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政解释的司法审查及其限度——谢弗林股份有限公司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

1977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要求任何新建或修建的污染源都要经过许可审查。环保署最初将“污染源”界定为工厂中的任一排污设备。但在环保署1981年发布的规则里,却对“污染源”采取了以整个工厂为范围的定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法院认为《清洁空气法》及其立法史都没有涉及是以工厂还是以单个排污设备为范围来定义“污染源”。联邦最高法院最终认为应对“污染源”采取工厂范围的定义,因为环保署的解释在经济增长与改善环境的利益冲突间达成了平衡,所以是合理的。本案确立了审查行政解释的“两步法”:第一步是审查国会是否对争议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如果国会的意图十分清楚,则法院、行政机关都应服从于国会明确表示的意图;第二步是若国会未作出规定或规定是模糊的,法院也不能简单地适用自己的解释,而应判断行政机关的解释是否为法律所允许,只要行政解释是合理的,法院就应当予以尊重。

美国行政解释的司法审查标准——谢弗林案之后的发展

198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立了对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予以司法尊重的谢弗林原则。在之后二十多年里,这一原则经历了诸多发展变化,其核心是最高法院的法律解释方法。在对谢弗林案之后的相关判例和法官的法律解释方法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分析司法尊重标准对行政机关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行政机关和国会对此的回应,可以发现,行政和立法分支应当在法律解释和适用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后谢弗林时代的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审查——基于若干判例的审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分别于1944年和1984年确立的'斯基德莫尊重'原则、'谢弗林尊重'原则,是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审查的两大重要原则,但二者如何进行衔接一直是困扰学界与实务界的一大难题。为此,美国最高法院在此后数年间尝试在一系列个案中解答这一难题:奥尔案中法院确立了超级尊重原则;克里斯腾森案与俄勒冈案中法院对谢弗林原则的适用疆域作了限缩;米德案及其后若干判例标志着'斯基德莫尊重'与'谢弗林尊重'并行体系的初步建立;X品牌案则确立了行政解释优于司法先例的判断框架;阿灵顿案表明司法应尊重涉及行政管辖权的行政解释。司法尊重姿态的变迁,一方面表明了近年来美国行政权的不断扩张与国家权力结构重心的转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美国从司法克制主义到司法能动主义的转变。

行政法上尊重学说的未来

美国法院在斯基德莫尊重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并衍生了高尊重程度的谢弗林尊重和Auer尊重学说,降低了行政解释在地区上的差异。但法院过高的尊重,削减了司法审查对行政权的监督力度,行政解释质量的日趋下降,引发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诸多法官对谢弗林尊重、Auer尊重的质疑与反对。为了改变或削弱过高尊重造成的不利影响,21世纪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Christensen案、Mead案、Barnhart案中,重新援引了尊重程度较低的斯基德莫尊重,这一举措虽然强化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监督,却显著降低了巡回法院审查行政解释法律的明晰性与一致性。当前,解决尊重学说所引发问题的可能方案有四种:一是消除所有的尊重学说;二是以斯基德莫尊重取代谢弗林尊重和Auer尊重;三是排除对只是因控制行政分支的政党交替而引起的解释变化的尊重;四是通过实施以上三种选择中的任何一种,削减或消除联邦最高法院对尊重学说的运用,但在巡回法院保留强版本的谢弗林尊重和Auer尊重。

新政后美国行政法发展的重心流变——《行政法的几个核心问题》评介

行政法变化的范围可以通过考证不同历史时期行政法学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来印证。新政时期随着行政权的膨胀,美国行政法的核心是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和司法审查的范围问题。20世纪50年代后,行政调查权与福利国家下的政府给付问题成为新的焦点。随着经济发展的停滞,70年代后,追求更有效率的行政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成本效益分析的运用与谢弗林原则的确立正是对此的回应。

尊重与制衡之间:税法裁判中司法对行政解释的尊重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涉税行政诉讼的不断增加在增加纳税人权利救济概率的同时,也给涉税司法裁判的专业化提出了挑战。囿于税收事项的复杂性和技术性以及大量税法不确定概念的出现,法院在审查税务机关针对涉税事项作出的法律解释和事实认定过程中,倾向采取保守、被动态度对税务机关的行政解释和自由裁量进行直接吸收,很少直面纳税人的诉请,即对税务机关作出的决定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和监督。法院对争议焦点的模糊审查或不作为降低了纳税人对交易行为的预见性,使纳税人权利频繁限于危险境地。因此,审慎确立司法对税收行政解释予以尊重的范围和标准至关重要,有必要通过完善税收授权立法、推动涉税审判的专业化和提升税收行政解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为司法尊重原则的行使确立必要界限,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税收司法审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