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仪式:谢晋电影语言与“现代化”

在新中国电影中,英雄人物的死亡往往伴随着仪式化表达,谢晋的《红色娘子军》也是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谢晋电影中死亡仪式的表达或不再使用,或被改造成了“死—生”仪式,即把情感的表达更多投向未来。谢晋电影语言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变化与彼时“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思潮不无关系,而这一思潮背后更有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大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立足当下,我们可以看到,电影的仪式化表达应该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与观念意识形态的关系不大,谢晋在大变革的时代既顺应了“现代化”的要求,也坚持了传统的审美。

谢晋体育电影的电影史意义与创作启示

在谢晋导演的创作生涯中,他的成名作《女篮5号》与最后一部影片《女足9号》都是体育电影,唯一的喜剧片《大李小李和老李》也属这一类型。这三部影片在批判现实主义的视角下凸显出家国情怀、时代精神与忧患意识,关注人性探讨中的悲情意识、女性美与影戏传统,注重类型突破与艺术创新,延续并拓宽了中国体育类型电影的创作,对中国当下体育电影的创作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也为世界体育类型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彰显出重要的电影史意义。

谢晋研究中的议程诱导与拨乱反正

谢晋是公认的电影大师。迄今为止,谢晋研究可分为创作伴随期(1957—2001)、“盖棺定论”期(2001—2011)、拓展更新期(2011年至今)三个时期。关于谢晋的研究已是成果卓著,但其研究过程中存在“作者论范式误区”“朱大可批评的议程诱导”和“比较方法的视野缺席”三大问题。目前对谢晋的研究应当主要聚焦于他导演艺术层面的研究,主要包括选题、立意、演员指导、镜头语言、艺术效果等五方面。其中,谢晋的导演风格在题材选择上尤为突出,即偏爱女性题材、现代人物和“偏主流”题材,这也是使其电影成为经典的重要因素。

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论谢晋电影创作的美学追求

在纪念著名电影导演艺术家谢晋100周年诞辰时,回顾其电影创作的历程,探讨其电影创作的美学追求,总结其融合在电影作品中的美学思想,无论是对于进一步深化中国电影史研究来说,还是对于推动新时代国产电影创作的繁荣发展来说,都是颇有意义和价值的。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曾说:“美学思想对一个从事创造的艺术家来说,具有本质论的意义,它只能从艺术家的心灵里流出来,却不能‘造’出来。”1的确,谢晋是一个有自己美学追求和美学思想的电影导演艺术家,他在长期的电影创作中不断通过艺术实践充分表达与逐步完善了其美学追求和美学思想,在这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艺术经验;他的电影作品及其美学追求、美学思想和艺术经验,为中国电影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后人珍惜和传承。

银幕之外:群众影评与谢晋电影的“交互式创作”

在当代中国电影导演谱系中,谢晋无疑占据着一个极为关键的位置。长期以来,学界对谢晋电影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文本批评”与“美学阐释”的研究框架占据了一定的主导地位,鲜有对谢晋导演社会活动的关注。研究聚焦谢晋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社会性活动,考察其与80年代普通电影观众、业余影评员以及群众影评组织间的交流和互动,发现了谢晋“交互式创作”的内在逻辑。一方面,聚焦谢晋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讨论其与群众影评浪潮的互渗,并在双方的交互进程中,推动了群众影评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建构;另一方面,群众影评通过对话、商榷等多元化的方式,积极参与对谢晋电影的评论,而且以“历史微声”的特点,介入到80年代“谢晋模式”的讨论谱系,建构出区别于电影知识分子的话语场域。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对群众影评的考察,发现“谢晋电影”的意义生产并非局限于“电影文本”,更多则呈现在银幕之外的社会文化范畴中,并成为透视文艺“人民性”的典型艺术实践。基于此,经由谢晋与群众影评的情感交互,我们试图开辟一条再次审视“谢晋电影”的民间通道,以期丰富、拓展目前学界对谢晋电影研究的疆界。

论谢晋“反思”题材电影作品中的“鲁迅因子”

谢晋在选择电影改编剧本题材的时候,有意识地选择与鲁迅文学精神有着内在沟通的“反思文学”题材的作品,而在具体编导过程中,亦有意识地突出和强化与鲁迅相关的人物情节和思想主题,其作品中“鲁迅因子”体现为以下三点:对祥林嫂般小人物命运的人道主义关怀、阿Q似革命幽灵的复活、鲁迅式“改造国民性”主题的再现。由此可以看出,谢晋如同鲁迅一样,是一个坚守“弱者本位主义”的人道主义者,是一个主张“改造国民性”、胸怀“立人”理想的启蒙主义者。

谢晋模式的电影共情:《高山下的花环》与新主流电影

共情是研究谢晋电影的一个重要的视角和方法。一方面研究谢晋作为创作者如何编码情感符号与共情叙事,如何将个人的共情过程推衍成一个全民的共情机制;另一方面研究观众作为接受者如何解码谢晋电影的共情机制,文本的情感自治机制如何触发观众的个人情感生成。在新时代中国电影新发展的节点上,以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为样本,重新审视谢晋模式,进而中立地看待谢晋电影的共情装置,对当前中国电影的情感缺乏困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情理辩证法与“中间距离”——论谢晋电影中的传奇叙事

传奇叙事是中国叙事诗学的主导性范式,谢晋电影的主要文化根源是传奇中的苦情戏这一分支,但谢晋并没有完全效仿苦情戏将最终实在回归于情感审美满足的模式设置,而是通过对情理结构的辩证处理,递进到一种历史修辞的表述。在这个表述的过程中,谢晋将其修辞立场放置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一个被勘测出来的“中间距离”上,而这种“中间距离”,使得他能够在主流话语和大众接受之间,取得一种微妙的平衡。

主流时代视域下谢晋电影创作研究

文章研究主流时代视域下谢晋的电影创作。作为贯穿中国影像史半个世纪的第三代导演,谢晋的电影创作之路十分坎坷。在他的电影创作过程中,总有批判的声音,但谢晋没有停滞不前,随着时间的沉淀,其电影创作越发多元。谢晋创作的影片总是紧跟时代主题,反映当下政治,通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提到谢晋的电影,总能想到其所展现的主旋律的创作形式,还有丰富多元的女性形象和发人深省的故事主题。谢晋导演在时代中反思,在反思中创造,其电影中展现出来的超前思想影响至今,在大主题下表达自己对世界的哲学思考,关注当前中国的女性形象,打破传统、颠覆认知,不拘泥于过往题材,勇于批判现实,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电影大师”。在多年的经验探索中,如今推出了电影的“谢晋模式”。谢晋在创作中所表达出来的时代性、叙事内涵、多元女性形象,共同形成了其电影独有的创作特色,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谢晋骂过我

我结识谢晋缘于电影《女儿红》,那是1995年。我是编剧,该片由谢晋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儿子谢衍执导,归亚蕾和周迅饰演片中女主角,中国香港寰亚影业公司出品。谢晋很关注儿子的这部处女作,开拍那天就在现场候着,但不多言,不对儿子指手画脚,谢衍也很放松。

谢晋: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艺术高峰

作为中国电影第三代导演的代表,谢晋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谢晋电影创作的三个阶段均有其代表性的作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影片体现了中国电影伦理情节剧传统的最高成就。这一传统采用现实主义电影叙事手段,用戏剧性、典型化的方法基本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编制故事。从《孤儿救祖记》、《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到谢晋的电影,都体现了这一被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电影传统。谢晋电影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有如下特点:其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女性,且其起点比较低。这个女性从家庭里跑出来,成为孤独无助的人,找不到理想和出路。而就在这个时候,她会遇到一个比她更成熟、更年长的男性。这个男性一般都是革命理想的象征,他会帮助她去克服种种困难,使她从孤独无助的状态中得以解脱,从而渡过危机,超越自我,最后进入到一个革命大家庭当中去。在谢晋电影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其影片的故事模式发生了变化,往往是某个男性主人公被冤屈,被打成"右派",或被流放,受到社会排斥;最后影片中最漂亮、最善良的女人却喜欢上这个被排斥的男人,最终用家的温暖、用女性的温暖和情感的温暖去抚慰他被集体所排斥时产生的创伤。第三阶段的谢晋电影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困惑的挣扎状态,而这一阶段同时也伴随着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终结。谢晋电影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其实已经基本结束,虽然他自己还是非常努力地做了很多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无法真正让电影回到大众生活当中去,因为这个时候不仅仅是谢晋电影,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没有观众,所以这个时期他逐渐退出了电影的中心舞台。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永远都是高峰,但谢晋电影在两个时代都是高峰。从1949年到1976年,他是那个时代电影的杰出代表之一。如果说有的艺术家是超前时代的话,那么谢晋就是一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他更多地把传统、西方、当代结合到一起,一直保持和时代同步,成为中国主流电影30年的代表。谢晋是谢晋时代的高峰,而且也是中国电影黄金时代不可逾越的经典大师。

影像传奇叙事视野里的谢晋电影

从中国电影原初叙事建构的源头和流变过程中重新审视"谢晋电影"和"谢晋电影现象",是一个值得一试的观照向度。在此过程之中系统梳理有关于此的研究成果,以传奇叙事理论的"双重原则",阐释"谢晋电影"和"谢晋电影现象"的真实内涵,进而在中国电影传统的百年绵延中确立"郑正秋——蔡楚生——谢晋"的标识性联线。

八○后文化视阈中的谢晋电影

谢晋作为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导演,一直备受评论界的关注。如何对其进行整体性的评价,对其电影独特的价值与地位作出定位,这也是电影理论界亟需解决的问题。目前,在主流媒体中,我们所看到的批评家主要集中在50后和60后的学者中,而80后的学者还不是很多。我们知道,由于每个人生活的时代不同,其文化视阈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阐释也就有着显著的差异。山东师范大学目前这批电影学的硕士研究生,基本上都是80后,在他们的文化视阈中,依然肯定了谢晋"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的地位;谢晋电影的艺术魅力在于其典型的现实主义风格;有必要厘清"谢晋模式"和"谢晋风格"之间的差异;至于转型后的谢晋电影,则似乎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也没有再续以前的辉煌。这标明谢晋在对商业化浪潮自觉规避的同时,并没有找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电影再创辉煌的基本道路。

谢晋电影潜在的“史诗”意识及整体建构

关于谢晋电影及其风格,人们试图从各个角度、以各种方式去评说,但最终都归结为一点:“说不尽的谢晋”。本文仅从谢晋影片的史诗风格入手,以一种皈依文本的视角剖析其潜在的史诗意识和整体建构。

历史的讽刺力——谢晋遭遇了蝴蝶效应之后

对于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谢晋模式"讨论,即使是从纯粹纪念的角度,二十多年之后,也到了给出一个是非曲直的结案陈词的时候了。从时代变迁、历史检验和蝴蝶效应的双重角度可以重新审视谢晋模式讨论。1986年7月18日年轻学者朱大可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2000字短文,"一不小心由文学研究卷入了电影批评",其后果却是在中国的电影批评界掀起了一场"谢晋电影模式"讨论的轩然大波。这件事情的不合常理,与洛伦兹的蝴蝶效应不合常理几乎完全一样。可是尽管朱文有严重错误,却无人理会,且并不妨碍其后一系列附和和拔高式文章的炮制出炉,"谢晋时代应该结束"的观点被进一步提出,谢晋电影成了电影界知识分子展现其优雅才能的学术演练场。理论准备似乎还没来得及充分就绪,理论批判的目标就出现了。谢晋导演似乎一下子就从天之骄子变成了被以严肃口吻揶揄挤兑的艺术弃儿,就连辩护者也无力回天。这次冲击波对谢晋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谢晋的电影创作思路受到重创,以《最后的贵族》为标志,这位曾经无与伦比地执著于电影艺术的创作者进入了其电影创作的休克状态和转型期。鉴于当时的处境,钟惦棐先生写了一篇语重心长的题为《谢晋电影十思》的文章,但其对谢晋电影及其讨论中引发的各种问题的深入思考及得出的结论,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领会其良苦用心,这些都应该得到重新解读,意在以史为鉴,汲取历史的教训。这次讨论,尽管在当时撼动了中国主流电影传统模式的稳定形态,但历史本身的讽刺与羞辱从来都是辛辣的、有力度的。我们看到,在高度产业化的利益驱动之下,一度被撼动了的传统模式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更加具有左右逢源的修辞性姿态强势全面回归!好莱坞虽江郎才尽,但却依然故我、踌躇满志继续大规模地征服世界,更具讽刺性的是,这种回归的理论的呼喊与细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粗犷有力、肆无忌惮和明白无误。

现实精神与戏剧表征的融合——论谢晋电影的艺术品格

在谢晋电影中,一方面体现出强烈的现实精神,其题材与人物塑造大多源于时代审美趋向,具有很强的社会印记。同时,又呈现出明显的"戏剧性"特征。其"戏剧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叙事的戏剧化、人物形象设计的对比性、视听语言的象征性等三个层面。不同的历史阶段,随着外在创作环境的变化和时代文化观念的革新,谢晋电影中的现实精神和戏剧表征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形态,但两者紧密结合这一基本的艺术品格贯穿其艺术创作的始终。

体育:民族、家国与爱情——论谢晋的体育电影

谢晋的体育题材电影是他的创作构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迄今为止的三部体育电影是他对体育与民族、国家、事业、爱情的关系的影像呈现。本文试图通过对《女篮5号》较为细致的解读揭示出谢晋在故事背后所隐藏的关于党、革命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的深层意蕴及叙事策略。

“谢晋模式”再审视——论谢晋电影的叙事策略及其典型意义

谢晋电影以擅长从"文革"政治伤痕中提炼"美的因素"并戏剧化地解决个体与集体、国家、民族间的矛盾疏离而著称。这一历史叙事模式兼具"人性论"的态度传达和国家意识形态表述两种文化诉求的糅合,在中国电影史上无疑具有突出代表性和典型策略意义。

谢晋——20世纪中国主流电影的杰出代表

通过对谢晋电影、对中国电影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回顾,可以对其电影创作中体现的国族想象、以家论国的主题意义,儒家文化道德理想和精神底蕴,进行深入的探寻。此外,通过对谢晋电影叙事形式和镜语系统的检察,还可以进一步认识谢晋电影在拓展和创新中国主流电影形式中的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