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法益新论——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切入点

受贿罪的法益是理解受贿罪构成要件内容的关键要素。以"廉洁性说"为代表的国内通说缺乏理论充分性和实务妥当性,大陆法系中的"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仅具有形式意义,"公正性说"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不宜将"国民的一般信赖"本身作为法益的内容。对此,应当以"侵害职务行为公正性的危险"为基点构建"公正性说"的具体内容,受贿罪的处罚起点是侵害职务行为公正性的危险,危险犯是受贿罪的基本形态。以受贿罪法益的理解为基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应当保留,"允诺说"是目前解释该要件的最具妥适性的观点。

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应当删除--以非法收受礼金行为应否入罪为切入点的思考

对于非法收受礼金的行为,有必要将其纳入犯罪圈予以规制。至于认为将非法收受礼金行为入罪有违刑法谦抑性的观点,则明显片面地理解了刑法谦抑性的内涵。通过增设"收受礼金罪"将非法收受礼金的行为纳入犯罪圈,存在着诸多问题。删除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是理想的方案。严密腐败犯罪的法网问题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备受冷落,而在未来的刑法修正中则应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样,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得以取消。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一种实用主义诠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评析

"两高"最新贪贿案件司法解释第13条针对如何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确立了四条规则,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困扰实践的司法难题。然而,该条解释本身却是一种实用主义立场的结果。考虑到我国法治社会构建的现实状况,对于刑法解释,应当坚持法条主义、规则主义的严格立场。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重新解读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性质定位问题一直是刑法学界与实务界争议的焦点。从旧客观说到主观说,从新客观说到要件取消说,各种学说的发展无不是为了适应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但遗憾的是,各种学说都没有彻底破除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性质定位的根本症结。因此,以新的视角重新界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构成要件中的性质,以彻底解决理论与司法中的困惑就显得极为重要。

政绩压力与利益谋取——对农地征用中地方政府行为的理论分析

政府应该在经济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当前中国出现的农地征用中地方政府的积极介入行为为我们分析这个问题提供了具体的事实案例。在农地征用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掌握着土地征用权,所以它们构成农业用地向城市用地(包括公共用地和商业用地)流转的唯一中介,从而积极地介入到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农地征用中的权力运行有着内在的政治逻辑,这是与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所分不开的。地方政府积极主动介入农地征用的行为是当前压力型政治经济体制下应对自上而下的政绩压力的产物,也是地方政府谋取自身利益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对这种体制进行及时主动的变革。

“赵氏孤儿”书写中情与理的两维考量——以《史记·赵世家》“程婴谋取他人婴儿”与元杂剧《赵氏孤儿》“程婴舍子”为例

"赵氏孤儿"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阶段。其中最需要认真分析的一个细节就是代替孤儿死去的孩子的来源:《史记》里是"程婴谋取他人婴儿",杂剧里是"程婴舍子"。这一细节看似小问题,其实不然,它正反映出司马迁和纪君祥不同的伦理观。从西方人学理论看,《史记》的书写,更具有其合理性,反映出司马迁既从儒家伦理出发歌颂程婴的忠义精神,又不使其陷入不讲亲情的尴尬,达到情与理的完美融合。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探讨——贪污贿赂罪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的刑法教义学评析

根据法教义学解释,"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于犯罪构成的客观要素内容。主观要素的观点有其历史原因。"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对受贿罪构成具有全面影响力。其主要功能就是对入罪进行限缩。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认定的司法解释,将客观行为与意思表示并列,在逻辑上发生错位。以推定代替事实证明,对犯罪事实采取"二次推定",违背了证明规则。"事后受贿"的规定明显超越文义和立法含义,是典型的越权。应当慎重对待受贿罪的司法解释。

论“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中的地位及其认定

本文对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地位和认定问题进行了探讨，进而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必备要件、且是客观要件，对其应作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不要求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与结果的理解。

受贿罪构成要件涵摄下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素之一,需要结合其与其他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予以重新审视。基于受贿罪的客体与核心特质,"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能归属于客观要件,否则难以与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相契合。在此前提下,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主观的超过要素,仍然面临着令人尴尬的司法处境,在功能运用与程序证明层面都有明显的不协调之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客观方面强调的是权钱交易而非"为他人谋取利益";在"索贿"与"收贿"中区别对待"为他人谋取利益",既没有理论根据也无实际必要。

行贿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司法解释评析

学界对行贿犯罪中"不正当利益"能否等同于"非法利益"有所争议,但肯定性观点比较妥当,而且"不正当利益"是指"非法利益"也曾有司法解释采用,"非法利益"评价的标准是法律。只要采取行贿手段谋取的利益,无论该利益是否合法,都应认定为"不正当利益",司法解释的"谋取不正当利益"采纳了"手段不正当说"。"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商业活动中,违背公平原则,给予相关人员财物以谋取竞争优势的,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这属于对"谋取不正当利益"做一般解释之后又做的一种特别解释规定,可简称"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特别规定"。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问题探讨——基于主观的超过要素视角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主观的超过要素。所谓主观的超过要素是指在犯罪构成的各要素中,超出故意内涵之外的主观要素。这种认识,不仅有利于避免理论争议,而且也有利于受贿罪的司法认定。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解构与建构

由于采用了典型情景立法技术,"为他人谋取利益"得以进入立法并成为"收受贿赂型"受贿罪的构成要件。综合考虑文字含义、法条体系以及立法原意,可以发现"为他人谋取利益"实际上是一个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的复合体,在立法逻辑、价值评判、司法实践等不同层面遭遇了诸多困境,特别是对于"受感激型贿""受投资型贿""受不谋利型贿"等非典型受贿行为难以纳入打击范畴,无法适应当前严峻的反腐态势。为此,需要对"为他人谋取利益"予以立法改进,即仅保留"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将其由受贿罪"构成要件"转变为"责任要件"。如此改进之后,不仅可以避免前述困境,而且符合受贿罪的设置目的,吻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契合犯罪既遂理论,避免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评价,并体现了对古代立法的借鉴与国际通例的接轨。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取消论——从刑罚目的之维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我国现行刑法明确规定的收受型受贿罪的必备要件。然而,尽管我国现行刑法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学界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的性质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加之近年来,受贿犯罪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犯罪分子日益猖狂,作案手段日益隐蔽,刑法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必备要件这一规定大大阻碍了对受贿犯罪分子的惩治与打击,使不少受贿犯罪分子逃脱于刑事法网之外。面对司法实践中的种种困惑与矛盾,理论界对这一要件的争论更是如火如荼。在本文中,笔者从刑罚目的的角度论述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应予以取消。

收受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以反贪污贿赂刑事政策为重点的分析

从重典治吏的刑事政策和法益权衡论两个视角来看,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和国民对公职行为公正性的信赖。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要求、约定、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就构成受贿罪,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关于收受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性质、地位,有多种观点,但无论采用哪一种观点,都会造成一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其他利益者逃脱法律的制裁。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立法自身的缺陷,而不在于争论本身。因此,应从刑法的规定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将其作为量刑情节。

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的超过要素”地位

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地位存在着各种学说,但每一种均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是侵害受贿罪法益行为的必然组成部分,它只是立法者用以限制受贿罪处罚范围而设定的"客观的超过要素"。在内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仅指行为人实施的受贿行为在客观上具有足以导致他人获利结果的内容,而并不包含"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也不包含在这种意图支配下所实施的行为。

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及失败的原因探析

依据新发现和学术界新刊布的有关资料 ,对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及其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将何去何从——以最新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为视角

1985年两高司法解释首次将谋利要件规定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引起了司法实践中认定上的困难。于是,从1989年两高的《解答》到1997年新刑法的修改,再到2003年《纪要》和2016年《解释》,司法机关都在致力于对这一构成要件进行消解。对此我们不应当过分追求立法原意,而是做出符合我国当前反腐刑事政策的目的解释,以保证对于贪污腐败犯罪的有力打击。

行贿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研究

行贿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包括非法利益和采取非法手段获取的不确定利益,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与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是判断利益正当与否的法律依据。学界存在“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取消说和保留说的分歧,但是“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限制了行贿罪的成立范围,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价值,有利于集中司法资源治理受贿犯罪,因而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不宜取消“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

在受贿罪客体各种学说中,廉洁性说是恰当的。廉洁性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而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以此分析"为他人谋取利益",肯定论诸说都存在与受贿罪本质的矛盾之处,而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会使问题迎刃而解,会与受贿罪本质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