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史”与历史“大事”——“新史学”与胡适《谈新诗》的批评理路

胡适兼具新史学家与新文学家的身份,他的新诗批评彰显了“以史入文”和“以文入史”的辩证法。一方面,他取径“新史学”的核心观念与方法,将“进化”史观、科学实证等融进《谈新诗》一文,使其呈现历史和科学的双重维度,依循着一条“以史入文”的批评理路。另一方面,他以《谈新诗》一文参与新诗史的建构又折射出其以新诗批评进入历史的文学诉求,体现了“以文入史”的批评意图。在文史互动视域下钩沉“新史学”与《谈新诗》的互动渊源与路径,为窥见“新史学”在胡适文学观念中的位置与功能、辨析“新史学”与“新文学”之间的隐秘联系,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佐证。

浅析废名的《谈新诗》

《谈新诗》是中国新诗理论与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废名通过对众多诗的细读与比较分析,阐明了其新诗观的核心"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主张新诗的"普遍性与个性"的妙合、"当下性与完全性"的平衡。《谈新诗》的写作走的是中国传统点评式、感悟式的路子,虽存在着某些认识上的偏误,但对当下诗歌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诗阅读方案的初拟——胡适《谈新诗》重释

胡适的《谈新诗》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新诗批评与创作的艺术指南,其实也可看作是胡适对新诗阅读方案的初拟,它从阅读心理、阅读态度、阅读要点、阅读文本等方面对早期新诗的读者进行了引导与规训,对新诗的大众传播和读者群建构乃至扩大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来说,《谈新诗》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导引与促进作用。自然,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原因,《谈新诗》的阅读方案也存在某些"误导"读者的地方,这给新诗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胡适的新诗观——重读新诗史的重要文献《谈新诗》

新诗观在胡适学术主张中的地位 胡适（1891～1962）一生治学涉猎广泛，但在“初入江湖”前十年所最倾重的，恐怕还是文学。1921年，胡适曾应友人上海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原放的建议，将此前近十年所做的文章进行整理删定，分为四卷定名为“胡适文存”出版。其中放在第一卷的就是《论文学的文》。

冯文炳的《谈新诗》

冯文炳的《谈新诗》是中国新诗理论与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在新诗性质论上,重视新诗的内容,主张“普遍性与个性”的妙合;在新诗创作论上,对“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天籁”式、灵感式创作方式极为推崇。《谈新诗》写作走的是中国传统点评式、感悟式的路子,重“趣味”,讲“妙悟”,深得中国古代境界论诗学之精髓,处处流溢着道禅诗性智慧,但也存在着某些认识上的偏误。

评废名的《谈新诗》

《谈新诗》是废名上世纪30年代在北大的课程讲义。《谈新诗》主要从新、旧诗歌之间的继承与发展的角度对新、旧诗歌进行比较分析。废名认为，“五四作家主要接受‘诗骚’传统而不是‘史传’传统的影响”，他《谈新诗》中写道：“新诗的发展出来与当时当初提倡新诗者的意思不同，好像哥伦布发现西半球，他以为西半球是东半球，是印度而其实是美洲，出乎发现者的意外了!我们现在的新诗是白话诗，但当初新文学运动者所排斥的古典派正是新诗的精神了”。新诗的诞生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舶来品．他与中国传统古典诗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诗强劲的生命力是建立在对古典诗歌颠覆的基础进行的，新诗打破了古诗写作格式的藩篱，从而进行新体写作格式的尝试．产生对相同情感的不同表达方式。另外，新诗补充了古诗没有的表现内容，例如周作人《小河》“其所表现的东西，完全在旧诗范围以外了”（《谈新诗：〈小河〉及其他》）。

废名《谈新诗》的言说对象与其诗学观

1936年至1937年．废名在北大中文系开设“现代文艺”课．编写了12章新诗讲义，1944年印为《谈新诗》。1946废名重返北大，续编了讲义四章。《废名讲诗》_将这16章并为“废名讲新诗”。废名在前12章提到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鲁迅、周作人、康白情、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冰心、郭沫若，在续编的四章中提到了卞之琳、林庚、朱英诞、冯至和他本人。有些诗人他没有提，

废名诗论关键词研究——以《谈新诗》为例

《谈新诗》讲稿是废名为中国新诗理论作出的重要贡献,也是其新诗观的集中体现。废名提出"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强调了"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这一诗论核心;在诗质方面,重视"诗的内容"和"诗的感觉",要求新诗要有"当下完全"的诗情,推崇普遍性与个性的完美融合。废名对众多新诗进行了个性独到的评述,还以创作实践来印证自己的诗学观点,总结出了"写实"的写作方法。虽然其诗论的有些偏颇之处仍有待考量,但废名确实为中国新诗指明了一条可能性的出路。

释析《谈新诗》中“新诗的内容是诗”

废名在《谈新诗》中提出的孩心问题是什么是新诗,他认为新诗就是“诗的内容是诗的,文字是散文的.”拿旧诗作参照,得出“旧诗的内容是散文,文字是诗的。”这个观点贯穿于全书,成为全书选诗,评诗的标准,并在选诗,评诗的过程中得到渐近充分的阐述.

谈新诗《再别康桥》的“旧”

我们在欣赏《再别康桥》时,经常会引述徐志摩的求学经历、新月诗派的创作主张,进而谈到《再别康桥》的作法。但细思之下,我们发现这首诗歌之所以被广泛认可,可能不仅是因为它的“新”,反而更是因为它的“旧”--这首诗很符合我们鉴赏传统诗歌的经验。

以新诗文本解说进入大学课堂——重建现代解诗学思想杂记之一

废名是以新诗文本解说进入大学课堂的最早实践者之一。废名解诗,往往随意而谈,谨慎联想,感受美丽,点到为止。他讲解自己的诗显示出由于诗人“自白”所带来的一种独特的理论优势。他以诗人与批评家结合的眼光,把握一首诗传达情绪的精髓,抓住意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又不将诗阐释得过于死板粘滞而限制了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在解释程度上不要求绝对的清晰,自觉追求一种含而不露的朦胧。他的“不求甚解”的解诗特点,能带读者进入诗的文本世界,也余下较多的遐想空间,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和体味。

论胡适改称“白话诗”为“新诗”

从"白话诗"到"新诗"的改称,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反映了胡适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现代诗歌命名问题的不同认识,其中涉及两个名称出现的时间、各自的含义及其间之关系、改称的原因及结果等诸多问题,而探讨胡适的相关观点是解释这一事件的关键。

“文生情,情生文”——浅谈废名的诗学理论

废名不仅是新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而且也是重要的新诗批评家。其诗论集《谈新诗》是中国新诗理论与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在新诗性质论上,重视新诗的内容,主张"普遍性与个性"的妙合;在新诗创作论上,对"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天籁"式、"灵感"式创作方式极为推崇。这些主张在新诗批评史和新诗理论建设史上都有其极其重要的价值。

新诗旧诗之辨与废名的新诗观念

从"辨明新诗与旧诗的性质"入手,探讨"新诗的前程",是废名《谈新诗》的问题和方法。废名从"诗的感觉"入手,把新诗的源流上溯到晚唐的"温李"乃至六朝,为新诗发展寻找源头活水。废名标举"诗的内容",是希望打破对旧诗形式的迷恋,同时为1930年代现代派诗歌正名。废名以"内容"为本体的诗学观,颠覆了传统诗学的形式本体观。废名的"散文的文字"、"诗的内容"的新诗观念,体现了新诗发展的历史趋势,他和朱自清所见略同,但早于朱自清。

《论诗》与郭沫若新诗理论的建构

1935年,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时,就“发难后期的文学理论”特别选编了他本人的《谈新诗》《尝试集再版自序》,以及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等,这应当就是胡适眼中具有建设性的新诗文体理论。在这几篇文献中,胡适的《谈新诗》和郭沫若的《论诗通信》最具代表性,这两篇文献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新诗的诸多重要理论问题展开论述,成为新诗的理论基石。

胡适白话诗鼓吹的是与非

胡适的白话诗理论鼓吹,主要见于《文学改良刍议》《谈新诗》及《尝试集》的三篇自序。《文学改良刍议》所论"须言之有物"等八事全部与诗有关。《谈新诗》的论点有四:诗体必须大解放,诗的进化即诗体解放,新诗语言须有"音节",新诗语言须"具体"。《尝试集》自序的主要论点是:作诗如作文,文学革命毋庸置疑,打破一切枷锁镣铐,新诗的音节须顺应诗意,旧诗如缠脚新诗是天足。这些理论鼓吹,在当时无不切中时弊,待时过境迁,则无一不可质疑。

废名诗歌文本的语言和诗美内质

废名是个有自己独创的、成系统的诗歌理论的诗人,他的诗歌可看作其理论的实践。他主张新诗要用合乎语法的"文学的国语"写作,表现诗人个体的生命之诚,即由现实触发的感受、想象。他的诗歌文本的语言是自然形态的语言,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诗味"。其诗美内质在于"诗的内容",即个体的感受、体验,独具机杼的想象。

论废名诗学建构的背景与主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废名对新诗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做出极其富有深意和远见的理论思考,形成自己独特的诗学体系,在新诗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价值。《谈新诗》是体现他丰赡广博的诗学思想的经典文本。文章以《谈新诗》作为分析的主要文本,围绕废名对新诗的评价标准,即新诗的内容、新诗散文化的形式两个方面进行评析。

广东诗歌的时代回应

“新诗”一词的广泛认可及运用,最早见于胡适的《谈新诗》(1919)一文,指的是用白话、自由体创作的现代诗歌。五四新诗是文学革命最初的实践领域,不管后人如何评价这场革命,用现代话语抒写现代人的心绪,畅想现代化的生活,展现现代性生命价值的现代诗歌成为了现代文学最主要的内容。

废名新诗观念的形成与1930年代中期北平学院诗坛氛围

废名193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现代文艺课时的讲义,在结集为《谈新诗》之后,成为新诗史上独具个性的一份理论文献。以往对它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理论内容的归纳和辨析上,本论文则试图通过考索废名新诗观念的形成过程,揭示出其观念资源、所受影响,以及成型与发表所面对的特定语境。论文意在证明,废名新诗观念的形成与他卜居西山时期思想兴趣和艺术观念的变化有关,也受到周作人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影响,更是受到1930年代中期北平学院诗坛积极探索新诗格律的氛围的激发,带有鲜明的争辩色彩。对这一潜在的争论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废名诗论的内涵,也能使我们对1930年代北平文坛与诗坛内在的复杂性获得更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