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几个重要翻译问题的思考——谢天振教授访谈录

高方:谢教授,您好!最近一个时期,<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等一些重要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翻译重大问题的文章,如<中华读书报>自2005年2月16日起,陆续开辟了"开放的翻译家人物谱"及"外国现代文学流派走廊"两个专栏,先后介绍了10位文学翻译家和10种外国文学流派或文学现象,对我们认识翻译在中外文学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起到了启迪作用.最近,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拜读了您的文章<假设鲁迅带着译作来申报鲁迅文学奖--对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奖评奖的一点管见>,文章中涉及到对目前文学翻译界的基本评价与如何认识和理解翻译这些根本问题,能否首先请您谈一谈,为什么翻译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译介学及翻译文学研究界的“震天”者——谢天振

我国的翻译学、译介学及翻译文学学科近年来获得迅猛发展,这除了得益于我国翻译及翻译理论传统的丰厚积累,还靠了像谢天振教授这样的一批翻译理论家的努力。谢天振教授从比较文学切入翻译研究,论述了文学翻译的特性,响亮提出并有力阐述了"翻译文学应该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提出了翻译文学史编写的有关理论主张,逐步系统地建构了译介学的理论体系,这些都在比较文学及翻译研究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谢天振的翻译文学思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是我国翻译研究的分水岭。此前的翻译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中在翻译内部,以语言转换为研究对象,所涉内容与外语语法一一对应,如英语有定语从句,就研究定语从句如何汉译,有被动语态,就研究被动语态如何汉译。因为传统译论在指导翻译实践方面的优越性,翻译者和研究者都没有或不想走出这个圈子。

译介学与翻译学:创始人与倡导者——谢天振教授访谈录

本文是对著名学者谢天振教授的访谈,话题涉及译介学及翻译学学科建设多个方面。谢教授期待时代语境的新变化能够促使中国翻译研究取得新突破,他主张:学科建设不能搞"大跃进",学术研究需要积极营造自由论争的学术氛围,要注意引导学生培养三大意识:即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创新意识。谢教授还非常坦率地谈及其两大学术研究的遗憾:一是其"翻译文学史"类著作未能真正达到其提出的"翻译文学史"的理想设想;二在传播中国学术包括其自己的学术成果向外"走向世界"方面做得很不够。这也深含谢教授对年轻学者的殷殷期盼与嘱托,期望学界很好加以弥补。

文学主题学与新文科的内在联系及拓展——兼谈谢天振先生的学术追求

谢天振先生是国内比较文学最早倡导者之一,也是主题学研究较早、持续倡导者之一,其学术研究与资源整合立足于传统学科意识基础之上,融入新文科理念。他于80年代后期、90年代后期先后撰写两部重要的比较文学教材中“主题学”一章,中外合璧。他重视揭示“主题人物”与“文化意象”,强调“文化意象”的历史与心灵积淀的复杂性,突出某一意象流变所代表的某种文化精神,持续关注文学与哲学史、文化史的联系。同时,他还注重文学与美学、心理学的联系,并将译介学与意象母题的案例结合。如何以“选本”与信息传播“共生模式”来体现“新文科”理念,谢天振教授的实践与国际汉学如李福清先生等母题研究法暗合,突破学科壁垒又各有千秋。

大爱无形——翻译理论家谢天振学术个性中的人文情怀

谢天振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而他学术个性中的人文情怀却长期以来缺乏梳理。本文拟从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的视角出发,从翻译理论研究的主体切入,昭显其理论研究的人文意义及学术价值。

谢天振教授的翻译研究对中国译学的影响

谢天振教授从跨学科的视角介入翻译研究,创立了独到的译介学理论体系,在比较文学的框架中研究译介学、文学翻译、翻译文学及文学翻译史等问题。作为专门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谢天振给"翻译"在文化进程和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做了一个不长不短的概括,同时也影响和改变了中国译学的进程和走向。

一幅当代国外翻译理论的地图——评谢天振教授主编的《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

在上世纪80年代又一轮“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中国翻译学界大量译介了国外最新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如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等人的译论，但对当时新兴的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译论却没有任何关注。

本期人物——谢天振

谢天振，祖籍浙江萧山，1944年3月生于上海，著名学者，国际知名比较文学家与翻译理论家，上海外国语大学知名教授，在翻译研究领域卓有建树，为译介学创始人，翻译学学科倡导者及主要奠基人之一。

鞠躬尽瘁 始终如一——谢天振与他的翻译研究思想

谢天振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在中国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贡献巨大,著作等身。从跨学科的角度开始了翻译研究,谢天振开创了有个人特色的译介学理论体系,引领中国比较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并推动中国比较文学走向更开阔的舞台。谢天振有着独到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视野,在比较文学的框架下,除译介学外,他还致力于研究文学翻译、翻译文学、文学史等问题,更是孜孜不倦推动中国翻译研究的学科建设,使其从封闭走向开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奠定了坚实的学科理论基础,输送了优秀的后备人才力量。2020年4月22日,他于上海华山医院逝世,特撰写此文总结回顾谢天振传奇的一生以及对中国翻译学的贡献,以表达对谢天振先生的缅怀和纪念。

谢天振译介学理论谱系研究

本文考察谢天振教授译介学理论的历史谱系,展现译介学理论大厦的全貌。研究发现,译介学作为一种话语建构经历了基础概念的形成、体系构件的创制、理论体系的初步建立以及思想体系的扩展四个阶段。新世纪之前,译介学侧重于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研究。进入新世纪,译介学拓展至中国文化外译、翻译史编纂等领域展开探索,成为一种开放、动态和能产的话语体系。它始终与现实保持对话,为当下中国翻译研究提供了一股强劲的理论资源。

从译入到译出:谢天振的译介学与海外汉学研究

谢天振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翻译学上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本文从他的学术贡献以及谢天振先生后期在翻译学上从“译入研究”转向“译出研究”的转变,探讨其翻译理论的延续和变化。他后期的学术转变与海外汉学的研究有着直接关系。他对“译出”的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论的建设。鉴于海外汉学研究是一个广阔的学术领域,这里既有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也有对中国文史的翻译研究,知识性的传播与“变异性”的“误读”翻译共存,由此,建立在对文学文本翻译基础上的译介学面临着新的问题。如何从整体上处理海外汉学译著中的知识性问题与文学性问题的翻译,如何在依据中文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不再跟随以西西互译翻译实践为基础的西方翻译理论,开拓出真正属于中国学术界创造的翻译理论,这是谢天振先生留给我们的重大学术遗产。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再识--兼论谢天振的比较文学研究特色

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已故中国学者谢天振的比较文学研究就是从翻译学的角度切入,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在广泛阅读了大量国外的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文献后,发现这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于是自创了“译介学”这门独具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分支学科,旨在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一国文学通过翻译的中介在他国的接受和传播效果。谢天振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研究翻译现象,不同于那些基于语言文字层面上的对比和对应式的翻译研究,而是更加注重翻译过来的译文在另一语境的接受效果和传播效应。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他又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进入比较文学研究,给后者带入了一些新鲜的东西。通过这样的个案研究,作者认为,越是具有独特风格的译者越是试图在译文中彰显其主体意识,因为文学翻译毕竟是一门再创造的艺术。优秀的译作应与原作具有同等的价值,因而应受到学术共同体的同样尊重。

译介学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传播——访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

谢天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专家与翻译理论家。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翻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季刊主编。主要著述有《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译介学导论》《译介学》等。2012年12月16日,"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海外的传播及影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笔者对谢教授进行了采访。以下是采访的具体内容。

译介学研究:令人服膺的中国声音——从学科史视角重读谢天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集

本文从学科史视角重读谢天振教授《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集,以揭示译介学研究在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科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一、中国翻译学科得以真正建立的关键,在于方法论意识的确立和有效范式的引入,就这一过程而言,译介学研究在国内译学界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谢天振和廖七一、王东风等先行者一起,最早引导国内翻译学者认识到描述性研究和纯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为翻译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学理基础。二、译介学研究展现了从比较文学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全新路径,引导国内翻译学者发现和探讨了许多与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却长期被忽视的翻译和文学现象。这极大地增强了翻译研究对重要社会文化现象的解释力,促成了翻译学科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三、谢天振教授和佐哈尔、图里、勒菲弗尔等国外同行一起,走在"系统/描述"范式的行列中,各自独立发展出具有一定普适意义的翻译研究体系,发出了令各国学者服膺的声音。译介学研究融汇了"翻译研究派"的方法论,却能强有力地解释根植于中国土壤的翻译文化现象。这对于一味推崇"中国特色翻译学"而拒斥西方翻译理论的认识误区,做出了有力的回应。

一幅中国外国文学翻译史的全景图——评查明建、谢天振合著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

今年2月份，湖北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了由查明建、谢天振合著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下卷）。作为“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国家“十五”重点图书之一，此书“内容丰富，写作大气”，近一百二十万字，向读者展现了一幅20世纪中国外国文学翻译史的全景图。

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评谢天振《译介学导论》

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在译入与译出之间——写在《译入与译出——谢天振学术论文暨序跋选》即将出版之际

本书有意识地收入了我于2008年发表在辽宁日报上的"如何向世界告知中华文化"的答记者问、2013年发表在《学术月刊》上的对我的访谈录《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问题与反思》和2018年发表在《上海文化交流发展报告(2018)》上的我的讲稿《中国文化走出去:问题与思考》,以便读者可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我在文化外译问题上的一些独特思考。这三篇文章都是第一次收入我的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