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继马后”谣谶的造作生成

“牛继马后”谣谶见于《宋书》《魏书》《晋书》诸正史中。《宋书》之“牛继马后”服务于沈约《宋书•符瑞志》天命史观的著述目的;《魏书》之“牛金生睿”也并非完全出于敌国立场,更多是因袭旧说;诸书“牛继马后”史源均指向孙盛的《晋阳秋》。但通过对孙盛行迹的考察及对《魏氏春秋》的文本互证,可知孙盛造作“牛继马后”可能性不大,更大的可能则是桓玄出于篡晋的需要,与时任大将军文学祭酒的徐广造作了该谶,并将其羼入所谓辽东本《晋阳秋》中。“牛继马后”的造作依托于《玄石图》,其由魏之祥瑞变为晋之图谶,又从晋之图谶变为晋之灾异。以旧符谶论证新天命,反映了魏晋时代的谣谶政治传统。

谣谶与爻占:大传统视野下的民谣功能考辨

对民谣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行知识考古和历史还原,在民谣史料的发掘与解读的基础上,分析民谣的谶示功能,揭示民谣与古老的爻占传统之间的相通性,并进一步追索出谣谶与爻占传统共有的文化原型,乃是对神圣言说,即"神谕"的敬畏心理。

谣谶流传与“五胡乱华”

西晋时期有关少数民族的谣谶大量流传,深刻反映了民众对少数民族内迁的担忧。谣谶在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首领争相宣传与利用对己有利之谣谶制造舆论,争夺正统。少数民族首领认识到汉文化中天命的神圣,这启发和引导着他们由单纯倚重武力征伐而转向武力与德行并重。这种转变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走向产生了一定影响,引导着汉族民众对少数民族政权的看法和心理预期。

论汉代《易林》古歌中的谣谶及其与谶文化的融通

汉代《焦氏易林》有四千多首繇辞,文本生成既是衍《易》的结果,也和谶文化渊源深厚。《易林》古歌的歌谣体和谣谶及大部分谶言的表达方式具有一致性,采用的是较为鲜明的四言或三言诗歌。谶的功能是占筮预测未来,《易林》古歌与之契合,其中不少林辞直接取材谣谶,具有渊源关系,总体上林辞编撰与谶文化能在多个层面相融通,是对谶文化的吸纳和彰显。

论唐前小说对谣谶的书写

在隋炀帝大规模禁绝谶纬以前,谣谶便以召唤解读的姿态嵌入了唐前小说,以史书为参照,可以发现小说对谣谶的书写取纳广泛、生动漫衍且社会功用突出。从谣谶之诗性、人民性和预言性特征出发,它与小说的碰撞显示出散体—韵体、文人—民间、故事—谶应三个维度上的叙事张力,此类小说也由此具有了诗性、民意与宿命色彩合诸为一的特质,可见小说自萌芽起便从未断绝与诗歌和民间文学的联系,并始终隐含着中国古代宿命观。

《晋书》中谶谣的史载特点

谶谣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独有的预言性、神秘性、朦胧性和操纵指导性等特性,以及童谣、谶语、诗谶和梦谶等多种表现形式,在古代文献典籍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明代以前,谶谣多散佚,保存下来的谶谣多载于正史以及散文笔记中,而至魏晋,谶谣发展行至鼎盛时期,又以《晋书》中所载最为集中,且谶谣虽然无论在形式上抑或内容上都与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记载时却多列于五行而非艺文或音乐。由此选其为例,以期可观魏晋时期谶谣史载特点之一二。

宋代浙闽赣地区的科举谣谶传播

浙闽赣三地是宋代科举最发达的地区,各类人才位列全国首位,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一区域留存至今的科举谣谶分布密集,生动反映民众对科举的强烈诉求。就三地科举谣谶的数量,内容的广泛、生动,以及应谶行为的活跃程度皆与其科举盛况、人才兴盛在全国的地位相对称。三地的科举谣谶形式相近,主题相似,其传播现象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一方面,其内容反映三地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心态;另一方面,其地域分布的状态则折射出宋代科举谣谶区域性传播现象。

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现象解析

谶谣盛行 ,是太平天国时期神秘政治文化现象的明显表征之一。题材上 ,此时的谶谣主要是围绕清朝与太平天国争斗事体者。这与当时战乱之下社会动荡、人心惶惑、迷信氛围浓烈的环境条件密不可分。谶谣的流布固然离不开盲传盲信的社会群体 ,但不论是清朝还是太平天国方面 。

童谣与谶纬

古代文献中的谶谣绝大部分都是童谣,因为在那时的人们觉得儿童与自然近,与"天"通,"天意"能借儿童的无意识话语泄露出来,人们可经由童谣窥测"天意"。这将童谣与一般民谣区分开来,启发和推动了童谣和儿童文学的自觉,但也由于谶纬的过度神秘化和直接的工具意识使童谣的艺术本性受到压制。

中古小说中的谶谣研究

中国古代的谶谣乃是一种舆论性的预言,体现着当时人们对于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的态度。但古代人们曾一度认为谶谣乃是荧惑星下降教授小儿,所以体现着上天的旨意。现对这种观念加以考察,并就中古小说中的谶谣加以研讨。

童谣、儿歌、谶谣辨释及闽南童谣的特色

童谣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是我国民间文学中最古老、也是最绚丽的花朵,凝聚着流芳百代的“童子之情”,始终焕发着“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心动”的独特艺术魅力。童谣具有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经口耳相授,代代相传。传统的童谣具有口头性、变异性及集体性创作特征,而现代童谣则多了科普性与趣味性。从“谣”与“歌”、童谣与儿歌、童谣与谶谣、童心归来等几个方面探讨童谣的特征、历史源流与变迁,分析了闽南童谣的特色。

谶谣与两晋南北朝政治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生活深受谶谣的影响和支配。从内容看,当时的谶谣主要分为预见总体政治形势、预测具体政治事件、预言特定政治人物三种类型。从实践看,谶谣不但在政治决策、劝谏君王、改朝换代、民间抗争、确立年号、任官选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还发展成为政治斗争的预警手段和另类武器。作为一种常见的言论标签,谶谣能够盛行,离不开谶与谣各自的特点、社会的普遍心态以及观风察谣的政治传统。

论谶谣神秘主义背后的工具性本质

谶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神秘的历史文化现象。在谶谣神秘主义的面纱后面,却是最现实的工具性本质。作为舆论工具和政治工具,是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基本和最大的社会功用,直至当代,它以不同的形式在中国传统神秘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谶谣社会功用的演变,实质是其工具性本质的演变。

浅析宋代政府对谶谣的规避防控

宋代因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社会自由度较大。民众往往以谣谚作为载体议论朝政,向统治阶级表达看法与观点,抒发内心情感。谶谣是谣谚的一种特殊形式,指将来能够应验的预言,具有预言性与应验性,古人往往对谶谣的预言作用是深信不疑。因此,宋代政府对待不利于维护其统治与社会安定的谶谣、谶纬之学,往往采取严禁传播以及严厉处理的方式对其规避防控。

谶谣：一种特殊的社会语言

西周宣王时，在都城镐京(今西安西南)的大街上，有一群儿童边走边唱：“糜弧箕服，实亡周国。”周宣王听说后十分惊慌，当即下令将街上卖糜弧(用野桑树做的弓)箕服(用箕草编织的箭袋)

浅析宋代谶谣中的社会历史

历代都有很多谶谣流传,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带有预言性质的谶谣却常常被视为妖言,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也往往被忽视。本文试从宋代谶谣涉及的内容着手来分析谶谣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历史,并指出一些谶谣的制作原因、背景及影响。以求更客观地看待谶谣的价值。

宋代谶谣的社会功能与价值

宋代谶谣的产生取决于宋代特定的社会背景,其流传又对宋代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得宋代谶谣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宋代谶谣除了涉及政治以外,还涉及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为研究宋代政治、经济、文化、民风民俗提供了最直观的历史材料。而谶谣作为一种特殊的民间文学形式,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及自由活泼的表现形式对宋代及后世的诗歌、话本小说、人物传记、文人笔记等文学作品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谶谣是如何自我实现的?——以民国《金陵塔碑文》的源起与流变为中心

《金陵塔碑文》作为一则广泛流传的谶谣,在近代中国经历了至少7个版本的变化。其制造、传播、流变与定型,是一个不断肢解、增饰、遗忘和重构的动态过程。该谶谣早期文本主要指涉国共对峙,但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它不断被掺入崭新的文本,指涉对象也相应转向中日矛盾。谶谣自我实现的方式在于,其制造者和传播者为迎合民众或自我需求对碎片化的隐喻片段不断再编码,不同时期的历史诉求推动阅读者创造新的解码系统,再编码后的文本经过新解码系统得出的讯息,一旦在多歧性的文本中寻找契合现实的阐释,就会形成自我验证的闭环。近代知识分子在科学和迷信之间的首尾两端,正是“社会化的自我”与“人性化的自我”交织冲突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