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 僭越?——明代宗室“谋逆”、“不轨”问题辨析

反叛与僭越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反叛,是图谋危害皇帝权力及皇帝人身的行为,它是通过策划杀害或废黜在位皇帝,实现自立或另立,是对皇权的颠覆,僭越主要反映为超越礼制与等级界限,具体表现为行为的侵权。明文献对明宗室"谋逆"、"不轨"、僭越行为的定罪混淆,不仅是一个史观问题,而且一直影响到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因言何以获罪?——“谋大逆”与清代文字狱研究

文字狱是专制社会的产物。那么,因言何以获罪?获何罪?如何处刑?文章认为,中国古代文字狱的定罪处刑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隋唐之前,对文字狱的处罚,罪名不一;"十恶"定型之后,主要以"大不敬"处罚;明清时期,由于"大不敬"条文的变化,使得"谋大逆"取代"大不敬"成为处罚文字狱最主要的罪名。通过对"谋大逆"的发展源流、内涵等的仔细辨析,我们发现,恰恰是"谋大逆"在内涵和外延上的不确定性极大方便了统治者在文字狱认定及其处罚上的任意所为。最后,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清代文字狱也并非全部是按照"谋大逆"定罪处刑,而是形成了一个以"谋大逆"为首的罪名群,为了加强治理效果,也往往会使用杖毙等法外之刑。

再论蚂蚁山明墓中的佛道共存现象——从《明太宗实录》所见的谷王谋逆事入手

2005年发掘的湖南省望城蚂蚁山明墓,其墓主人为明初改封至长沙的谷王朱橞的乳母张妙寿,该墓葬中出土了包含佛教与道教两方面因素的文物。对于这种佛道共存的现象,各方学者都抒发了各自的看法。有学者认定在墓志中已经记载墓主人信佛的情况下,还出土大量道教文物的现象,与谷王谋逆之事有关,当为谷王为掩盖谋逆之事而有意为之。笔者认为,究明这一问题,可以从学界公认的记载有明一代历史具有十分重要史料价值的《明太宗实录》中所记载的谷王谋逆之事入手,来逐步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中国封建刑法中的犯罪未遂问题初探

犯罪未遂制度是近现代世界刑事立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近现代各国刑法学中基本的和重要的课题之一。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为了科学地解决社会科学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历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所以,研究犯罪未遂也有必要对其进行历史的研究。一般认为,从世界范围看,封建国家还没有犯罪未遂的理论,封建刑法里也还没有犯罪未遂的一般制度。但是,历史文献和研究著述表明,封建刑法在一些具体犯罪的处罚上,已经开始对是否完成了犯罪有所区别,已经有了接近于或基本上相当于近现代刑法中关于犯罪未遂如何处罚的规定。中国绵延了两千多年的、高度发达的封建刑法,便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本文试图对中国封建刑法中的犯罪未遂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哈达公主莽古济之死与天聪朝政

哈达公主莽古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与继妃富察氏所生,地位尊崇,先后嫁与吴尔古代、琐诺木杜棱为妻,得到哈达、敖汉两部拥护,是天聪时期宗亲实力派的代表人物。她与皇太极不仅是异母姐弟,更兼儿女亲家,一度相处融洽。然而,后金天聪九年,皇太极相继利用"郊迎之变""兄妹谋逆案"将莽古济治罪,最终把皇姐凌迟处死。通过梳理《清实录》《满洲实录》《满文老档》中涉及天聪朝政的相关记录,可以分析出哈达公主莽古济之死是后金政治形势发展,以及皇太极个人情感宣泄的结果。

史话中国刑罚——唐代“谋大逆”罪名初探

“谋大逆”之罪，是《唐律·名例律》所载“十恶”之一。所谓“十恶”，即是十种罪名，是对统治者而言最具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属于要严厉打击的对象。“十恶”之首为“谋反”，其二即为“谋大逆”。从《名例律》如此排列的体例顺序来看，《唐律》的制定者对该罪名的重视程度，将其列为仅次于“谋反”的重罪。对该罪的历史流变、陵寝的含义、史料中所载的有关案例等几方面的梳理和分析，可以探究其在唐代法律中的真实地位及在社会现实中的执行情况。

北齐律对隋唐法律制度的影响初探

在我国封建社会迈向空前鼎盛——隋、唐时,法律制度也同步达到了高度完备,出现了法典精英——《唐律疏议》。无疑,它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最完备、最典型的封建法典。但它不是孤立、独创的,它与以前诸代法典有着密不可分的继承关系。

沿河洪渡“军民禁约碑”

离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洪渡镇(洪杜县故地)约半里许的接官厅,有块明万历年间竖立的“军民禁约碑”。民国《沿河县志》载其碑文曰: 一、汉人入夷勾引夷人入汉,酿起边衅,危害地方者,依律处斩; 二、将汉人诱拐入夷转卖财者,依律发边远充军。汉人入夷,律有明禁,或逆命奸徒携家投夷,或本城汉人假借入夷生意担挑货物为名,逆谋诱骗消息,探听往来缙绅商贾,携掠人畜,凌辱夷人,以致道路断绝,地方凋残,皆由此辈诱夷出去所为。今后,各该有司、府管,凡遇通夷关隘及夷贼出游道路,严加盘诘。

中国亲属拒证权倡导之反思——以“亲亲相隐”为视角

随着学者们对证据法学研究热潮的兴起和比较研究方法的推崇,很多学者提出在我国建立亲属拒证权利的观点。从其倡导之理由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自古有着亲亲相隐的制度渊源;二是近代西方很多国家都有亲属拒证权的明文规定。本文将从＂亲亲相隐＂的古代渊源出发,对中国亲属拒证权之倡导进行反思。

关于“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的再思考

法史学界普遍认为,“德主刑辅”是传统儒家在刑法原则上坚持轻刑的思想主张,自汉以后一直是封建刑事立法的指导.立足于历史上法律思想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差距,结合法理学的研究成果,笔者在辨析其思想特质的过程中探知:“德主刑辅”思想虽然在历代意识形态领域中独据要席,但在统治者眼中却重视不够,在法律实践活动中也运用有限,起码不是封建立法一贯的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是“人治”不是“法治”

目前学术界认为:中国古代在春秋以前没有公布法律条文,统治者可以随意断案,对“大夫”又是以“礼”而不用刑。是“礼治”即“人治”。春秋时,“礼治思想衰落,法治思想萌芽”,统治者逐渐公布了法律条文,开始按法规断案。战国时,法家“提出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主张”。从此,中国古代由“礼治”即“人治”进入“法治”。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

语文常识(二)

中国十部著名歌剧:《白毛女》《王贵和李香香》《小二黑结婚》《刘胡兰》《洪湖赤卫队》《草原之歌》《红霞》《刘三姐》《红珊瑚》《江姐》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十二时: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脯时日入黄昏人定十二律:黄鐘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十三经:《易经》《尚书》《诗经》《周礼》《仪礼》《左传》《礼记》《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

读故事 学熟语(三十) 超级隐身术——十恶

这天放学,乔乔木看见好多人围着小区的公告栏议论。他的好奇心又被引来了。他钻进人群,抬头一看,只见公告栏上贴了一张＂通缉令＂,上面还有一张照片。仔细读完文字,才知道是有一个杀人犯杀死了5个人逃跑了,现在公安机关正在缉捕他呢。

知识卡片

反坐“反坐”是指按照诬告别人的罪名对诬告人施行惩罚。从秦律到清朝的法律,都有诬告反坐的具体规定。如《唐律》规定,凡因与人有仇而诬告别人的,依所诬告罪名的轻重。

唐律“逆”罪的形成及其原因辨析

在我国古代刑法罪名体系的发展中,唐律承上启下,考察其罪名体系的形成有助于提高对整个古代罪名体系的认识。唐律中的"逆"罪法条(以下简称逆罪),是指以逆为名的罪,主要包括"十恶"中的谋大逆与恶逆[1]。《唐律疏议·名例律》"十恶"条载:"二曰谋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同条又规定:"四曰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2]十恶只有此两罪被称为逆。

铁券制度与皇权政治

铁券是中国皇权政治的产物,它是帝王赐予臣工免罪免死的一种凭证。铁券制度有一个从滥觞到完备的过程,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基本上同中国帝制社会皇权政治的运作轨迹相适应,铁券是皇权统治的重要工具。皇权坚固时,可以赐予功臣,加以笼络；皇权衰弱时,用铁券相赏,来换取强藩悍将们的暂时安定；剪除异己时,用铁券安其心而图谋一举消灭之；皇位更迭时,又以铁券为盟而冀图维持家族的世代荣贵。铁券所具有的免死及“谋逆不宥”功能使皇帝进一步掌控了臣下的生杀予夺之权,从而把君主置于绝对专制、绝对独裁的地位,为皇权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被“适度”美化的皇帝

每一个光荣与梦想铸就的鼎盛王朝，都走过一条由鲜血和白骨铺成的荆棘路。

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及其特点

责任年龄和责任能力,是现代刑法中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给予刑罚处罚的重要依据之一。在我国历代封建法律中,亦有关于责任年龄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