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迁在北京的学术活动

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谈迁倾注毕生心血编纂了一部反映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学巨著——《国榷》。为弥补史料不足,使《国榷》成为信史,自顺治十年十月至十三年二月,谈迁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两年半的学术活动,搜集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史料,不仅订正了《国榷》记载的错误,而且补充了大量资料,尤其弥补了崇祯、弘光两朝史料的缺失。谈迁还撰写了《北游录》,是研究清朝初年北京历史的重要资料。

谈迁和吴伟业

一 明、清之际有个谈迁,被吴晗称作“爱国的历史家”。他化了大半辈子心血,写成一部几百年毫无出版希望的私史《国榷》,遂使断烂隐瞒的明季史著,得以基本廓清补正。谈迁也写诗,他的拟古诗,于情韵虽未臻上品,却是豪气充沛,辛辣犀利。如《猛虎行》:“南山有虎白其额,爪如吴钩牙如戟。咆哮一声震腐魄,伥鬼相随累千百。生民之冤何时白,……。猛虎爪牙不足惊,大忠大孝虎前拜”。对于民族垂危之际,屈身变节。

谈迁编纂思想刍议

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谈迁,一生著述不辍,著有《国榷》《北游录》《枣林外索》《枣林集》《枣林诗集》《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其中《国榷》是一部反映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学巨著。这些著作中蕴含着他丰富的编纂思想,即秉笔直书,持之以恒,求真求实,详今略远。研究谈迁的编纂思想对推动谈迁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论谈迁《国榷》与史事的考据

谈迁《国榷》在记述史事的过程中,继承了司马迁重视考信的优良传统,对其编书的主要依据《明实录》采取不迷信、不轻信的态度,对各种野史的记载,更是进行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考证、鉴定的工作,对暂时无法断定其是非的史料,采用了兼蓄并存的方法。尤其是他在客观记载史实的过程中,采用了插附按语、亦评亦辩的特殊方式,对所载史事既有考证,也有评论,颇具特色。

从《国榷》看谈迁的华夷观念

谈迁遭逢明清鼎革的巨变，激于明亡的惨烈不甘，在其编年体明朝史学著作《国榷》一书当中，对于华夷观念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认同中国古代的传统华夷一统观念，笔者对此作了一番梳理，同时也因为明遗民的立场问题，他极为鄙视周边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对于元和清这两个以蛮夷建立的正统政权更是极为排斥，书中到处可见“虏”的字眼。但是谈迁也并非完全的肯定其儒家式的华夏民族“优越论”的思想，还是主张历史地对待之。不能一味地赞同或者批判，这充分显示了其作为一个史家的严谨态度。

建国以来史学家谈迁研究综述

谈迁作为明末清初著名的史学家,对其的研究一直处于很淡漠的境地,但自从建国以来,对谈迁的重视逐渐成为史学界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从研究阶段来看,分为四个阶段;而对于其研究内容,又可以分为五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基于谈迁本人的研究价值和现状,未来的研究道路仍任重道远。

运河文化视阈下的谈迁《北游录》

谈迁的《北游录》是清代一部史料笔记。其中包含大量有关运河的资料,反映出运河文化的三种基本形态: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行为精神文化。突出表现在详记治河修运及水闸里程,反映运河管理制度,描绘运河沿线的商业城镇,论述运河沿线的民间风情并创作了大量运河之诗。探讨《北游录》蕴含的运河文化价值,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谈迁及其《国榷》新探

谈迁较早地放弃了科考,转而全心治史。谈迁立志写作《国榷》,是在天启元年。修史的直接动因,是不满意晚明的当代史纂修事业。第一稿前后用了6年时间,原稿称《国榷》,全书下迄天启,共百卷。以后,续有补写。顺治四年稿子失窃,顺治十年重新成稿。北京几年的反复修改与补充,使《国榷》第二稿更趋完善。在《明实录》尚存的时候,应理性地看待《国榷》,须从第二位角度来思考《国榷》的价值与地位。《国榷》优于《明实录》之处,有以下几点:写出了《明实录》没有写的真相,补充、纠正了《明实录》存在的失误,可补明末三朝记录不足之缺,且有《明实录》的史料信息检索功能。

谈迁《枣林杂俎》研究

《]枣林杂俎》为明清之际遗民史家谈迁所撰,是价值较高的一部史料笔记。此书作于鼎革时的南京,他到南京的本来目的是修订《国榷》,由于得到张慎言与高弘图的帮助,在苦心收集大量资料后,撰成本书。全书共分六集十八门,其中逸典、先正流闻、科牍及丛赘四门,占了全书一半多,多涉及明代后期重大史事,为全书精华所在。而其余各门,则对我们研究明代各地文化民俗、历史地理等大有裨益。谈迁治学,以探究明王朝的兴衰成败为己任,并已开始从晚明的空疏学风中摆脱出来,转向崇实求实。这使本书厘清了许多重要史实,对有关明代的历史著述起到了纠谬补缺的作用。

谈迁与档案

明末清初,是中国封建社会“天崩地解”的时代,一大批文化巨人应时而生。浙江海宁的谈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谈迁(1593—1657)一生著作甚丰,计有《国榷》、《枣林集》、《枣林外集》、《枣林外索》、《枣林杂俎》、《史论》、《海昌外志》。

史学家谈迁的运河记忆

谈迁(1594—1658),浙江海宁人,明末清初史学家,著有编年体史书《国榷》。清顺治十年(1653)闰六月,谈迁和同乡朱之锡一起北上京城,他此行的目的是走访前朝遗老、皇室、官宦等,搜集前朝档案,充实修订私家史书《国榷》。

谈迁笔下的扬州

谈迁（1594-1658）,字孺木,自署＂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人,终生不仕,以佣书﹑作幕僚为生,明末清初著名爱国史学家。 谈迁专长于史,为编撰一部翔实可信的明史,他艰辛寻访各种资料,广征博采,力求征信,自明天启元年（1621）始编著先后六易其稿，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国榷》初稿。

谈谈迁库倒架

迁库倒架在图书馆管理学中虽不占据位置,但在实践中确是各类型图书馆经常进行的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特别在一些设备条件较差而又未实行固定排架的单位,此项工作进行得就更加频繁。迁库倒架是一个概念,但包含着两方面内容。

关于谈迁《国榷》的几点新认识

学术界对谈迁和《国榷》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三点新的认识:在体裁上,《国榷》不是单纯的编年体史书,它吸收了纪传体等史书体裁的优点,呈现编年为主、杂糅诸体的特点;在与《明实录》的关系上,《国榷》从存史事、发微阐幽、呈现事件完整经过方面补正《明实录》的疏漏,具有《明实录》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从历史观上看,《国榷》表现出的是一种通变的历史观,不是退化的、循环的历史观。

毅力造就辉煌人生——热用素材好榜样之王羲之、谈迁、刘伟素材

王羲之:不以成败论英雄[素材回放]王羲之(303年—361年),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东晋书法家。他出身名门,幼习书法,广征博取,兼善隶、草、楷、行各体,开创了妍美的行草新风。其书法天姿雄秀,清逸高雅,雄冠古今,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若惊龙。"被尊为书圣。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成语入木三分、东床快婿与之有关。[热用理由]

论谈迁刻苦求实的治史精神——兼论《国榷》的“史论”

一在中国历史上,私家修史条件最为艰苦的,当首推谈迁。谈迁(1593—1657)原名以训,字观若,明亡后更名迁,字孺木,盐官(今浙江宁海县)枣林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历史学家。他耗费三十余年心血撰成的一百另八卷五百多万字记载有明一代历史的编年体史巨著《国榷》。

谈迁《国榷》成书于何年

明末清初的著名历史学家谈迁（公元1593--1657年），含辛茹苦，耗尽毕生精力，编援了史学名著《国榷》。三百年后，一九五八年该书方问世。《国榷》的刊行为有明一代史实、特别对建州史等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可贵的史料。那么，这部一百零四卷的明朝编年体的巨著成书干何年呢？论及者皆日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左右，未确指成书年月。

谈迁重著《国榷》

谈迁自幼喜爱钻研历史，从28岁起，他立志编写一部翔实可信的明史。由于家境贫寒，他没钱买书，只得四处借书抄录。有时候。他为了找到所需的史料，竞带着干粮走出一百多里路。经过20多年的艰辛，6次修改，他终于在年过半百之后完成了一部近500万字的明朝编年史——《国拗。谈迁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可是，就在书稿即将付梓之时，一天夜里，小偷溜进他家，误以为竹箱里必定是值钱的财物，便偷走了竹箱。从此，竹箱里的手稿下落不明。20多年的心血转眼之间化为鸟有，这无疑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何况此时的谈迁已经53岁了。他老泪纵横，彻夜难眠。

让语言与精神在读写结合的优化中融合

以读促写,以写促读,读写结合,是全面完成语文教学任务、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科学方法,因此,把阅读和写作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成了诸多语文老师的共识。而从教学现状看,读写结合常有以下偏向:或脱离学生生活,训练机械刻板;或忘却文本特质,训练不痛不痒;或零打碎敲,训练缺乏联系……如此"结合",很难诱发情感,引发情思,彰显语文魅力。阅读教学,在于完善和丰富学生精神世界和语言系统,且二者须统一在同一过程中。读写结合,只有坚持语言与精神的同构,实现两个目标的融合,才能显示它的活力。一、深度解读文本,促进语言与精神融合叶澜教授曾说过,语文教学只有充分激活原本凝固的语言文字,才能使其变成生命的涌动。每篇文章。

《四库全书总目》补证一则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八《卓氏藻林提要》曰：明卓明卿撰,明卿字征甫,钱塘人。万历中由国子监生官光禄寺署正。是编采撷类书,分门辑录,颇有简择,而取材未富。谈迁《枣林艺篑》谓是吴兴王氏之本,明卿窃取之。考明卿尝攘张之象《唐诗类苑》刊行,则是说似亦有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