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堤谒者与汉代黄河国家治理体制的构建

汉代针对河患设立河堤谒者,开创了国家对黄河的切实有效管理。我国水利职官的设置由来已久,河堤谒者的出现表明水政管理的专门化和具体化。文章通过分析河堤谒者的组织构成、职能分工、机构运转、功能成效,可见黄河国家治理体制已开始建立,反映了汉代水官体系的调整和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协调能力和治河效能,并对王景治河后黄河“八百年安流”局面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也对后世河政产生深远影响。

西汉“中谒者”考

综合文献和简牍材料,对西汉"中谒者"这一职官略作考释,提出西汉"中谒者"的称谓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汉承秦制,汉初就叫"中谒者",武帝至成帝建始四年(前29),名称叫"中书谒者",成帝建始四年后,恢复"中谒者",一直到东汉仍叫"中谒者"名。汉初"中谒者"职掌之一主天子冠服礼制朝祭百事,身份多为士人,其迁转多在郎官系统中进行,约自高后以后,"中谒者"始为宦官承担。武帝至成帝建始四年,以中书令领尚书事,其迁转多在宦官担任的职官中进行,成帝建始四年后,中谒者仍职如汉初,恢复到汉初的秩俸,仍然是由宦者承担。

“往谒天祠”的佛传视觉叙事探微——以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藏佛传浮雕嵌板为中心

参照目前已知的佛传故事及视觉谱系,“往谒天祠”主题流传并不广泛,尚未得到应有关注。本文以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藏3世纪浮雕嵌板为中心,研究其表现的“往谒天祠”主题,揭示其宗教政治意图,概貌该题材在长时段、跨区域传播中被借鉴的基本情况,管窥佛传视觉叙事在传播中被刻意塑造、择选和本土化的进程。

杜诗《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编年考

杜诗《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旧有开元二十九年(741)说与天宝八载(749)说,前者误将洛阳积善坊、北邙山的两处玄元皇帝庙混为一处;后者所依据的“五圣”一词,本是唐代公文中的习语,并不具备严格的时间效力。根据诗中“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的历史本事,并结合杜甫参加洛阳府试的经历,此诗更可能作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初冬。另外,《宋本杜工部集》将此诗编次在近体诗的首章,似乎也验证了这一推断。在这一新的时间定位下,我们也可以站在旧有“讽颂”视野之外,看到杜甫早年对政治事业的期盼向往之情。

赵之谦《悯蚁》《谒陆放翁祠》《风痴感赋三首》自作诗长卷稿本图考

本文发掘了赵之谦《悯蚁》《谒陆放翁祠》《风痴感赋三首》自作诗长卷稿本墨迹图像,补证了相关诗作的准确创作时间,新发现赵之谦的诗文稿自用印一方,考证了《悲庵居士诗剩》的版本和递藏情况,并勘误文字一处,补充了缺失的诗作标题等相关史料,添补了赵之谦在浙江瑞安时期的生活、创作、交游的关键史料。

杜甫“獨耻事干謁”發微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是杜甫耻事干謁的一紙宣言,早已成爲學界的不易之論。然而,結合詩歌文本、唐人干謁風尚、杜甫一生行跡及其干謁觀念,可知“獨耻事干謁”内涵複雜,並不能據此説明杜甫以干謁爲耻。事實上,杜甫不僅在安史之亂後仍有干謁活動,對待干謁的態度也有理性客觀、因時而變的一面。杜甫晚年絶意干謁,是多重因素影響下的結果。如果直接替杜甫貼上“耻事干謁”的標籤,既會妨礙我們理解詩人晚年生存狀態與思想觀念,也不利於還原真實的杜甫形象。

唐代“谒事诗”的内涵界定及其分类意义

唐人干谒活动中创作的那些反映干谒活动,或成为干谒活动媒介的诗歌作品即谒事诗,它既指直接反映干谒主体干谒意愿的诗作和反映干谒行为的诗作,也指用于干谒活动的诗歌,可分为干谒诗、省谒诗、行谒诗、送谒诗、答谒诗等五类。谒事诗概念的提出和分类,一是有利于厘清干谒诗的概念;二是对唐诗的分类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三是有利于对唐代干谒活动之于诗歌的影响作更深入全面的探究。

刘鹗“三谒龙川”考

刘鹗继室郑安香夫人曾回忆刘鹗自述一生"三谒龙川"，但方宝川《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考辨》提出，刘鹗谒见龙川不止三次，而有"六次"之多。本文考订"六次"说在文献解读上有误，其考订方法及结论不能成立，并考订刘鹗一生只见到乃师李龙川三次。

秦汉律中有关的“谒杀”、“擅杀”初考

秦汉律中的谒杀即父母或主人由于子女不孝、奴婢悍主而谒官请求将其处死,擅杀即未经谒官而私自处死子女、奴婢。擅杀在家长拥有家族内部绝对权力的秦早期为"非公室告",随着国家权力强化,擅杀演变为"公室告"并被处以较重的刑罚。至唐代,秦汉律中的谒杀演化为父母擅自处死有罪子女、奴婢的轻罪或勿论。唐律基本沿袭了秦汉律中擅杀的规定,并进一步详细区分了犯罪对象有无过错、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行为人与犯罪对象之间的身份关系三方面的内容。

邵谒诗浅论

《全唐诗》收邵谒诗仅 32首 ,但涉及社会生活面广 ,内容深刻 ,既有对现实的有力揭露 ,又有对历史的深沉感慨 ,表现了作者深刻的人民性、进步的妇女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艺术上 ,造句轻松自然而又形象明朗 ,善用比兴 ,好句连篇 ;多用典故但不冷僻 ,加大了诗歌的内容含量和历史纵深感 ,增强了诗歌的含蓄性和说服力 ;往往用仄声作韵脚 ,甚至用险韵 ,以抒发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气 ,内容与艺术达到紧密结合而统一 。

“斗鸭阑干”·斗鸭·《谒金门》正解

冯延巳《谒金门》(风乍起)词中的“斗鸭阑干”,是指圈养斗鸭的栅栏;斗鸭习俗至少于西汉中即风行,直至宋末始式微;《谒金门》是以实写吴中思妇“斗鸭阑干独倚”来表达其“望君”情结,也寄寓了冯延巳本人的一种人生体悟:“经过反省、挣扎的苦熬以后的一种无法解脱的执着。”

邵谒诗事考辨

邵谒是晚唐岭南著名诗人,"与曲江公岿然并存,其诗当不下人矣"(明代香山学者黄佐语)。学界对邵谒的研究已有初步成果。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有《邵谒传校笺》。其中有二点不准确之处,故予以纠正,并作二点补充。

汉代“谒”、“刺”的演变

"谒"在西汉民众社交场合中广泛使用,形式主要有拜访之谒、庆贺之谒和问疾之谒。东汉"谒"虽依然使用,但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形式——"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由"谒"到"刺"除了体现在其形式、内容的变化外",谒"通过形式和内容所传达的敬爱、关爱的情感因素淡化也是这一演变的重要特征。东汉时期民众社交范围的扩大、社会等级身份逐渐固化等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

论三苏干谒文——兼与唐代干谒文比较

干谒文是我国古代一种应用文体,从应用文的实用效果来看,这种文体的真正成熟应在宋代。本文通过三苏的干谒文,兼与唐代干谒文的比较,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三苏干谒文的成功之处,即构思纡徐婉曲,曲折往复;自我展示,恰如其分;言辞得体、不卑不亢。

辽代告庙仪与谒庙仪探微

告庙仪和谒庙仪作为历代中原儒家文化礼仪,被辽代吸收利用,是辽代国家祭祀中的重要礼仪。通过史料记载,不仅可以得知辽代具体举行告庙仪和谒庙仪的仪程与情况,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其发展的情况,从中看出辽朝时期契丹原生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的不断融合。

唐代行卷过程研究(二)——投谒对象的选择

唐代举子在行卷之前选择投献对象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考虑地域因素,京畿地区由于公卿、名公聚集,是举子行卷的首选,在此行卷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文场领袖、文宗是举子投献的重要目标,韩愈、柳宗元等领袖人物,"皆以引接后学为务",荐拔后学无数,有"韩门弟子"的典故。三是,在中晚唐牛李党争背景下,牛党与进士朋甲相结合,举子也将牛党党魁和依附牛党外围的朋甲"朋头"作为投献的重要对象。四是,刺史、节度使等地方长官及其僚佐是举子主要的行卷对象,且是举子投献行卷最多的对象群体,其中有科名和文学的地方长官尤受青睐。此外,中央清要官员途径地方,也会成为举子追逐投谒的对象。总体而言,举子行卷对象不宜给"冗慢无势者",要"如贡大诸侯、卿士及前达有文章积学者",才不至于"其礼甚厚而所与之甚下"。

戟指时事 兼披中怀——浅析郁达夫拜谒岳坟诗

在现代文学史上 ,郁达夫以小说而蜚声文坛 ,至于他的诗却鲜为人知 ,但是他的诗远胜于他的小说。特别是他的三首拜谒岳坟诗 ,痛惜岳飞的不幸遭遇 ,借古讽今指斥时弊 ,抒发了诗人抗日爱国的满腔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