国际人权宣言和国际劳工大会公约等规定的基本权利。而在我国虽然宪法对自由结社权作出原则规定，但是我国劳动法和工会法对此有漏洞和欠缺之处，需要在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权方面对我国劳动法和工会法进行完善。具体应该在保障工人自由结社权、保障工会自主权和建立集体谈判制度等方面进行立法。以更好地保护我国工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