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谋利型上访凸显的原因及对策分析——基于湖北省江华市桥镇的调查研究

学界主流的农民上访研究都在维权话语下展开,学者们也大多认为解决农民上访问题的出路在于畅通信访渠道,健全利益表达机制。这些观点尽管捕捉到了当前信访问题的某些侧面,却未能提供一套有效的解释,从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其实,当前农村信访问题出现一些新特点,其突出表现是谋利型上访的凸显及蔓延,给基层信访治理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农民上访问题恶化的重要原因在于乡村社会价值观的混乱与健康政治文化的缺失,为缓解农民上访问题,亟需加强适应现代国家建构目标和要求的政治文化建设。

“谋利型纠纷”:后税费时代的村治困境

税费改革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重新调整,农民从义务本位向责任本位转移。一方面,村集体治权和治责大大弱化,村级治理陷入乏力困境。另一方面,农民却越来越强势,部分农民表现出为获得更多利益而不择手段,这就是本文所指涉的"谋利型纠纷"。究其原因,这既与后税费时代国家治理的转型有关,又与农村社会自身基础的变迁相关。"谋利型纠纷"的凸显并蔓延映射出村庄治理的失序和困境。因此,加强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和村庄组织能力的建设就成为当务之急。

村干部“谋利型代理人”角色及其行为逻辑——以西北龙村退耕还林(还草)事件为例

村干部角色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通过对西北龙村退耕还林(还草)"过程—事件"的分析,发现实践中村干部不仅是国家和村民的代理人,而且是特殊关系网络的代言人,在具体事件中他们更多地从个人利益出发扮演代理人角色,行为呈现谋利化趋向,作者试图用"谋利型代理人"这一表述概括之。乡村政治格局下村干部角色错位、行为变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基本逻辑是村干部个人利益最大化。村干部的行为模式包括政府利益模式、村民利益模式和个人利益模式,但对村干部最具影响的是贯穿于整个行为过程中的个人利益模式。

论维利型上访的形成机理及治理——基于对维权型上访与谋利型上访二元分立的思考

既有关于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研究中存在维权型上访与谋利型上访二元分立的解释框架。通过对于维权型上访与谋利型上访的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实际上存在着共性,即两者均没有充分关注国家发展与变革中,农民的观念与认识是否与之保持一致;把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政策当作国家和农民的共识,作为政府与农民共同接受的原则。将国家与农民之间认知差异性作为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研究的新视角,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既不同于“农民有理、政府无理”的维权型上访,也不同于“农民无理、政府有理”的谋利型上访的上访类型,即以维利为目的的“维利型上访”。此类上访是在国家社会认知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农民对一些政策法规不认同,认为相关政策法规不合理、不公平,损害了自身利益。于是农民为维护自身的生活状态、既有利益的稳定,或者为维护在政策调整之前本应该、本能够得到的利益,用上访的形式与政府抗争。维利型上访的最典型特征就是,由于国家与农民认知的差异性,农民认为自己的诉求是有理的,但因为诉求与政策法规不符,通常会被政府识别为以谋利为目的的无理上访,导致在上访中,农民有理,国家也有理。维权型上访、维利型上访、谋利型上访三者之间在一些条件下可能会发生转换。维利型上访在我国的转型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且应与其他类型的上访区别治理。

谋利型上访的生成机理及其有效治理

谋利型上访不仅受传统文化、现行法律制度的影响,更与个人权利的畸形伸张和基层政权的相对疲软有关。基于国家信访局暂停对各省"非正常上访"人次数的排名以及涉诉信访改革试点省份的逐步推开,本文认为,要治理谋利型上访,不仅需要规范信访秩序,明确信访责任,完善利益诉求机制,还需要重新界定信访功能,健全信访代理制度和信访终结机制。

谋利型“医闹”的生成机制与规制路径探析

"医闹"是我国医疗纠纷中的特有现象,而"谋利型医闹"更是医闹行为中的特殊存在形态。从"维权型医闹"到"谋利型医闹"的转变以及职业医闹的出现,突出呈现了现实纠纷中医闹目的的异化。谋利型医闹起因于被构造出来的"医疗事故",在医患信任关系丧失、政府治理策略化的背景下,迎合了无业群体的谋生需求,并形成了特殊的谋利空间。面对既有的治理困境,医闹治理必须实现从倚重司法向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从无原则策略应对到分类治理的转变,同时还要限制医疗纠纷私下和解行为,进一步完善医疗鉴定等相关制度。

农村谋利型上访案件的生成机理及有效治理——以农村社会治理为视角

农村谋利型上访一直是维权问题方面的热点之一。一些地方谋利型上访案件数量的增长,背后的原因有许多,上访者心态存有问题,少数生活在基层的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权益被侵犯却得不到相应的救济,但根本原因是在一些地方农村社会治理的治理模式混乱,没有走向法治化的轨道。文章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角度,分析农村谋利型上访案件与农村基层治理之间的关系,并得出解决对策。

从“谋利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乡镇政府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乡镇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是新型城镇化的具体推动者。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乡镇政府受财政状况、压力型体制和政府职能的影响,体现出"谋利型政府"的特点。乡镇政府要从"谋利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就应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健全政绩考核机制,加快推进"放管服",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

谋利型信访的诚信治理：理念、规则与机制

信访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将信访问题置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整体格局来考察,才能寻求和开拓出解决问题的新策略。谋利型信访与诚信治理存在直接关联,信访过程中公私主体诚信思维相左、非正式规则与法治相偏离、诚信信访协同机制缺位等因素,催生出信访谋利组织化、职业化和普遍化的系列问题。问题解决应以尊重权益为基础,秉持从诚信信访理念、规则到机制系统论视角,发掘由组织到个人、融入责任与权益的逻辑进路,建立信访领域信用共享平台与访民信用评价制度,完善信访修复机制,通过部门联合激励与立体监管,引导信访本然定位的回归,推动信访法治化的进程。

政府部门应对谋利型上访者的对策研究

上访行为可以说在中国有着其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例如古代的“进京告官”、“告御状”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上访量增多的同时，其种类也开始变得多样化，学术界一般分为维权型上访、谋利型上访、治理型上访。本文重点探讨的是谋利型上访及其成因，以及政府部门如何去应对这种以谋利为目的的上访行为。

基层谋利型信访现象及其治理研究——以宜昌市D街道办事处为例

随着我国步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结构、利益格局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通过群众信访的形式也逐渐凸显,成为社会治理的难点。在一些地方和地区,以及在不同的行业领域,出现了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上访行为,给基层政府带来很大维稳压力,也给社会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结合宜昌市D街道办事处近几年的谋利型上访情况,对谋利型上访的特点、困境进行了分析,最后,从全面依法治国、运用非营利组织等方面优化了治理对策。

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向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乡镇政权

Local government is the basic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countryside. It is the lowest level of state political system, and it is also a jun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China is undergo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In the social reform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remendous changes of role and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 have taken place. Description of concrete features of such changes, perspective review of systematic reasons leading to such changes and analyses of influences exerted by such changes would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up to now.

属地责任制下的谋利型上访:生成机制与治理逻辑

谋利型上访作为一种新型的、急剧凸显的农民上访行为,对其生成机制和治理逻辑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本文基于制度分析的视角,通过考察信访制度本身提炼出"属地责任制"的分析性概念,构建信访制度与上访行为的关联性分析框架,基于典型案例的历时性比较分析,研究信访属地责任制如何内部生产出谋利型上访。研究发现,信访属地责任制中上级政府的激励逻辑、村级两委的应付逻辑造成基层政府的避责逻辑,并共同导致了上访谋利空间的生成。基层政府的初始示范、农民上访的自我示范和村庄场域中的社会示范,分别结合上访谋利空间促成谋利型上访的发生、持续和扩散。基层政府的信访治理策略经历了从专断型治理到利益型治理的变迁。其治理逻辑是属地责任制中基层政府"责重权轻"的权责不匹配形成"利用公共资源解决部门及官员政治风险"的目标替代。上述结论对破解谋利型上访这一基层治理难题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包括弱化信访压力体制、强化基层治理能力、动员村庄自治力量、推进信访治理法治化。

谋利空间的形成:对城管违建执法困境的分析

违法建设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并形成突出的执法困境,而谋利型违建是违法建设问题中最为突出的一种类型。本文基于在整合主义进路的下研究违建执法困境问题,通过分析在特定的治理机制下,执法过程中的执法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具体互动过程,考察其中的组织能力和沟通协调关系,侧重揭示违建执法过程中处于灰色地带的违法建设谋利空间的形成机制,探究其与违建治理困境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谋利型违建的普遍化是当前中国社会存在诸多灰色利益空间的表现。当前的违建治理机制是中国当前"上下分治"体制的产物,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谋利型违建的治理过程实际上成为利益调节过程,而非单纯地执法问题。如何处理和协调违建执法困境中的谋利空间问题,依然会是违建执法的核心难题。

政治型求援:农民上访的一个解释框架——以Z市三个案例为中心

在既有的有关农民上访的研究中,主要有维权与治权两大范式。两个范式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政治型求援概念的引入或可突破二者的局限性。以Z市三个案例为中心,通过分析农民依靠上访进行政治型求援的原因、逻辑实践与基本目标,重新解读"农民为什么上访"这一本质问题,为农民上访构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信访机制的异化与基层治理的转型——从武汉山乡个案展开

在武汉山乡的征地拆迁个案中,上访人经历了从协商型上访、维权型上访到谋利型上访的尴尬过程,这意味着信访机制的异化。从基层信访治理实践来看,资源媒介型治理模式是信访机制异化的根本原因。在资源总量大幅增加的条件下,基层政府通过利益诱导来对上访进行直接治理,或者通过资源配置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从而实现对上访的间接治理。资源媒介型治理模式是思想教育型治理模式的替代。市场经济条件和基层政府的自利性,使得以说服、教育、调解为主,强制、惩罚为辅的思想教育型治理正在丧失正当性。资源媒介型治理不是权力的合法运用,因此信访治理转型任重道远。需要确立正当利益原则,对民众和基层政府的利益诉求以正当利益为标准,并通过财政预算制度来确保基层政府遵守正当利益原则。

税费改革后农村信访困局的治理根源——以农民上访的主要类型为分析基础

税费改革后,农村出现严峻的信访困局,这与治理型上访、谋利型上访和维权型上访等主要上访类型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有关。治理型上访在税改后猛增,是当前信访困局的导火索和诱导根源,正是因为治理型上访的增加,基层政府信访压力剧增,才会有谋利型上访从中搅局、谋利的空间;而谋利型上访将自己装扮成权力的受害者、维权斗士,又使整个上访被媒体、社会认为是具有维权道义的,从而使得维权型上访继续支撑着信访困局,形成恶性循环。突破当前的信访困局,一方面要重建农民上访的平衡机制,将各级信访控制在一定的量上,另一方面要重塑乡村组织的治理责任和权力,进行乡村治理,从而减少治理型上访。

政府部门谋位型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分析了我国政府部门由职务变动引发的腐败问题。在我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建立的现状之下,含有经济租金的一些政府部门职位成为一些人追逐的目标,加上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晋升制度还不够完善、政府组织的职位派生能力有限、政府组织与官员个人在实际工作能力和工作绩效方面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补偿机制方面政府职位与经济福利待遇联系紧密等,为以谋取政府职务为目标的腐败行为提供了条件。谋位型腐败同时还成为引发谋利型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采用经济学研究方法,将谋位型腐败与谋利型腐败糅合在一个模型中加以分析,得出了如下一些结论:谋位型腐败发生的概率与参与同一职位竞争的人数负相关;工作能力弱的备选人相对于工作能力强的备选人更加倾向于采用行贿的手段谋取职务晋升;在两个备选人的工作能力和绩效相当的情况下,谋位型腐败发生的概率上升;谋位者个人、特别是握有人事安排决策权的部门负责人的腐败倾向性是谋位型腐败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同职位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越大,越易引发谋位型腐败。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层政权的上访治理——从权力缺失、上访转型与治理策略互动的角度出发

目前,村庄发生原子化的现象,以前的长老统治和礼治秩序不复存在。同时,乡镇政权性质发生改变,从以前的"汲取型"政权变为当前的"悬浮型"政权。这些凸显了目前基层政权所存在的"权力缺失"现象,即在基层政权缺乏基础性权力、权力的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另外,上述问题也凸显了当下上访的结构变迁,从"维权型"上访变为"谋利型"上访,从"依法上访"变为"以法上访"。这种权力缺失与上访的结构转型导致了上访治理策略的非常规化。在上访治理中,基层政权开始使用各种策略替代权力进行上访治理,上访治理成为一种"权力的私性运作";同时,基层政权也开始使用策略对现有权力进行"最大化",利用村庄资源与话语,重构自身在村庄中的制度性能力与权力的权威性资源,为上访治理进行铺垫。权力缺失、上访转型同上访治理策略之间的关系反映了目前的上访治理不能仅仅围绕治理本身,而应该重建国家在村庄中的存在,重建基层政权的基础性权力,同时,打破权力话语,重建基层政权的权威性资源,以应对目前的上访大潮。

农田水利治理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内蒙古河套灌区W县的实地调查

农业税费改革推动了农田水利管理体制的结构性转变,农田灌溉管理权力被重新分解,形成了一种地方政府和水管局联合治理的新模式。然而,基于对内蒙古河套灌区W县的实地研究,发现灌区农田水利治理呈现出地方政府负责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水管局负责灌溉管理的“脱嵌型”治理特征。在农田水利管理过程中,一方面,水管局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性质使其面临“谋利型经营者”与“代理型经营者”之间的角色冲突,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无法通过水资源“买卖”维持单位运转和人员开支。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项目逻辑造成其对农田水利的错位治理,而压力型的政治体制与维持社会稳定的任务要求又使其深陷农田水利纠纷解决之中。最终,农田水利服务供给陷入困境。针对问题提出了政府部门合作治理,构建多元立体合作模式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