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利空间的形成:对城管违建执法困境的分析

违法建设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并形成突出的执法困境,而谋利型违建是违法建设问题中最为突出的一种类型。本文基于在整合主义进路的下研究违建执法困境问题,通过分析在特定的治理机制下,执法过程中的执法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具体互动过程,考察其中的组织能力和沟通协调关系,侧重揭示违建执法过程中处于灰色地带的违法建设谋利空间的形成机制,探究其与违建治理困境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谋利型违建的普遍化是当前中国社会存在诸多灰色利益空间的表现。当前的违建治理机制是中国当前"上下分治"体制的产物,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谋利型违建的治理过程实际上成为利益调节过程,而非单纯地执法问题。如何处理和协调违建执法困境中的谋利空间问题,依然会是违建执法的核心难题。

村级治理中的组织脱嵌与谋利结构——以湖北泉村个案为例

税费改革以来,村级组织既与村庄社会相脱节,也与乡镇政权相脱节,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两个层面上呈现出"脱嵌"的趋势,村级组织逐渐形成一个既超越乡村社会又相对脱离于乡镇政权的独立实体,即本文所言的村级组织"脱嵌化"。"脱嵌"后的村级组织在国家政权与村庄社会之间"纵横捭阖",村干部与地方势力结成一个"利益集团",致使大量的治理资源被村级组织自身所消耗,造成基层治理负面后果。

当前农村谋利型上访凸显的原因及对策分析——基于湖北省江华市桥镇的调查研究

学界主流的农民上访研究都在维权话语下展开,学者们也大多认为解决农民上访问题的出路在于畅通信访渠道,健全利益表达机制。这些观点尽管捕捉到了当前信访问题的某些侧面,却未能提供一套有效的解释,从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其实,当前农村信访问题出现一些新特点,其突出表现是谋利型上访的凸显及蔓延,给基层信访治理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农民上访问题恶化的重要原因在于乡村社会价值观的混乱与健康政治文化的缺失,为缓解农民上访问题,亟需加强适应现代国家建构目标和要求的政治文化建设。

合法性追求、谋利性倾向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策略性运作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因其在环境治理上的失灵而饱受争议。对此,学界从财政联邦主义、地方政府公司化、分权化威权主义和政治晋升锦标赛等多种角度进行了理论解释。但这些理论囿于国家的“政治市场想象”,未能全面、准确的理解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也难以对地方政府环境选择性执行和创新性治理并存的现象给出圆满回答。根据“价值理念-制度结构-行为选择”分析框架,文章从合法性追求下的生态国家战略构建、超大型治理下的地方政府属性冲突和注意力分配下的地方政府决策平衡等三个层面阐释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合法性追求与谋利性倾向的双重行动逻辑。研究发现:在中央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公众环境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出于合法性的需要会在公开层面积极回应中央的环境政策和公众的环境需求,但受谋利性倾向的影响,地方政府会在隐性层面以环境治理文本化、变通化、运动化和样板化等策略性的运作方式谋求利益,并试图以此化解合法性追求与谋利性倾向之间的内在冲突和张力。面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策略性运作,需要进一步推动环境法典的编纂和环境权“入宪”、培育“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意识和善待自然的道德情感、科学划分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设计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以及通过加强环境督察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方式增强地方政府追求合法性的动力,从而以完善的环境法治、健康的环境道德以及合理的财权与事权结构激励促进地方政府履行环境治理职责。

集体消耗公共资源的谋利行为的3种均衡及成员数量对效率的影响

在建立弱再生的资源的再生速度模型和谋利行为对资源的消耗模型的基础上,推导出在谋利行为下的弱再生的公共资源的均衡曲线与均衡模型;利用此模型分析了个人非理性、个人理性及集体理性时的不同均衡点,分析了这些均衡点之间的关系,并且提出引入惩罚函数来实现在集体最优均衡点,从而实现了有利于社会的行为控制。最后讨论了具有公共资源的集体中的成员数量对谋利行为收益的影响,主要得出3点重要结论:①在个体数量充分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管理者进行控制,一般都会发展成过度谋利行为,从而对资源造成巨大的危害。②税收等惩罚函数的意义,不仅仅是养活政府和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更在于能够对过度谋利行为具有抑制作用。③在不影响资源的功能的前提下,应当对公共资源尽可能细小的分割,使占有公共资源的集体尽可能的小。这样可以使保护资源管理成本达到最低,从而使人们的谋利行为的长远效益最大。

“谋利型纠纷”:后税费时代的村治困境

税费改革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重新调整,农民从义务本位向责任本位转移。一方面,村集体治权和治责大大弱化,村级治理陷入乏力困境。另一方面,农民却越来越强势,部分农民表现出为获得更多利益而不择手段,这就是本文所指涉的"谋利型纠纷"。究其原因,这既与后税费时代国家治理的转型有关,又与农村社会自身基础的变迁相关。"谋利型纠纷"的凸显并蔓延映射出村庄治理的失序和困境。因此,加强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和村庄组织能力的建设就成为当务之急。

消耗公共资源的谋利行为博弈的过度行为均衡点问题研究

在建立了弱再生资源的再生速度模型和谋利行为对资源的消耗模型的基础上,得出了在谋利行为下的弱再生公共资源的均衡曲线与均衡模型.利用此模型分析了个人非理性、个人理性的不同均衡点,研究了这些均衡点之间的关系.

村干部“谋利型代理人”角色及其行为逻辑——以西北龙村退耕还林(还草)事件为例

村干部角色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通过对西北龙村退耕还林(还草)"过程—事件"的分析,发现实践中村干部不仅是国家和村民的代理人,而且是特殊关系网络的代言人,在具体事件中他们更多地从个人利益出发扮演代理人角色,行为呈现谋利化趋向,作者试图用"谋利型代理人"这一表述概括之。乡村政治格局下村干部角色错位、行为变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基本逻辑是村干部个人利益最大化。村干部的行为模式包括政府利益模式、村民利益模式和个人利益模式,但对村干部最具影响的是贯穿于整个行为过程中的个人利益模式。

论维利型上访的形成机理及治理——基于对维权型上访与谋利型上访二元分立的思考

既有关于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研究中存在维权型上访与谋利型上访二元分立的解释框架。通过对于维权型上访与谋利型上访的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实际上存在着共性,即两者均没有充分关注国家发展与变革中,农民的观念与认识是否与之保持一致;把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政策当作国家和农民的共识,作为政府与农民共同接受的原则。将国家与农民之间认知差异性作为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研究的新视角,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既不同于“农民有理、政府无理”的维权型上访,也不同于“农民无理、政府有理”的谋利型上访的上访类型,即以维利为目的的“维利型上访”。此类上访是在国家社会认知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农民对一些政策法规不认同,认为相关政策法规不合理、不公平,损害了自身利益。于是农民为维护自身的生活状态、既有利益的稳定,或者为维护在政策调整之前本应该、本能够得到的利益,用上访的形式与政府抗争。维利型上访的最典型特征就是,由于国家与农民认知的差异性,农民认为自己的诉求是有理的,但因为诉求与政策法规不符,通常会被政府识别为以谋利为目的的无理上访,导致在上访中,农民有理,国家也有理。维权型上访、维利型上访、谋利型上访三者之间在一些条件下可能会发生转换。维利型上访在我国的转型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且应与其他类型的上访区别治理。

论多维角色下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行为——基于制度创新与政策谋利博弈的视角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的权力不断膨胀,加之考核机制的不完善和监督的不断弱化,地方政府利用自身多维角色(中央政府的代理者、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地方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之间的相互交叉和重叠通过所谓的制度创新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文章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进一步厘清了制度创新与政策谋利的内在区别,重新界定了制度创新的边界,提出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范围、推动决策体制和决策程序的制度化建设、建立制度创新的备案和纠错机制、完善政绩考核机制和监督机制等手段使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和制度化的程序内进行,避免打着制度创新的幌子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现象的出现,保障地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义不谋利:作为最高政治伦理——董仲舒与儒家‚义利之辨‛的正本清源

董仲舒的名言‚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惯常被误解,以为它是对于社会全体成员的一条普遍的道德要求;其实,它只是特别针对政治权力与政治精英而言的一条特定的政治伦理。‚义‛与‚利‛的对立乃是基于两种主体的对臵,即‚君‛与‚民‛或‚官‛与‚民‛的对臵,意味着:民众谋利乃是天然权利,权力谋利则是不义;权力的最高正义便是为民谋利,最大不义便是与民争利。总之,‚义不谋利‛作为儒家‚义利之辨‛的鲜明表达,乃是孔子所确立、董仲舒所坚持的最高政治伦理原则。

论井冈山斗争时期共产党人为群众谋利益的优良传统

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红军官兵,在深入调研了解群众利益需求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政策、采取有效的措施,用铁的纪律和奉献的精神,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凝聚民心,从而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的新的发展道路。

谋利型上访的生成机理及其有效治理

谋利型上访不仅受传统文化、现行法律制度的影响,更与个人权利的畸形伸张和基层政权的相对疲软有关。基于国家信访局暂停对各省"非正常上访"人次数的排名以及涉诉信访改革试点省份的逐步推开,本文认为,要治理谋利型上访,不仅需要规范信访秩序,明确信访责任,完善利益诉求机制,还需要重新界定信访功能,健全信访代理制度和信访终结机制。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以为人民谋利益为中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回答了党"为了谁"的问题,表明了党存在的根本目的和意图。党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回答"为谁服务什么"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以什么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以为人民谋利益为中心,将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服务人民的出发点、内在要求、实质内容、首要任务、基本遵循、落脚点。而以为人民谋利益为中心全心全意服务人民,必须坚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一切向人民负责的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基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提高为人民谋利益服务本领、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利益关系、为人民办实事和办好事。

谋利型“医闹”的生成机制与规制路径探析

"医闹"是我国医疗纠纷中的特有现象,而"谋利型医闹"更是医闹行为中的特殊存在形态。从"维权型医闹"到"谋利型医闹"的转变以及职业医闹的出现,突出呈现了现实纠纷中医闹目的的异化。谋利型医闹起因于被构造出来的"医疗事故",在医患信任关系丧失、政府治理策略化的背景下,迎合了无业群体的谋生需求,并形成了特殊的谋利空间。面对既有的治理困境,医闹治理必须实现从倚重司法向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从无原则策略应对到分类治理的转变,同时还要限制医疗纠纷私下和解行为,进一步完善医疗鉴定等相关制度。

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

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价值取向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一贯的价值观理论体系是完全一致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坚持从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出发，构建了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价值观理论。

桥镇谋利型上访调查

当上访专业户胡搅蛮缠让官员们烦不胜烦时，他们就批条子要求下级给上访者发放一点小恩小惠。这种丧失底线的“救火”式治理，为上访专业户的进一步蔓延创造了空间。

两田制、土地流转与“倒地谋利”——基于河北省北镇的考察

对河北省北镇的调查发现,当地农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存在由村集体主导的持续性大规模土地流转,而这种流转的出现可能与该地独特的耕地承包制度——"两田制"有关。两田制通过区分平均承包给农民个人的"口粮田"和由集体直接掌握且不平均承包的"承包地",强化了村集体的土地权利,使村集体可以集中大片地块予以整体发包、流转,因而便利了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开展。但是,在北镇农村面临大面积征地开发的背景下,两田制与土地流转的耦合关系却也为少数承包大户谋求高额征地补偿的短期投机性土地流转行为——"倒地"提供了机会。倒地谋利行为不仅冲击正常的土地流转,而且恶化了征地补偿分配秩序,引起了普通村民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