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童谣与谶纬、谶语、诗谶的对比

中国古代政治童谣是重要的诗歌文化现象,人们常将它和谶纬、谶语、诗谶等混为一体,其实差别是明显的:童谣的预言准确性大得多,而谶纬基本是编造;与诗谶相比,诗谶是出于说诗的好奇心理,童谣是之前的特意政治人事预测;和谶语相比,只有语言形式的差异,一个取诗歌的样式,一是用一般语言表现。

詩讖入史:正史所載南北朝帝王詩讖的文學文獻學意義

南齊文惠太子蕭長懋詩現僅存的兩首七言詩(殘句),都經歷了從"詩"到"讖"的被建構過程,這種現象在南北朝帝王詩歌中屢見不鮮,梁簡文帝、陳後主、周宣帝、隋文帝、隋煬帝等帝王之詩都有類似境遇。因製詩作讖的目的性與選擇性,這些帝王詩均以詩讖的形態保存於正史《五行志》和部分紀傳之中,且均爲殘篇,個別字句在建構過程中還被有意改動。這種詩歌存録方式,不僅保存了作爲詩和詩讖兩個面貌的帝王詩歌文本,也爲動態地考察每個文本的生成、傳播與接受提供了可能。這對於基本靠1録的先唐詩歌而言,在文學、文獻學方面別有意義。

论两宋时期禁谶与应谶的矛盾性

谶纬杂说兴盛于两汉时期,经过南北朝与隋唐时期多次禁毁,却收效甚微,直至两宋时期仍非常盛行。两宋时期的禁谶诏令与朝臣禁谶奏章,史不绝书,从而与两宋君主的信谶行为与国家事务中的应谶举措形成鲜明对比。分析两宋时期禁谶与应谶的矛盾现象,揭示这种矛盾性的实质与影响,显然可以从一个非常关键的角度具体阐释中国古代谶纬之说的兴盛与屡禁不止的一大原因,进而有助于引发对中国古代舆论控制的进一步思考。

宋代诗谶的思想渊源及诗学阐释背景

诗谶是以谶验为媒介,将诗歌作品与诗人命运相结合以达到互相印证之目的的一种诗歌阐释方法。宋人笔记诗话中大量记述诗谶,并从诗谶阐释诗意的现象不是偶然出现的,这与宋人共同的思想意识、诗学观念紧密相关。首先,是宋代史学观念深化的结果;其次,是儒家“天命”思想与传统诗学“以意逆志”说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三,是宋人以气象论诗论人之风的深化。

宋代诗谶的类型划分及心态解析

诗谶作为诗歌阐释方式之一,从它诞生之日起,便对诗歌创作及其阐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人对诗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诗谶文献,而且将诗谶广泛地运用于诗歌阐释当中,这种现象与宋人特殊的生存方式、思想观念、学术风气以及诗学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宋代笔记诗话中的诗谶文献作细致分析,以多重视角对宋代诗谶进行类型划分,解析其阐释心态,这对研究诗谶与宋代诗歌创作和诗学阐释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東漢圖讖的成立及其觀念史變遷

東漢圖讖包括河洛讖與七經讖兩部分,成立時間並不相同。河洛讖基本定型於西漢平帝時,是方士鼓吹漢室再受命的產物,與儒學經義無關。建武年間校定圖讖,又加入一些新莽末至東漢初產生的、宣揚光武帝統治合法性的讖記。七經讖則是東漢初校定圖讖,牽合河洛讖與儒學的產物。編造者將某經的不同傳記加以拼合連綴,再加入河洛讖或其他宣揚劉氏天命的内容,形成新的文本。漢代以後,政治背景轉變,圖讖失去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逐漸回到數術之學的範疇。從西漢末到六朝隋唐,圖讖的性質在時人觀念中大致經歷了數術—儒學—數術的變遷。

谶的“源”与“流”——从预言发展角度的考察

谶起源于先秦,剧变于汉代。张衡《请禁绝图谶疏》一文所反映的正是谶的源头本义与流变衍生义在东汉时期的共存状态,因此,谶在汉代呈现出极为复杂甚至看似矛盾的形态。谶的本质是政治预言,将谶置于预言的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综合其“验”义与谶字记载来展开研究。文章认为:(1)谶的兴起,得益于战国时期的求验风潮,其出现是此风潮发展至极致的结果,具体时间最早在战国末期,至晚在秦汉之交;(2)谶与战国预言一脉相承,其原初形态是一种深受新天道观影响的,以“异象记述+占断之辞”为主要表达形式的,被方士标榜为“验”的象数占验预言;(3)谶的侧重在汉武帝之时开始转变,由“重术”转向“重言”。谶的“重言”特质导致其在逐渐兴盛的过程中不断去占化,进而被形塑成包含不占之谶辞、图谶、经谶在内的各种新形态。

论唐前小说对谣谶的书写

在隋炀帝大规模禁绝谶纬以前,谣谶便以召唤解读的姿态嵌入了唐前小说,以史书为参照,可以发现小说对谣谶的书写取纳广泛、生动漫衍且社会功用突出。从谣谶之诗性、人民性和预言性特征出发,它与小说的碰撞显示出散体—韵体、文人—民间、故事—谶应三个维度上的叙事张力,此类小说也由此具有了诗性、民意与宿命色彩合诸为一的特质,可见小说自萌芽起便从未断绝与诗歌和民间文学的联系,并始终隐含着中国古代宿命观。

“牛继马后”谣谶的造作生成

“牛继马后”谣谶见于《宋书》《魏书》《晋书》诸正史中。《宋书》之“牛继马后”服务于沈约《宋书•符瑞志》天命史观的著述目的;《魏书》之“牛金生睿”也并非完全出于敌国立场,更多是因袭旧说;诸书“牛继马后”史源均指向孙盛的《晋阳秋》。但通过对孙盛行迹的考察及对《魏氏春秋》的文本互证,可知孙盛造作“牛继马后”可能性不大,更大的可能则是桓玄出于篡晋的需要,与时任大将军文学祭酒的徐广造作了该谶,并将其羼入所谓辽东本《晋阳秋》中。“牛继马后”的造作依托于《玄石图》,其由魏之祥瑞变为晋之图谶,又从晋之图谶变为晋之灾异。以旧符谶论证新天命,反映了魏晋时代的谣谶政治传统。

基于《红楼梦》中诗谶的传统文化探究与可视化表达

谶语,是一种在文字或图画中预言未来的符号。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小说文本内容中蕴含的神秘色彩引发了人们无数的争论,而书中不同种类的谶语恰恰彰显了这种神秘的魅力,并且具有高度的研究与传承价值。本文以谶语为切入点,旨在探讨生成艺术在传统文化输出方面的潜力,尝试Processing编程语言在表现《红楼梦》诗谶可视化表达上的可能性,以此来引发人们对诗谶的关注和反思,促进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从而凸显红学的社会意义和创新价值,完成对传统文化与新媒体交互方式的再创造和新解读。

名应谶文与段妃家族:慕容垂奔秦原因新考

慕容垂奔秦,是其与慕容儁一系矛盾长期积累后爆发的产物。慕容垂名应谶文与其妃段氏家族势力,是矛盾激化过程中两个重要因素。慕容垂早年坠马折齿,慕容儁为羞辱他,将其改名为■与当时流传于河北、关中地区的“三羊五眼”谶文相合,应谶者有天命之象。慕容儁复改■为“慕容垂”以避谶,并对慕容垂严加防范。慕容垂之妃段氏出自鲜卑段部,其家族兄弟段勤、段龛等相继降燕,在前燕的段部旧人中甚有威望,极易成为支持慕容垂的潜在政治力量,威胁嗣君慕容暐的地位。慕容儁发起巫蛊之狱,进而迫害段氏诸人,慕容垂与之关系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枋头之战后慕容垂奔秦。

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现象解析

谶谣盛行 ,是太平天国时期神秘政治文化现象的明显表征之一。题材上 ,此时的谶谣主要是围绕清朝与太平天国争斗事体者。这与当时战乱之下社会动荡、人心惶惑、迷信氛围浓烈的环境条件密不可分。谶谣的流布固然离不开盲传盲信的社会群体 ,但不论是清朝还是太平天国方面 。

“赤九”谶与两汉政治

"赤九"谶与"赤精子之谶"性质相近,皆为西汉成帝之时甘忠可、夏贺良等人所撰,目的在于劝说成帝封禅改制。此谶虽为成帝而造,但在成帝之时并未产生效果,其作用发挥于西汉哀帝以至东汉章帝期间。哀帝于建平二年六月的改元易号,是受其影响。莽汉之际,"起兵者皆称后汉"的局面与其颇有关系。更始帝与汉光武先后以移花接木的方式将"赤九世"坐实为自己,藉以证明天命在己,获取士民归附。"赤九"谶还对东汉前期的政治有着重大影响。东汉的宗庙制度是围绕它建立起来的,东汉前期以"制礼乐"为政治目标,也是受其推动。"赤九"谶之所以能具有这种影响,是两汉之际的特殊历史背景造成的。

试论“谶”与“纬”的区别——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谶"本是假托神意兆示人间吉凶的预言;而"纬"则是相对于"经"而言的,是指汉代方士化的儒生与儒学化的方士以神学迷信观念阐释儒家经典的著作。由于"谶"与"纬"曾一度在两汉时期合流,并形成盛极一时的"谶纬"思潮,因而古人往往将纬书称为"谶纬",或单称"谶"。于是后世人们也多将"谶"与"纬"相提并论,甚至有人认为"谶"与"纬"名异实同。本文对"谶"与"纬"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了考察,认为"谶"与"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同中有异,并非同一概念。

童谣与谶纬

古代文献中的谶谣绝大部分都是童谣,因为在那时的人们觉得儿童与自然近,与"天"通,"天意"能借儿童的无意识话语泄露出来,人们可经由童谣窥测"天意"。这将童谣与一般民谣区分开来,启发和推动了童谣和儿童文学的自觉,但也由于谶纬的过度神秘化和直接的工具意识使童谣的艺术本性受到压制。

诗谶说的文学批评价值

诗谶是鉴诗者将诗歌作品与诗人或相关人物命运相结合,以求诗歌与史实或本事互相印证的一种诗歌批评形式。它包含着兴亡谶、穷通谶(科谶与仕谶)、贫富谶、寿亡谶、祸福谶等内容,是汉儒以谶解诗、诗学与命理学结合的产物,虽然披上了宿命论外衣,却汲取并深化了古代诗论的言志言情、知人论世、诗可以观、气象观诗说等多方面的内在精神。正确评价诗谶对批评地接受传统诗学遗产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古代谶兆文化中的“五色”信仰

笼统地说,"五色"即指"五彩"。"五色"信仰在中国古代谶兆迷信中占重要地位,主要以五色云、五色水、五色鸟、五色灵芝、五色笔等形态出现在物兆或梦兆中。"五色"信仰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从这一学说引申出来,"五色"不仅成为祥瑞的象征,还可以代表个人的尊贵。这一信仰是其他单色信仰所无法匹敌的。

类比、还原与谶纬之《诗》学——纬书的情性《诗》学观谫论

董仲舒综合儒家和阴阳家的学说,以宇宙与社会相比附,将人与社会伦常都看作阴阳五行的推衍,从而将天人感应学说进一步理论化、精细化。董仲舒的学说中经翼奉,影响了谶纬诗学。谶纬诗学接受了翼奉的观念,以情性说《诗》。而其所谓性即五行,情即六情,以历律为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期、四始、五际、六情、十二律等观念,以此来定位诗。如此,诗就成了阴阳五行的消长变化的产物。在具体的诗说中,《诗纬》也采用了类比与还原的方式,在《诗》与天地阴阳之间建立一种匹配关系。《诗纬》诗学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

谣谶与爻占:大传统视野下的民谣功能考辨

对民谣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行知识考古和历史还原,在民谣史料的发掘与解读的基础上,分析民谣的谶示功能,揭示民谣与古老的爻占传统之间的相通性,并进一步追索出谣谶与爻占传统共有的文化原型,乃是对神圣言说,即"神谕"的敬畏心理。

谣谶流传与“五胡乱华”

西晋时期有关少数民族的谣谶大量流传,深刻反映了民众对少数民族内迁的担忧。谣谶在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首领争相宣传与利用对己有利之谣谶制造舆论,争夺正统。少数民族首领认识到汉文化中天命的神圣,这启发和引导着他们由单纯倚重武力征伐而转向武力与德行并重。这种转变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走向产生了一定影响,引导着汉族民众对少数民族政权的看法和心理预期。