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谤书说”驳议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以毕生精力,总结先秦史学的成就,适应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需要,首创一部纪传群分的《史记》。他留给我们的这一份珍贵遗产,至今仍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及世界各国人民所爱重,是人类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但是,象《史记》这样一部历史巨著,在其传世之初,就有人诬蔑它是一部发泄私愤的谤书,使它蒙上一层不洁的尘翳。拂试掉这些尘翳,推倒这些不实之辞,不仅是正确评价这部书的问题,也可说明治史态度问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论宫刑与《史记》的关系

本文在坚决排除《史记》为“谤书说”的前提下,指出宫刑对《史记》的影响表现在著述动力、作家心理变化和在作品中寄寓个人身世之思几个层面,其主要方面是在文学情感而不在政治,由此而厘清了宫刑与《史记》著述这一极为敏感细微的问题。

《史记》辨旨——关于《史记》创述宗旨三种观点的现代解读

自司马迁创作《史记》以来 ,古今学人对《史记》的创述宗旨提出了多种见解 ,实录说、发愤著书说、谤书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看法。这些观点都包含着深厚的历史意蕴 ,立论各有所据 ,但均对《史记》的创述宗旨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误读。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解读 ,探析出现这些误读的原因 ,探讨隐藏在这些观点背后的时代文化内涵 ,既可加深我们对《史记》及《史记》研究历史的了解 。

关于《史记》“贬天子”问题的解读

关于《史记》"贬天子"的问题,颇受到后人的争议,一方面《史记》"谤书"说直接根源于其"贬天子"之法,另一方面《史记》"贬天子"之法被人认为是背离《春秋》之义的。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顾及几条关键性史料的重视,我认为《史记》"贬天子"并没有背离《春秋》之义,而是明显存在着思想上的内在继承与演进,同时与《史记》"贬天子"直接相关的"谤书"说则又明显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史记》"贬天子"问题的产生,实际上是多具现实寓意的,一方面是与汉武帝时"亡秦之迹"的法家式的内外政策及其产生的相关问题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则又是与太史公儒家式的思维方式内在相连。在多重的现实因素的左右下,太史公通过"直书"的变式——"曲笔"的方式,以秦为鉴,暗针时弊,从而承《春秋》"讥天王"之义而至于"贬天子"之法,以规正汉武帝之失,进而达到"反王道之本",为后世立训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