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斯谈小说创作:政治与未来

特里斯曼:你的短篇小说《祖孙情书》采用了书信体,是外祖父写给外孙的一封长信。那么,是什么让你选择以这种形式进行创作呢?桑德斯:我一直在跟父亲通过电子邮件交流,讨论世界形势之类的话题,我很喜欢这样的时光。还有,我女儿的一些年轻朋友来过我们家(那是很久以前的珍贵日子,是在疫情之前,当时人们还可以“到你家做客”),我们再次面对面交流。我突然意识到,所有的代沟观念、摩擦和反复争辩只是一种爱的体现,它所体现的是对彼此、对国家的爱。我把这些谈话的一些基调——真诚坦率、喜爱之情和关切紧迫感融入小说中。小说也保留了我电子邮件的风格:活泼轻快、固执己见、充满温情的简约表达方式。

没有现成的金子可拣——谈小说创作的观察

熟练的木工在那里推刨子、凿榫子,熟练的瓦工在那里砌墙、盖房,轻松极了,轻松到象是随意而做、无技法可言.为什么会给人这种轻松平易的感觉呢?只因为他熟练,他的功夫纯熟. 外行人站在一边看,看不出门道,觉得事情简单极了,甚而想:无非如此罢了,我也能干.好,让他试试吧,一干就砸锅.为什么他将事情看得这样简单、容易呢?只因为他是外行. 小说写作亦然. 一本在艺术上真正出色的作品放在读者面前,读者一读就入了境,没有感到这其中有什么奥妙,觉得那其中的人物、事件太熟悉了。

短篇小说创作谈——兼议1983年短篇小说创作

1983年小说创作的状况表明,长篇小说迈进的步伐较为明显,出现了象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等一批在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上认识并表现现实矛盾和斗争的优秀作品。中篇小说发展的态势亦没有减弱,在题材的开拓和认识表现生活的深刻独特性方面,也涌现出了象陆文夫的《美食家》、张贤亮的《河的子孙》、邓刚的《迷人的海》、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程乃珊的《蓝屋》、达理的《无声的雨丝》

扎根在生活的大地上——近年来四川小说创作谈片

一 近年来四川小说创作的状况如何?它的成就和不足究竟该作何估价?它的优势和局限究竟是什么?近几年来,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引起我省文学界不少同志的关心和思考。记得几年前有几位青年评论家发表了一篇“四人谈”,指出四川小说创作的根本问题是“盆地意识”束缚,缺乏“主体精神”。此说一出。

执着而艰难的艺术追求——王旭鸣小说创作谈

虽和王旭鸣有几次见面,但并未留下什么突出的印象。她朴实得如常人一般,冷静得不动声色。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难得听到她的笑谈。她总是匆匆来,又悄悄去,似乎有许许多多的不幸强压心中。 终于,有幸拜谈完旭鸣君的小说作品,有机会与旭鸣君单独切谈,方知,那朴实冷静中负载了多么厚重的人生体验,那苦难的人生历程里孕育了她执着而艰难的艺术追求。

“小说家言”与新时期小说史——《新时期作家创作艺术新探》读后

“小说家言”在中国,素来是不怎么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家的话在小说中说,这是中国古典小说家的一种风度和境界。跳到小说之外说长道短,不是功力不逮,也是画蛇添足。小说写得如何,读者自有评说。纵然小说中有多少神来之笔,那好话也只能由评论家来说。若自己捺不住演说一番,即使人家不说你王婆卖瓜之类,你自己也会觉得太少含蕴太掉份子。这也是整个中国文学由来已久的一种传统,因而不惟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也大都如此。 这种传统虽然古老,但在理论上却与现代西方的文本批评合拍。

试论小说中氛围的构成与作用

氛围,作为艺术的元素之一,早为文论家所注视。近来读到刘静生、黄毓璜两同志在《文苑探微》一书中谈“氛围”的专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见解是正确的,也较全面。尤其是下面这两段话: 氛围,氛围,特点就在于“围”。“围绕”人物而存在,氛围才能表现其价值和意义。所谓“围”。

巴人承传天地知——写在长篇小说《巴水苍茫》出版之后

雄险秀丽的长江三峡和不舍昼夜的滔滔巴水,是成就小说的富金矿。在这里,人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与巴文化和巴人品性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刚刚过去的一百年,是峡江以前上千年的变化所不能比拟的。回顾对长篇小说《巴水苍茫》的酝酿、准备,小说的谋篇构局和最后成书,以及首都评论家对该书的肯定。对有关中国近当代百年史长篇小说结构所做的探索,期待引起评论界更广泛的关注。

洪林小说印象

泰国华文女作家洪林是创作上的“多面手”,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评论,无所不为,而且各臻其妙。虽然她各类作品的数量均不算多,但也展现出多才多艺的景观。本文试就她为数不丰的小说创作谈谈粗浅的印象。

温治学小说的悲剧美学——以中篇小说《祸水》为例

一汪曾祺在谈小说创作时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气氛即是人物。在他看来,气氛是塑造人物不可缺少的部分。凌晨四点,风雪交加,远离妻子的埋怨,吻别睡梦中的女儿,告别那只名叫阿美的狗,窝了一肚子火的男人发动摩托车向矿上驶去……温治学的中篇小说《祸水》(《草原》,2022年第11期)里的主人公顾安平就是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中开始了他新的也是最后一天的生活。

轻轻地转动人性的魔方——巴音博罗小说创作谈片

善恶之间的界限原本被认为是牢不可破,但我们却证明,这条线其实相当脆弱。——【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一旗人巴音博罗是因诗而步入文坛的。

喜看新树已成林——宁夏青年小说创作谈

宁夏,这片西部的热土,本是文学的一块富矿。但是,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宁夏有成就的作家却寥若晨星,以致于八十年代初,作家张贤亮以其不可阻挡的气势走向文坛时,有位著名的评论家的标题是《宁夏出了个张贤亮》。从那以后。

追寻生活本身的体验与思考——潘年英小说创作谈

我们的作家们曾经名正言顺地担任着某种集体代言人和生活意义诠释者的角色,正因为如此,作品如果曾产生过轰动效应,就会给作家们带来辉煌。如今社会转型的巨变,带来了文学的转型,作家们从历史给定的价值体系中游离出来,必然感到困惑和失落,难以摆脱文化失落和价值晕眩的困扰,面对陌生的世界,作家必须超越某种集体代言人和生活意义诠释者的角色,在普遍广阔的现实生活方式中,找到自己独特的体验性内容。

关于学校文化建设的若干思考

一、学校文化是什么?要思考学校文化是什么,也许我们还是要首先思考文化是什么。(一)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什么呢?历史上很多人从不同立场、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做过阐述和定义。我这里推荐龙应台的《文化是什么?》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龙应台生动而深刻地呈现了自己对文化的理解———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

无毒不丈夫——鲁迅杂文的“刻毒”特色

“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當取类型。”——这是鲁迅先生对自己杂文之特色的凝炼概括。“不留面子”,说得尖锐些,便是“刻毒”。虽则多数词典释“刻毒”为“刻薄狠毒”,可鲁迅先生并不以为非,他说:“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以往谈及鲁迅杂文的讽刺性,研究者多举夸张、幽默、反语、对比诸手法。

从《连尔居》到《己卯年雨雪》

此文乃作家熊育群8月13日参加由中国作协在贵阳召开的第五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的讲话,是他的两部长篇小说《连尔居》和《己卯年雨雪》的创作谈。

漫话文学描写中的“模糊语言”

“模糊语言”?也许有人会感到疑惑:中国历代小说批点及讨论等,莫不讲求准确、精当,所谓“百练为字,千练为句。”唐代苦吟诗人贾岛的“推敲”典故,不是传为锻字炼句的美谈么?外国名家也曾留下不少经典语录:“不论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只有一个词可供他使用。用一个动词要使对象生动,一个形容词使对象的性质鲜明。”(莫泊桑《谈小说创作》)讲求语言的精确是文学描写的需要。

总论、专论分不清

《资产阶级财政理论批判》,一些馆将之分入F091.3近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类里。资产阶级财政理论,有英国古典学派财政理论、德国社会政策学派财政理论、凯恩斯主义则政理论等流派。《资产阶级财政理论批判》一书对英国古典学派财政理论等流派进行批判。该书虽然论及资产阶级各学派的财政理论,但这些财政理论仅是资产阶级各学派经济思想的一个方面,它不等同总论资产阶级各学派经济思想。总论性的著作,即是在内容上具有总括性、综合性的著作。反映内容的特殊性方面的著作,属于专论性著作。按照这一原则。

试论“写作意识”

凡足球运动员无不注重“足球意识”。他们踢球,既用脚,更用脑:千方百计确保城池不失,全力以赴攻破对方大门。由此,我联想到这么一个论题,写作者不也应该讲究“写作意识”吗? 写作是一项极为复杂、极其艰辛的脑力劳动。写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创作,不仅只用毛墨,更要费尽心机。写作者在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的整个创作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